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才能減少貿易戰帶來的損失，并最終獲得貿易戰的勝利？這不僅取決于戰場上的厮殺拼奪，還取決于後方的運籌帷幄、指揮布陣、系統配合，中國目前需要做出貿易、金融、經濟、法律等域内域外的系統禦敵準備。
要做好長期應戰的準備
打仗就要對戰役的規模、耗時有評估，判定是一城一池的小範圍沖突還是事關全局的生死之戰，是全員備戰還是局部準備。
由美方挑起的貿易戰無疑不是小範圍沖突，一要看清特朗普的志向絕不是做一屆總統就“告老還鄉”，與中國在各個方面盡可能糾纏下去将是其争取民意的一種重要手段；二要看清這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全面打壓和反制的開始，這是大國之間的地位得失較量。當務之急是要謀劃如何應對和破解美國一輪、二輪，甚至多輪的貿易挑戰，甚至要做長期準備，準備多種應對預案。
不要隻想着在貿易領域應對
現在很多人依然在思考如何在貿易領域對付特朗普政府，卻未看明白其是通過下一盤大棋來提升美國的國際地位和競争力——加息、縮表、減稅、放松金融監管、貿易戰。
中國若是隻想着在貿易領域對付特朗普政府，那這場博弈的結局已是不言而喻，而若想在各方面都做到萬無一失，那帶來的挑戰無疑是空前的。
中美兩國比較，現在的中國不僅實力稍弱，而且經濟發展階段也與美國存在差異：美國早已進入後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處于工業化後半期;美國經濟當下正處在強勢上揚的窗口期，在關閉貨币放水的閥門，而中國在打開貨币放水的閥門;美國在開門迎接美元回流，中國在關門防止資本流出;美國的核心技術供給充裕，中國的核心技術供給短缺。
如此背景下，中國于戰略戰術上都不能輕視對手，當務之急是要突出強調手段的針對性、系統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貿易戰中如何将自身優勢發揮到極緻？
貿易戰永遠不會是零和遊戲，大多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結局，交戰雙方都會緻力創造條件把自身的優勢發揮到極緻，并會對對方的軟肋猛力出擊。
在貿易戰短兵相接之時，中國除了要對美國逐輪挑起的貿易戰見招拆招外，還要在出口市場替代及出口産品多元化上盡快做出部署。同時，在進口美國商品方面，要考慮關稅與非關稅措施并用，對那些達到相當進口規模，且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産品不排除加征更高的關稅，對一些銷量較大的技術性産品，可效仿美國的做法，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做出限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相信中國一年少進口幾百億美元飛機并不會對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造成多大的不良影響，這也是通常所講的“與其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出口競争，比拼的是産品成本及技術含量，比拼的是供應鍊的管理效率。進一步提升出口産品競争力，中國在降低産品生産及銷售各環節成本方面仍有改善空間，對全球平行采購零部件、在中國集成組裝後再出口的産品，在進與出兩個環節都應有相應的金融配套服務政策和稅務政策安排，而對那些零配件或模組件從國内上遊供應商采購，完成集成組裝後就可赢得國外市場需求的産品，要通過延長供應鍊金融服務鍊條，切實解決其上遊生産廠家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從而從價格上提高出口商品的競争力。這一直是金融業服務的一個薄弱方面，也是金融業大有可為的一個領域。毋庸贅言，對這類産品的出口也應予以稅務政策優惠。而無論從系統提升出口産品競争效率，還是從擴大國内市場方面看，降低國内經濟活動交易成本、提升制度資本效率都是要下大功夫解決的問題。
不能期望與他國結成“反美戰略聯盟”
自美國挑起貿易戰以來，人民币一度呈現加速貶值。雖然人民币貶值可一定比例對沖美國對中國出口産品增加關稅的影響，但中國的出口商品不隻有美國一個市場，并不會因人民币貶值而使生産和流通成本降低。如果以貶值來維持出口，也就等于要壓縮中國出口商品的價值創造空間，另外中國更要考慮彙率變化幅度過大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如人民币國際化、“一帶一路”倡議等。因此，以貨币大幅貶值來應對貿易戰算不上一種上佳的選擇。
此外，财政政策的功能之一是在調整經濟結構中發揮特有的作用。在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時，财政政策除了在鼓勵出口方面可有所作為之外，還應效仿美國的做法，在某些商品進口征稅上做出豁免。同時，擴大内需應是中國應對貿易戰的一個選項，故在降低其他國家日常消費産品進口關稅上還可做出進一步調降。而從上半年的稅收增速及規模來看，中國的确存在減稅空間。高負債目前已成為中國應對貿易戰的一個沉重的包袱，從國家整體負債結構上看，财政部門也應在約束國企、地方政府壓縮債務規模等方面發揮作用。
在應對貿易戰方面，現在尤其是要盡快落實已承諾的各種對外開放措施，并積極消除對民營資本投資的歧視性限制，中國要像對待外資一樣對待非國有資本，給予它們與其他資本一樣的投資信心和機會，如果講要限制資本的肆意擴張，隻能限制那些與權貴結合的資本，一個非公有資本缺位的經濟體最後很難成為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體。
美國挑起的貿易戰一方面使一部分國人警醒，中國需要的不是自吹自擂，而是要更多找出自己的軟肋；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發展核心技術、提高産品質量、推動産品升級産生了倒逼作用，這既是迎接外部需求變化挑戰的需要，也是滿足擴大内部需求的客觀需要。
不言而喻，當今的國際貿易競争越來越多地體現為技術能力的競争，故中國應從美國挑起的貿易戰中充分吸取教訓，動員各方面技術資源和資本力量，對于受制于人的各種技術，發揮體制優勢，開展短、中、長期技術攻關。對一些關鍵技術領域的創新，中國要像當年搞“兩彈一星”那樣，卧薪嘗膽、久久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在需要相當的技術資源和資本資源長期投放的過程中，如何從制度上和體系上保證有關的技術創新始終保持領先性、有效性将是一個必須解決好的問題，以短期行為或投機心理，是不可能解決好中國這樣大國的技術創新問題的。
中國不要寄希望與他國形成“反美戰略同盟”來平抑戰局的惡化。要防止西方國家在特朗普高壓之下對美國的迎合，要看到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沖突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在價值觀、意識形态領域的沖突是很難通過經濟交換化解的。
同時要看清，目前存在的國際貿易争端處理機制已很難對美國發揮約束作用，美國采取了杯葛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大法官任命的辦法，使得7個上訴大法官目前隻剩4人，到今年9月時将隻剩3人，到明年年底時隻剩一人，這導緻上訴機構即将處于癱瘓狀态，無法組成需要3名大法官的上訴庭。各成員國雖可對其他成員國提起貿易訴訟，但完成一審裁決後卻無法完成敗訴後的上訴。而由于WTO成員協商一緻的機制，目前各成員對此狀況尚無解決辦法。這是中國在制定反制貿易戰措施時應充分考慮的不利因素。
關浣非
某國有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曾在香港及内地創建多家産險、壽險公司并任董事長、總裁。
責編：陳惟杉
美編：孫珍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