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論壇适逢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圍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經驗和挑戰展開研讨，聚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以及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等領域的可持續發展。
本屆論壇上，與會嘉賓就公共管理與互聯網、公共管理與生态文明等話題展開讨論，《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論壇現場帶回了部分嘉賓的精彩觀點。
互聯網與人工智能時代的公共管理
江小涓（教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原副秘書長）：
涉及到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的領域，高度聯通是當代最本質的特征。
公共服務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低效率産業。2012年開始，服務業成為中國第一大産業，2015年服務業比重超過50%。傳統服務業本身是低效率産業，生産消費同時同地、人對人，不能使用高效率的機器設備。公共服務是傳統服務業的典型形态，教育、醫療、文化、養老等服務，都不能用機器設備替代人力。在制造業效率幾十倍提升的同時，傳統服務業包括公共服務，效率很難提升。公共服務成本上升較快，即使服務總量不變，也需要國民收入中越來越大份額的投入。
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可能具備商業化提供的條件，帶來的變化之一是政策邊界的移動，出現很多邊界模糊的新領域，企業介入公共服務領域。
例如，大型運動場要對老百姓開放，低價或者免費開放，但運作起來很困難。現在很多商業公司提供群衆的運動場地，雖然是商業公司，但其提供的場館活動收費标準比政府定價要低，而且不要補貼。這主要依托于兩點：首先是人數多，廣泛運用網絡，能夠高效組織所有大中小場館的時間分配和活動分配，所以商業運作成本更低，老百姓獲得更多實惠，這是聯通之後發生的變化。其次是群衆體育活動成為商機，比如廣場舞有些擾民，國家體育總局為了服務老百姓，動員很多專家去推廣，現在有很多商業化運作的網站在做這些事，即專門提供廣場舞活動服務。隻要有人數、有量就是商機。江小涓
薛瀾薛瀾（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人工智能的發展過程中，就業替代和不公平極化。
美國就業率和教育程度的相關數據顯示：受教育程度高，在遇到任何大的就業沖擊時，失業率都是最低的；但沒有高中學曆的人，失業率總是最高的。國外一所高校研究和評估了美國就業受人工智能和信息技術的影響：将近一半就業機會有很大概率會被替代，還有三分之一被替代的概率很小。還有很多觀點較為悲觀地認為，人工智能大規模替代白領工作會導緻收入分配的極化。這個問題需要高度關注和深入研究。
人們關注人工智能的另一個話題是數據安全與個人隐私保護。
人工智能依靠大數據，但如果數據質量不高，或者有人對數據動手腳，可能創造所謂帶欺騙性的行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高度關注，包括政府之間的數據共享和隐私保護等問題。
如果公衆沒有充分地認識了解，對技術的運用可能會有很多反對意見，比如轉基因、核電等領域。零風險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必須要在不同風險之間進行權衡。世界經濟論壇提出，新型科技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中，人工智能排在首位，在經濟、地緣政治方面，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影響都是最頂尖的。
吳紅波
張德華張永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秘書長兼首席專家）：
人工智能必須要有監管，比如智能駕駛的法規能不能跟得上？國家在規制上有了安排，産業就會跑得快一點。
規制往往是國家行為，在早期需要區域的突破，實現規制由點到面的發展。新加坡舉全國之力打造未來的交通中心，為智能駕駛做一個示範區。中國能否實現自動駕駛和出行産業的全球領先，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也做一個示範區，示範将來所需要的制度突破、法規突破，這對未來整個産業的發展和國家規制的創新都是非常有幫助的。讓新興産業，特别是系統性、前沿性的産業保持領先，必須與社會性、體系性創新結合起來，讓二者互動。
曹峰（清華大學中國社會風險評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從學術角度來說，社會控制是指用來規制被認為是越軌、犯罪、制造麻煩等行為的機制，表現為禁止、譴責、懲罰、賠償等等。社會控制無處不在，大家安靜地坐在會場，其實是社會控制的效果，亂走動會受到其他聽衆的譴責；為什麼看到紅燈會停下來，因為闖紅燈會受到譴責。社會要維持秩序，社會控制不可或缺。我們所要思考的問題是，人工智能對社會控制會産生哪些影響？
讨論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控制，就不得不提到社會數據化的問題。現在社會成員的一舉一動都記錄在案，每天的工作内容、日程，從單位内部與其他人的往來到朋友圈的互動，還有微信上的隻言片語、網上購物的信息，每個人的工作、生活、社交、教育、娛樂、運動都越來越頻繁地被數據化，每個公民的日常軌迹清晰可見，無處不在，這些記錄定位、識别、分類每個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互聯網人工智能時代。
管理社會可能需要人工智能被應用于監視行為，但是在攝像頭和人工智能面前，人變成了透明的人，監視行為通過人工智能更加廣泛地滲透到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特别是以公共場合的電子眼為代表。現在的技術，包括語音識别、面部識别、運動模式識别等，在促進社會穩定和社會治理方面，人工智能正在增強政府的社會控制力，但是增強社會控制力有沒有問題？這是需要考慮的，比如斯諾登揭露棱鏡工程這樣的案例值得我們思考。
公共管理與可持續發展：改革是推動生态保護的重要途徑
吳紅波（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清華大學全球可持續發展研究院聯席院長）：
部門的協調機制條塊分割、互不通氣是不少國家行政管理機構的頑疾，但是可持續發展目标和其他具體目标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且具有全球性和普遍适用性。比如水和環境衛生問題，這涉及飲水、農業、航運、氣候、衛生等部門，不是一個部門可以包辦的。考慮到可持續發展目标跨領域、跨行業的性質，要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标，對于一個國家的行政部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對于中國的公共管理相關部門主要提出了以下幾點問題：第一，促進理念的轉變，作為公共管理主體，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應當充分發揮作用，促進政府機構和全體國民對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生态文明的認識，盡快實現從傳統發展理念到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曆史轉變。第二，要進一步加強政策協調，可持續發展涉及到國際和國内政策，涉及國家和地方規劃，涉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應該将可持續發展目标納入政府部門的相關政策和規劃，努力加強各部門的政策協調。第三，創新協調機制，可持續發展具有跨部門和跨領域的性質，所以希望各個部門能夠共同努力加以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标落實也需要公共管理創新機制，讓政府部門、非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行動起來共同落實。第四，可持續發展涉及千家萬戶，因此全體公民有機會參與可持續發展工作，加強政府、企業、民衆的互動，并落實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的責任共擔。第五，加強執行手段，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标的涉及面廣，所需資金巨大，因此需要動員公共和私人資金，發動政府、社會、企業、科學界以及個人共同落實。第六，注意落實績效，可持續發展目标後續審查和評估也是公共管理關注和研究的重要問題。
張德華（雲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市長）：
多年來玉溪市把保護撫仙湖作為生态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确保了撫仙湖的一類水質，為美麗雲南的建設做出了玉溪的貢獻。改革是推動撫仙湖生态保護的重要途徑，我們堅決按照中央和省裡的要求，推進生态文明建設，主動積極推進生态文明的改革，大膽調整管理機制。
撫仙湖涉及三個縣區，管理涉及20多個部門，統籌難度極大，嚴重影響保護治理工作。為破解這一難題，市委市政府實行統一監管，将三縣區涉及的相關職能委托澄江縣統一管理，在今年機構改革中整合水資源保護治理的領導決策職能，統一交由玉溪市領導小組負責，同時調整設置撫仙湖管理局，形成省市共管的新的保護治理機制。這是我國資源環境保護方面創造的新經驗，也為其他湖泊保護提供了可複制模式。
王亞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如何看待中國特色的河長制？河長制确實有效，這個體系因政策而生。
在2000多年的中國曆史中，解決洪水問題，必須通過中央集權的資源分配方式才能應對，所以中國的體制就是為了治水而生的，我們在治水方面有天然優勢。所以我們這套體系由政府來負責，各部門分工、分級來管理。名義上交給水利部門管理，但如果下級政府不能解決問題，那麼上級直到中央一級政府要去解決，這是一個分層治理的邏輯。
從另一方面講，河長并沒有增加新的行政崗位。實際上它也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傳統，當一個事情很難管理的時候，就要讓主要領導介入。我們有一句話，千難萬難，領導重視就不難。所以說治污先治人，河長制傳遞信号，讓領導更加重視這個問題。
現在回過頭來看，流域綜合管理是西方國家的經驗，他們進行廣泛協商，是因為他們的體制不适應治水。他們和我們的國情差距太大，他們沒有我們這樣的曆史和傳統。大部分西方國家基于聯邦制，聯邦制的政府必須要協商，比如我們發現印度恒河的水治理非常糟糕。
齊晔（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在過去30年，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全球擴張，這種擴張有很多優越性但不可持續。
全球化保障了資本效率在全球範圍内進行優化和提高，但是資源的效率在全球範圍内降低，環境影響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所以從總體環境情況看，局部變好，特别是在發達國家，而環境污染企業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所以污染物的跨界傳輸，現在變成新型的環境問題。
在這一大背景之下，缺乏管理和管理不善将風險推及全球，并帶來治理挑戰，涉及到生态環境退化、社會問題湧現、文化建設任務艱巨等方面。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雲不散、兵戎相見時有發生，我們面臨着一個大的調整時期。(本文圖片由《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胡巍攝)
責編：陳惟杉美編：孫珍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