漢武帝的驚喜
古代南方絲綢之路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漢代。
公元前四世紀，印度人所著的《治國安邦術》一書中曾記載了“産自中國成捆的絲”。這說明，在公元前四世紀時，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傳入印度。1986年，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出了大量公元前十一、十二世紀來自印度和緬甸的齒貝。由此可見，南絲路的開拓已經相當久遠了，即使在西北絲綢之路開通之後，漢武帝仍有意從這條沒有匈奴幹擾的捷徑由印度通往西方。
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公元前126年，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曾見過蜀布和邛竹杖，深以為奇，經詢問才知這是由身毒（古印度）轉運而來的。這意味着，當時從中國到印度的民間商道已開通，這也是中國古代關于南方絲綢之路（蜀身毒道）最早的記錄。
公元前122年，曆經磨難的張骞從西域回到長安，漢武帝聽到張骞的上奏，十分驚喜，決心打通從西南到印度的官道，于是封張骞為博望侯，派遣四路秘使，分頭探索通往古印度的道路。
當時的中國西南地區，為衆多的少數民族部落占據，漢人稱其為“西南夷”。西南一帶與漢族統治區域往來較少，當時漢代的中央政權也沒有覆蓋到這裡。
漢使最遠到達的地方為西南邊陲的滇越，這個地方因人們善于坐在大象上作戰，故名“乘象國”，估計是今天的越南、泰國一帶。當時西南一帶非常閉塞，對外面的情況一無所知，據說滇越首領好奇地問漢使：漢朝和我們誰大？後來夜郎國王也提過類似的問題，這個故事後來成了一個成語——夜郎自大。
此後，漢王朝在此設郡理事，逐步完成了對西南一帶的開拓。至東漢永平年間，中央勢力已達到滇西邊隅，在此設置了永昌郡，可以直接與緬甸、印度交往，而連接西南與印度的這條南方絲綢之路也由此逐漸繁榮，成為一條著名的國際大通道。
南方絲綢之路以成都為起點，全長大約2000公裡，主要有三條線路：西線稱為牦牛道或靈關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崃）、青衣（雅安）、窄都（漢源）、邛都（西昌），最後抵達葉榆（大理）；東線稱焚道或五尺道，也從成都出發，經古道（宜賓）、朱提（昭通）、夜郎（威甯）、古味（曲靖）、滇池（昆明）至葉榆（大理）；東西兩線在大理交彙後形成永昌道，從葉榆出發，經永昌（保山）、騰越（騰沖）抵達緬印地區——此後2000年來，這條古老的驿道從未中斷，直至清末民初還十分繁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的滇緬公路和中印公路也是沿着這條古道修築的。
唐蒙進言面對北有匈奴虎視眈眈、南有南越伺機而動的局勢，漢武帝決定改變漢朝自開國以來沿襲的綏靖政策，準備通過武力解決來自周邊不同方向的威脅。
為了解當地情況，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派使者唐蒙出使南越。在南越王的招待宴席上，唐蒙吃到了一種産自蜀地名為“枸醬”的小吃，讓他感到頗為好奇。據說，枸醬就是今天茅台酒的起源。
唐蒙對于蜀地的物産能夠跨越重重山水運到南越之地感到不解，南越王告訴唐蒙：“道西北戕牁，戕牁廣數裡，出番禺城下”。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南越王至死也不會想到，他用“枸醬”宴請唐蒙的行為最終導緻了南越國的滅亡。唐蒙回到長安向漢武帝報告了他的“新發現”，并進言：“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然後沿牂牁江南下，打南越國一個措手不及。
漢武帝以唐蒙為郎中将，帶領一千士兵和負載内地各種物資的一萬餘人，從巴郡的符關（今泸州市合江縣）進入夜郎國（今貴州一帶），恩威并施，招撫了夜郎國後，建立了“西南夷”的第一個郡——犍為郡。
公元前135年，夜郎君長多同被封“夜郎侯”，他積極配合西漢中央政府開始修建蜀身毒道。公元前111年，長多同應诏赴長安，封為“夜郎王”。同年，漢武帝征服了南越國，打通了南方絲綢之路。
《華陽國志》曾記載這樣一個故事，當時僰道令（相當于宜賓地方主官）修建僰道緻百姓怨聲載道，漢武帝派唐蒙到現場執行斬殺令。可憐的僰道令臨終前哀歎：我雖然在益州做官，遺憾的是這輩子連成都也沒去過啊！唐蒙動了恻隐之心，把僰道令押到成都，讓他親眼見識成都的繁華後再行問斬。
《漢書》記載：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說明當時的成都，已經是中國五大都市之一。
作為起點的成都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在成都置益州剌史部，分管巴、蜀、廣漢、犍為四部。秦末漢初時，成都取代中原已經被稱為“天府”。西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業已十分發達，設有“錦官”，故成都至今都有“錦官城”“錦城”之别稱。其他手工業如巢絲、織綢、煮鹽、冶鐵、兵器、金銀器、漆器等都很發達。從秦漢開始，成都的商業就非常繁盛，已成為全國著名的大都會。
西漢時的成都，人口達7.6萬戶，近40萬人。“少城”為成都商業最發達的城區，那裡商品堆積如山，商店、貨攤栉比。此外，漢代成都的文學藝術也達到很高的水平，司馬相如、揚雄、王褒是當時全國最有名的文學家。
1956年，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一枚很有曆史感的郵票，其圖案就取材于四川地區漢代的畫像磚，生動描繪了四川人民安居樂業的生活場景。
1981年，考古學家在成都金牛區金泉街道發現了兩座東漢墓葬，即“曾家包漢墓”。墓室和甬道兩側的畫像磚保存完好，是研究漢代成都社會風情的重要例證。
由于四川盛産生産漆器的主要原料——漆和朱砂，所以成都成為了中國早期的漆藝中心，也是當時世界漆器工藝的中心。經過戰國至秦的發展，到了漢代，成都漆器迎來了爆發式發展。揚雄的《蜀都賦》中“雕鐫扣器，百伎千工”就描繪了漢代蜀地工匠制作漆器的盛況。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漆器殘片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成都漆器，從其工藝可看出3000多年前的蜀人就已有人為的裝飾工藝和審美了。2000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隊在成都商業街發現了一座大型戰國船棺合葬墓，出土的漆器種類包羅萬象，每一件漆器都是色彩亮麗、紋飾斑斓的絕世珍品。
2012年7月，考古隊對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老官山漢墓”進行了曆時一年多的考古發掘，共清理西漢時期土坑木椁墓4座，出土了漆器、陶器、銅器和鐵器等620餘件。
該墓葬内還發現了920支醫學竹簡，部分醫書極有可能是失傳了的中醫扁鵲學派的經典書籍。4台蜀錦提花機的模型，是第一次出土完整的西漢織機模型，填補了中國絲綢紡織技術的考古空白。
舉世矚目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500件漆器，是全國各地發現漢代漆器中數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其中不少漆器有“成市草”戳記，說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
1924至1925年，在朝鮮平壤附近的樂浪古墓中出土大量有紀年銘的漆器是漢代四川廣漢郡官漆作坊生産的。
今天，當你走進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成都市博物館，依然能看到漢代時那精美絕倫的成都漆器以及制造蜀錦的織機複制件，領略到幾千年前成都工匠那高超的技藝和成都繁華的市井氣息。
成都，也是中國茶文化的誕生地。
《華陽國志》對漢代四川地區的産茶作了高度概括：“自西漢至晉代二百年間，涪陵、什邡、南安、武陽皆出名茶。”據《輿地紀勝》《四川通志》記載：蒙山在西漢時已經開始種茶。
山水賦靈氣，南方生嘉木。周武王代纣時，西南諸夷從征，蜀人開始将茶帶入中原地區。
而中原地區的飲茶習慣，主要由四川傳入。公元前361年，秦惠文王命司馬錯率兵由陝西入蜀，滅掉巴蜀苴國，并徙秦民一萬戶到蜀地。後來，秦攻楚國，經過頻繁的戰争和大量人口遷徙流動，茶樹與飲茶習俗才逐漸傳開。
由于成都地理位置特殊，又是全國五大都市之一，西南最大的城市和商貿中心，成為南方絲綢之路的始發地便是自然之事了。
南絲路上的古遺址
西出成都70公裡的邛崃市，古名臨邛，一直有“南絲路第一城”的美譽，2000多年過去了，這裡至今還保留着一段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遺迹。
在邛崃平樂鎮的騎龍山上，至今仍保存着完好的古驿道遺址。這條古道寬約一米，喚作臨邛古道。順着蜿蜒起伏的山脊，古道時隐時現，一段是鵝卵石，一段又換成了石闆路，有的地方石闆又壓在了鵝卵石上。中央用平頂大鵝卵石砌成一條筆直的中心線，兩旁鱗次栉比地用鵝卵石鋪砌路面，十分牢固。
據考古部門多次考古發現，這條道有漢、唐、宋、元、明、清這幾個連續時期古道的遺迹。巴蜀絲綢、鹽、鐵經此遠銷雲南和東南亞各國。自唐以後，騎龍山上的這條古老商道，又嬗變為茶馬古道的一條重要支線。
根據邛崃市文史資料，公元前二世紀，司馬相如即由這條“臨邛古道”出使西南夷。它也是當時成都通往吐蕃、黨項、南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要道之一。《三國志》說，蜀漢丞相諸葛亮曾經從這裡出發，平定南方少數民族的叛亂。
與臨邛古城相連的大北街，街道兩旁店鋪林立，酒肆、茶館衆多，曾是南絲路的必經之道，自古被稱為“一個永不散場的老集市”。
南絲路的物資主要來自川、滇等地，而南絲路中國境内的最後一站永昌郡，是南絲路上重要的貨物中轉站和集散地，川、滇等地商人在此和緬甸、印度等商人進行貿易，用蜀布、竹杖、杞醬、鹽、茶葉換回金銀、玉石、象牙、海貝、琥珀、玻璃等物品，随後印度商人帶着這些蜀地特産進入緬甸、印度境内。
如今看來，西南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通商之路，更是一條民族遷徙和文化融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