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一份《關于“調查研究”的調查》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這份材料提出了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過程中值得注意的“十多十少”問題：一般幹部挂帥的多，領導幹部挂帥的少；漫無邊際的多，充分準備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層的少；昂首望天的多，當小學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參加勞動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幹幹淨淨的多，滿身油膩的少；帶走的東西多，留下的東西少；“十月懷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對此，毛澤東批示：“此件印發工作會議各同志。同時印發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志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
調查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也是一項嚴肅的工作。真正做好，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對此，毛澤東有充分的發言權。他自己就是搞調研的行家裡手。從湖南一師時期“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遊學，到革命歲月中在贛南、閩西的一系列社會調查，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準備八大而集中一個多月聽取的34個部委彙報，毛澤東留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論十大關系》等一系列經典著作，為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打下了重要的認識基礎。
毛澤東搞調研，着重注意五個問題。
第一，調研題目怎麼來？不是拍腦袋拍出來，而是“問題導向”，是為解決問題找辦法。毛澤東曾說：“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為了解決黨内關于農民運動是否“過火”“幼稚”的争論而産生的。從1927年1月4日起，毛澤東曆時32天，行程70多公裡，調研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親眼看到許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感到“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裡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當前的農民運動“好得很”。他回到長沙後，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中共湖南區委因此糾正了在農運工作中的右傾偏向，為幾個月後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衆基礎。第二，調研對象怎麼選？毛澤東認為，要有典型性。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在一次指導調研的講話中說：“有同志要問：‘十樣事物，我調查了九樣，隻有一樣沒有調查，有沒有發言權？’我以為如果你調查的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丢掉了，那麼，仍舊是沒有發言權。”找調研典型，要根據不同情況具體劃分。比如，農業按地理分，“全國了解兩個鄉，南方一個，北方一個，這樣對中國的農村就有一個基本概念了”。工業按行業分，“比如煤礦、冶金、機械等，各了解一個廠礦就差不多了”。還可以按先進的、中間的、落後的進行劃分，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毛澤東把這種通過個别典型而逐步深入的方法叫“解剖麻雀”。
第三，調研以什麼形式？毛澤東喜歡開調查會，作讨論式的調查。他認為，隻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隻随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的。開調查會之前，要預先作準備，确定調查綱目，綱目要細緻，比如“商業”是個大綱，“布匹”“糧食”“雜貨”“藥材”都是細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綢緞”各項細目。毛澤東在尋烏開展的被他稱為“最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就是按照這個綱目進行的。在會上，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總結衆人意見。不明了的、有異議的，再提起辯論。會議人數要依調查人的情況決定。善于指揮的，可以多到十幾個人或者二十幾個人，人多能得到比較正确的回答。若是指揮能力欠缺，也至少需要三人，不然會囿于見聞，不符合真實情況。
第四，如何讓幹部群衆說真話？各個人特點不同，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毛澤東認為，“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衆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讨厭”。他看得很明白：“群衆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所以，要“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也遇到過這樣的情況。請幾個農民來談話，一開始，他們很疑懼，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後來，毛澤東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他們慢慢有了笑容，話也多了起來。到後來，他們毫無拘束，熱烈地讨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
當然，面對調查中可能遇到的眼花缭亂的實際情況，也要做好準備。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派人去河南調查人民公社化運動時，特意囑咐，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産隊長就隻找生産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衆談話就不要找幹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隻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所以，勤于動腦筋，就能更好地了解調研的真實情況。毛澤東有個精辟總結：“群衆不講真話，不怪群衆，隻怪自己。”
第五，誰來記錄調研情況？毛澤東反複強調：“自己當記錄，這是調查的一個要點。”調查不但要自己當主席，而且要自己做記錄。自己做記錄可以更深入地掌握第一手情況，及時發現問題。自己動手和看别人總結好的書面報告是兩回事。毛澤東調研時的記錄、總結，大多是自己完成的。他在69歲高齡時還表示，雖然很多調研記錄是在他精力充沛的時候做的，但“現在調查時要我做詳細的記錄，也許還可以，我想試試看”。
毛澤東搞調研沒有排場。他以“竹杖芒鞋輕勝馬”的姿态，穿起藍布長衫，蹬起草鞋，拿起雨傘就走，穿街過巷，訪商店進農家，在田頭和農民一起勞動。調研是科學決策、防止失誤的工作方法，是傾聽群衆呼聲、感受群衆疾苦、總結群衆經驗、吸取群衆智慧的重要途徑。不能為了應付任務而走過場，更不能成為攀比政績的“秀場”。在這方面，毛澤東以實際行動作了表率。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