彙率穩定是相對的
過去3年，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大緻維持在6.2~6.9的箱體區間。按照發達國家彙率變動的曆史看，這樣的區間波動屬于“基本穩定”。比如1999年歐元誕生之後，歐元兌美元彙率經曆了随後9年的從1.15到0.82、再從0.82到1.60的劇烈變動。從2008年6月到2014年4月大緻盤桓于1.20~1.50區間，保持基本穩定。
2014年之後，美元貨币政策轉向，而歐洲堅持原有甚至小幅擴大QE力度，歐元兌美元開始進入1.03到1.16區間盤桓，2017年4月之後，随着歐元準備退出QE，歐元兌美元彙率進入1.15~1.25區間盤桓。
事實上，彙率穩定都是相對的，基本是長期的區間震蕩，而且波動區間有寬有窄、有高有低。同時，彙率也不取決于單一國家的政策變動，彙率波動是兩個國家綜合經濟政策和情況的反映。比如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歐洲極度量化寬松，美國有次貸危機、歐洲有主權債務危機。這種情況下，歐元、美元誰強誰弱，從彙率（貨币比價關系）上極難看清楚。歐元兌美元彙率保持較為寬幅的區間震蕩，而不是單方面的大起大落。同理，也不可以單方面苛求人民币兌美元波動幅度過窄，這不僅取決于中國的政策，更取決于美元的強度變化。
有些經濟學家無視美元指數不斷走高的事實，一味盯住人民币變化并發出這樣那樣的警示，這有悖彙率變動“相對而言”的基本常識。也就是說，人民币兌美元是否會破7，取決于中美兩國的政策和經濟狀況。因此，需要提高人民币彙率波動的容忍度。容忍度越低，人民币彙率越接近兌美元的固定彙率制度。
在開放條件下，彙率變動容忍度越低，中國貨币政策越被束縛手腳，這是“三元悖論”的基本原理（編者注：“三元悖論”也稱“三難選擇”，由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就開放經濟下的政策選擇問題所提出，其含義是本國貨币政策的獨立性、彙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不能同時實現，最多隻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标，而放棄另外一個目标）。
外彙市場變得更加理性
當然，中國企業和公衆對人民币彙率變動已經習以為常了。盡管人民币一貶值，一些财經媒體上就會出現“危言聳聽”的觀點，但總體而言，市場已經變得更加理性。尤其是本輪貶值過程中，老百姓兌換美元的沖動遠不及上次那樣強烈。
為什麼很多人對本币貶值有着較強烈的恐懼？這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有很大關系。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從泰铢貶值開始，而亞洲各國的壓力大都來自本币貶值。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但那時的東南亞國家大都采用的是“固定彙率制度”，在長期貿易逆差的過程中，本币在該貶值的時候不貶值，從而積累了很大程度的高估，招緻國際空頭炒家惡意攻擊。
也正是金融危機的教訓，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浮動彙率制度”，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其核心内涵也還是“浮動”。“浮動”意味着彙率更多地按照市場意願随時調整，無需中央銀行的經常性幹預，這也節省了大量的外彙儲備。對貨币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可能也是無奈而必然的選擇，但這未必是最優選擇，最優或更優的選擇是創立新的貨币彙率制度，這勢必挑戰現行國際貨币體系，但難度很大，強勢貨币國家不會允許哪個國家遊離于現行國際貨币體系之外。
中國已經實施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币，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而且對日間波動容忍度已經非常大。所以，人民币抗壓能力已經大幅提高。沒有理由反對人民币在有序、可控的情況下貶值，哪怕是“破7”。
與此同時，必須時刻警惕人民币被惡意做空，并出現攻擊性貶值的情況，且有能力對其進行反制。措施不隻是抛售外彙儲備這樣的下策，還包括提高遠期結售彙保證金，讓彙率投機客即期抛售，而遠期買回的成本大幅提高，這是好方法，比加息提高人民币投機成本的辦法好。
不必過于擔心物價問題
有人擔心人民币貶值會引發國内物價上漲。
誠然，有些國家貨币貶值導緻物價上漲，但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通常來說，貨币貶值導緻物價大幅上漲的國家，消費品的對外依存度比較高，貨币貶值會導緻進口商品價格更貴，從而導緻物價整體上漲。
中國是個産業門類相對齊全的國家，絕大多數消費品國内都能生産，日用消費品對外依存度并不高。所以，人民币出現一定程度的貶值，不會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響。
當然，個别産品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大豆、石油等對外依存度較高的産品。但這類産品國際市場價格本身波動就很大，而人民币彙率變動幅度是有限的，隻要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好的購買能力，那麼人民币貶值就不會導緻物價劇烈變化。
因此，隻要沒有發生惡意攻擊性的大幅貶值，就不必過于擔心中國的物價問題。
有些經濟學家無視美元指數不斷走高的事實，一味盯住人民币變化并發出這樣那樣的警示，這有悖彙率變動“相對而言”的基本常識，要提高人民币彙率變化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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