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炅喊出“我們是，快樂家族”那句話時，他的夥伴們并沒有在台上出現。他穿着紙殼做的衣服，衣服并不合身，比他身形大很多，何炅做起動作來更顯笨拙。但這種笨拙，恰恰也成了節目“笑果”的一部分。
這是5月24日，長沙湖南衛視1200平米演播大廳。《快樂大本營》（下稱“快本”）正在錄制20周年特别節目，主持人何炅為節目準備了一段特殊舞台表演秀。随後，是他的一段獨白：“在1998年，我來到了《快樂大本營》，那一年我24歲，就遇到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攝像師适時把鏡頭緩緩推至何炅臉部大特寫，捕捉到他眼裡的淚光。導播間陷入一陣沉默，後排有幾個女編導低頭擦淚。但這畢竟是一檔販賣快樂的節目，感傷的氣氛隻被允許持續10秒。“1号機快點推上去喽！”長沙口音的導播通過對講發出指令，節目進入下一個環節，回憶還來不及發酵就戛然而止。從1997年到2017年，“快本”每周與觀衆見面，整整持續了20年，錄了一千多期。何炅則參與其中19年，是“快本”在位時間最長的主持人。到現在，這檔節目在綜藝界的地位依然難以撼動，最新出爐的2017年第一季度省級衛視收視率報告中，它位列所有綜藝節目收視率第一位。這無疑是中國持續時間最長且最成功的綜藝。
凡事人們總是容易看到成功的一面，但這檔節目也曾經曆過波折、低谷，幾近停播。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座流程精密的快樂制造工廠，它為觀衆生産快樂。生産過程中産生的各種情緒、複雜關系，則成為工廠裡的秘密，被節目組深埋到幕後去了。
一場飯局定何炅
何炅錄制的20周年特别節目接近尾聲，舞台背景音樂變成觀衆最熟悉的“啦啦歌”，何炅獨自一個人站在台上，張開雙臂把紙殼服裝左右展開再略顯吃力地向上提起，雙手高過頭頂。
看着何炅的表演，坐在台下的謝娜忍不住說了句，“有一種小小的身軀撐起了整片天的感覺”。
這檔節目有五名主持人：何炅、謝娜、李維嘉、吳昕、杜海濤，他們稱自己為“快樂家族”。何炅是節目當仁不讓的核心。但這個核心，最初的确立卻完全出于偶然。
最初，“快本”的主持人是李湘搭配新聞主持人李兵。1997年節目開播時，李湘隻有20歲，正在湖南衛視實習，隻是臨時頂班，節目組随時打算将其換掉。請李兵，則是因為他主持《晚間新聞》，全國知名，純粹是為了“蹭熱度”。
李兵之後，李湘身邊的搭檔換成了節目組以每期200元的身價從湖南經濟電台挖來的播音“一哥”黃海玻。那個年代電台節目影響力更大，黃海玻出門逛街隻靠聲音也能被聽衆認出來。
走出播音的“小黑屋”轉而做電視，黃海玻面對鏡頭總是顯得有些局促。主持了八個月後，始終沒能找到歸屬感的他正式請辭。節目組再度面臨男主持荒，全組人一起殺到北京去搜羅合适的對象。
又要放得開能上電視，又不能有播音腔，這樣的标準已經很難達到。再加上當時的電視體制沒有自由主持人一說，要主持節目，就要成為電視台員工，連同戶口、工作關系一并遷入湖南，這樣的選拔條件更讓很多應征者猶豫不決。
何炅當時在中央電視台搭檔劉純燕主持《大風車》，此前他曾經以嘉賓身份參與過《幸運3721》的錄制，作為湖南台的“老熟人”，他承擔了節目組在北京找人的地陪工作。找了一周毫無結果，準備回去的當天，為了感謝何炅的幫忙，他們請他吃飯，飯局上何炅表現活躍，反而一下讓節目組看到希望，邀請他試試。
吃這頓飯是在周三，周五上直播，還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當輔導員的何炅臨時和學校請假，周五下午才飛到長沙，和李湘相識于上台前10分鐘的化妝間。第一次做綜藝節目主持的何炅甚至不太會找機位，直爽的李湘告訴他：“沒事，你就跟着我就行了！”
原本節目組隻打算讓何炅代班救場，起初約定幫忙做四期。四期過後，節目已經離不開他了，又續約一次，延了一個月。
盡管何炅并不是央視正式員工，但台裡依然不允許他在地方台兼職。另一邊，每周五晚上要上直播，何炅周四晚就要坐飛機趕到長沙參加彩排，一周隻能在北外工作三天半，這樣的安排學校也不能接受。
兩個月過去，面臨兩方壓力的何炅決定退出。他和汪炳文長聊一個多小時，聊到最後，何炅甚至哭成淚人。最終的結果是，為了遷就何炅，《快樂大本營》把播出時間和當時台裡的另一檔王牌節目《玫瑰之約》對調，挪到周六晚上直播。
“這樣大的變動隻為一個主持人，這是我當時萬萬沒有想到的。”何炅說。面對如此興師動衆的挽留，他最終決定退出《大風車》，正式加入《快樂大本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覺得我對《快樂大本營》有一種責任，它是我的節目，我要對它負責。”
1999年，在湖南經視做時尚節目的主持人李維嘉以外景主持的身份進入節目，李湘、何炅、維嘉的穩定三人時代把《快樂大本營》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6月初，《快樂大本營》20周年系列節目現場，謝娜與藝人宋小寶錄制表白系列特别節目。（@視覺中國圖）江湖地位高
6月21日，新一期節目錄制當天，張藝興帶着專輯來做宣傳。他做介紹時，何炅全程幫他舉着CD面對鏡頭。聽到張藝興說自己剛拍完夜戲，連夜從劇組請假過來，何炅馬上對着鏡頭喊話：“感謝黃導準假”——黃導是指黃渤，他正導演自己第一部電影，張藝興是其中一名演員。何炅随口一句話，既感謝了黃渤，又友情替他的電影做了宣傳。
欄目組對明星的照顧簡直無微不至。那期的另一個嘉賓楊穎因為工作安排，要在九點半離開現場去趕飛機，錄制過程中，太過投入的導演們都忘了這回事，“誰是卧底”這個遊戲幾個嘉賓玩到興起，提議想再來一輪，何炅馬上提醒工作人員注意進度，快速推進到下一個環節。
明星是這檔綜藝最大的賣點。“我發現每次到明星表演節目，那段都是收視高峰，峰值一下就起來了”，編導劉樂接受本刊采訪時說，2016年年底韓東君“舞狗”那期的節目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戴着狗的面具，披着毯子，像舞獅子一樣舞動。結果這一段，創造了當天節目收視最高峰。“這麼一個看似很無聊的東西，大家覺得很好笑。”
“我們希望來這裡的每一個藝人都覺得我們是專業的，然後來這裡是輕松的。”制片人劉偉說，他們希望明星“不要有任何防備，不要擔心我們去挖他的八卦，不要擔心我們玩遊戲的目的是讓你出醜，這是我們的定位”。
對此，何炅也說，“我希望他們可以給我一些獨家的東西，但是一定要有我的分寸，不刻意去挖别人不好的隐私，得講溫情和道義。綜藝節目一定要搞，但是決不能惡搞，惡了就壞了”。
玩得恰到好處，收視率又高，“快本”和明星建立起依存度非常高的關系。中國社科院新聞所世界傳媒研究中心秘書長、電視節目創新研發專家冷凇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因為收視率高，影響力大，《快樂大本營》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宣發節目，明星藝人借助它的高收視宣傳自己的電影、電視劇作品，而他們的義務參與反過來又拉高了節目收視率。
王菲迄今為止在内地上的唯一一個地方台綜藝就是《快樂大本營》，唱了兩首歌。她的團隊也極其專業，錄節目前，從香港傳真過來10頁合同，事無巨細地規定好所有細節，幾次編導都以為傳完了，結果等等又再吐出紙來。
為了配合明星的檔期，節目組提前一個月就要對他們發出邀約，确認行程後，編導會和藝人做簡短的電話采訪，了解他們近期動态，據此策劃當期節目的主題。《快樂大本營》對所有明星都是零報酬，隻負責安排交通和食宿。明星一般提前一天下午落地長沙，入住湖南廣電旗下的聖爵菲斯大酒店，會有編導到酒店和他們溝通錄制流程，第二天上午做簡短彩排，下午化妝錄制。主持人一般也是提前一天到達，事先編導會把當期台本的電子版發給他們。
過去二十年裡，中國綜藝市場幾經變化，《我愛記歌詞》、《非誠勿擾》、《我是歌手》等綜藝輪番霸屏。到現在，綜藝節目更是迎來一個爆發期，據《2016年騰訊娛樂白皮書》顯示，2016年全國各大衛視共推出144檔綜藝節目，較前一年增長21%；而視頻網站也推出111檔自制綜藝。但這些競争者，都沒有影響“快本”的江湖地位，它的收視率一直居高不下，明星也頻頻露面。
有的明星不上真人秀，有的拒絕深度訪談，但鮮少有人會抗拒上《快樂大本營》。有一段時間，湖南衛視決定改版“快本”，更多邀請普通人參與，結果許多明星找來說：“我們也是普通人，你找我們吧。”
另一種娛樂
湖南衛視坐落在長沙市東北角，大樓被設計成代表湖南的h形，周邊視野開闊，顯得十分霸氣，樓下常年聚集着倒賣節目錄制門票的黃牛和前來支持偶像的粉絲，永遠人來人往。在長沙，隻要你說打車到湖南衛視，司機就會饒有興緻地問你去看什麼節目，支持哪個明星，就像北京出租車司機對中國政治了如指掌一樣，長沙的司機對娛樂圈的細節如數家珍。
這裡已經俨然成為中國的娛樂重鎮，每周都有衆多明星從全國各地飛到此處，聞訊趕來的粉絲更是熱烈，包圍廣電大樓的場面經常上演。現在人們已經很難想到二十年前湖南衛視艱難起步的景象了。
1997年，中國開始允許省級電視台上星面向全國播出，那年的1月1号，湖南電視台正式通過亞洲2号衛星傳送，并更名為湖南電視台衛星頻道，也就是俗稱的湖南衛視。
在此之前，湖南電視台身處内陸，缺少資金，在本土長期被長沙電視台壓制，隻得轉而面向鄉鎮觀衆，接到的廣告贊助不是飼料就是化肥，被當地人戲稱為“湖南化肥電視台”。
上星之後，競争環境更激烈，要想生存下去，隻有打破常規，彼時湖南電視台領導開始力推全面改革，實行扁平化管理，賦予制片人對節目的絕對權力。另一方面，任用人才不論出身與資曆，一切以能否做出好節目為标準，這樣的環境給了“電視湘軍”出頭的機會。
當時國内電視生态以嚴肅節目為主，僅有的綜藝是中央電視台的《正大綜藝》和《綜藝大觀》，沒有逃脫字正腔圓的晚會範兒。内容上，更是一本正經。
這時候，湖南電視台經濟頻道（湖南經視）還有一檔叫《幸運3721》的節目，很受歡迎。節目裡，主持人離開主播台，在台上蹦蹦跳跳，邀請明星嘉賓和台下的普通人一起做遊戲，對看慣了播報節目的觀衆來說，這無異于一股清流，其省内收視率一度達到驚人的50%，每到播出時就被競争對手稱為“黑色星期六”。
湖南本土對綜藝節目的接受程度之高與湖南人愛娛樂的性格分不開。據冷凇回憶，九十年代末，長沙已經遍地歌舞廳、遊戲廳，很多娛樂設備他在北京甚至都沒見過，但在長沙已經非常普及，“這樣的城市氛圍也為（娛樂）電視節目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湖南衛視也決定嘗試這種模式，又從歐美、港台的綜藝節目中吸取、借鑒了很多元素，開始籌劃《快樂大本營》這檔節目。設計之初，《快樂大本營》被賦予的職責就是“下死決心去教化”，真正實現一次娛樂革命。
抱着高期待，經過一個月的緊張設計和準備，耗資20萬的第一期樣片出爐，台領導看完成片沒說什麼直接斃了。之後的幾個月，節目組進行了三次修改，依然沒有滿足他的設想。
為了準确傳達自己的意圖，時任台長魏文彬親筆給節目組手寫一封信，闡述自己的想法。“我們受到的教育其實已經夠多了……如果坐在電視機前，電視機也在教育你，那多麼乏味！娛樂就是娛樂，不要裝腔作勢，隻要是健康的、無害的，那怎麼樣做都可以。娛樂節目健康就是導向。”
最終，在臨危受命擔任節目總制片人的汪炳文主持下，節目組結合《正大綜藝》四個方陣的基本形式，再借鑒港台、日本綜藝的遊戲環節和《幸運3721》的觀衆熱線互動方式，全新的《快樂大本營》終于有了雛形。
既要争取暑期龐大的學生觀衆，又要避開7月1日香港回歸的熱潮，《快樂大本營》第一期開播最終被定在7月11号。
播出第二天，質疑就紛至沓來。有人覺得節目中設置的獎品、獎金太多，節目組隻好把上限調整為9000元。有報紙對“娛樂化”大加斥責，認為它“低俗無聊”。為了消除質疑，從台領導到節目負責人都成了“救火小分隊”，每看到負面評論就主動聯系記者說明情況，同時邀請他們到演播廳觀看直播，才最終漸漸平息。
首播一年多之後，《快樂大本營》成為當時最炙手可熱的綜藝節目，在全國衛視掀起一股模仿潮流，一個由湖南衛視一統天下的快餐娛樂時代正悄然來臨。
“我總不能一輩子主持《快樂大本營》吧？！”
20周年特别節目錄制現場，何炅對這段曆史的煽情回憶，隻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不過十秒左右。很快，他就退場，換回紅色格子襯衫，再次上台。這時他已然收斂情緒恢複鎮定，指揮現場導演們撤掉道具進入下個環節，舞台上又開始鬧了起來。
在本刊記者體驗過的綜藝節目錄制中，《快樂大本營》大概是效率最高的一個。每期播出時長90分鐘，在替換大型道具、嘉賓換服裝占據近三分之一時間的前提下，整個拍攝不會超過四個小時，每個環節的錄制都一氣呵成。6點開機，10點主持人和嘉賓就能卸妝離開，還來得及一起在附近吃個宵夜。
2016年12月22，成龍再上《快樂大本營》。這檔節目已經成為國内第一“宣發”平台，很多明星在節目宣傳期，都會選擇上“快本”。（IC圖）
2004年11月，快樂大本營錄制現場，這也是何炅、李湘、李維嘉最後一次一起主持快樂大本營。之後，李湘退出，何炅與李維嘉兩人苦撐“快本”數月。（@視覺中國）“順暢是因為我們二十年一直在做同類節目。”節目制片人劉偉對本刊記者說。
對于如何制造笑料，逗樂觀衆，“快本”已經有一系列套路，從節目開播之初到現在，“明星加遊戲”就是核心設置。
這種設置，也存在問題，可複制性強，時間久了，觀衆容易有疲态。“快本”獲得收視成功後，全國掀起了一波模仿潮，大小電視台都在做類似的節目，請不到大明星請小明星，最多時候有200多檔。觀衆終于對這種模式感到厭煩，2000年之後，“快本”收視率開始下滑，最差的時候甚至無法排進統計榜單。
為了挽救頹勢，那段時間節目組瘋狂推出新版塊，“奪寶你最紅”、“冒險你最紅”等等。“不誇張，上刀山下火海，什麼奇奇怪怪的招數都用盡了，但就是沒什麼用。”回憶起這段低潮，何炅仍然心有餘悸。就在這時候，李湘遇到閃婚對象李厚霖，宣布自己要離開。
結婚隻是一個契機，李湘離開還有其他原因。“可能是長大了吧”，後來在回應此事時，李湘說，自己主持《快樂大本營》的7年，是生活在真空中的7年，從22歲到29歲，她站在全中國最耀眼的舞台中央，隻聽得見誇獎，聽不到批評。“我真的是被寵壞了，膨脹自滿得不行，每天想我怎麼這麼與衆不同呢！”
直到有一天，李湘的母親實在看不過去她的狀态，非常嚴肅地找她談話：“你能不能不這樣啊！你看你現在都驕傲成什麼樣了？除了會主持《快樂大本營》你還會幹嗎？”這句質問把李湘推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中，她發現自己離開節目什麼都不會，覺得自己應該去嘗試另一種人生，“我總不能一輩子主持《快樂大本營》吧？！”
多次挽留無果，收視率又面臨巨大壓力，何炅、李維嘉兩人苦撐幾個月，後來又加入了曾經在《快樂大本營》當過助理主持的謝娜替補女主持，但效果依然不見起色。台裡一度考慮對節目實行“休克療法”——先停一段時間看看情況。
“最不被需要”的人
就在《快樂大本營》苦苦支撐的時候，湖南台的其他節目卻開始風生水起，尤其是2004年開播的《超級女聲》，更是在全國掀起一陣票選明星的狂潮。PK，也成為當時最流行的詞彙。
那時候，“快本”收視率跌入最低谷。現在想來，欄目組應該多少有了“不成功則成仁”的心理，他們也決定引入PK機制，用最激烈的辦法刺激觀衆參與到節目中來。2005年8月，《快樂大本營》推出“快樂三人行——誰将離開”活動。三位主持人何炅、李維嘉、謝娜分别制作一期個人專場，結束後三人中将隻有一個人能留在舞台，而這個人選由觀衆投票産生。
2005年9月3日，長沙，《快樂大本營》拉票會結果揭曉。經過“快樂三人行”最後90分鐘的節目，終于迎來最後的結果，何炅繼續留任《快樂大本營》做主持，李維嘉和謝娜則揮淚作别。（@視覺中國圖）即便是現在，“快樂家族”五個人的重要性都各有不同。在當時，更是如此。那場PK還未開始，結局就幾乎已定。何炅最終以72萬票勝出，得票64萬的李維嘉和得票49萬的謝娜真的被淘汰了。緊接着，《閃亮星主播》開賽，讀高三的杜海濤和剛大學畢業正準備考研的吳昕拿下第一二名加入節目，兩輪投票下來，《快樂大本營》才真正重新吸引到觀衆的關注和參與。
緊跟流行也成為“快本”二十年裡，保持收視地位的重要法門。什麼熱門玩什麼，引入海選就是一例。“它其實在不斷地更新換代”，何炅說，《快樂大本營》一直是《快樂大本營》，但每個階段，“快本”都有它獨特的氣質和定位，“它一直在跟随着觀衆的口味來調整”。
這段震蕩期最終形成的結果是，何炅帶着新人杜海濤、吳昕成為正式主持，李維嘉和謝娜組成“嘉娜評審團”，坐在台下和嘉賓一起觀看台上的表演，找到機會可以随時沖到台上去。
這樣的設置一度讓維嘉和謝娜心裡很不平衡，五個人的配合非常别扭，經常互相搶話。為了能盡量多參與，謝娜一次一次往台上沖。“後來網上有新聞說我被節目組轟下來，就是這個時候”，謝娜回憶道。
另一邊，杜海濤和吳昕被何炅強大的光芒籠罩，不懂得怎麼接梗，一期下來說不上幾句話。每次錄制結束，大家一起聚餐，他們倆會推說不餓不敢參加。手拉手走回住處的路上，兩個人掰着指頭數今天各自說了幾句話。
經過一年多的艱難磨合，五個人才終于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組合成中國第一個主持群“快樂家族”。等到節目再次重回收視冠軍的位置，何炅卻說他們早已經沒了興奮的感覺。“就是特别自然，那時候我們默契越來越高，上台主持已經不再像一個工作，更像是一群好朋友們閑話家常。有時候台上沒聊完的事情下了節目會接着聊，和工作人員的相處也是這樣，所以當這個過程變得享受，結果反而不重要了。”
娛樂無害化
6月底，就在“快本”大力搞20周年慶典時，一個壞消息開始流傳。據媒體報道，多位電視人在微博爆料稱，廣電總局限娛令又要加碼，下半年全明星陣容的娛樂綜藝将要退出黃金檔。消息若是屬實，“快本”很可能也在其中。
事實上，“快本”陷入這樣的風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檔節目之後，湖南衛視在娛樂節目上大舉發力，這一度成為湖南衛視争奪“制空權”的主要辦法。當其他衛視在黃金時段播放電視劇時，湖南衛視則大推自制娛樂節目。包括《超級女聲》、《爸爸去哪兒》等都成為現象級的節目，也奠定了湖南衛視在娛樂領域的江湖地位。
然而，針對電視過度娛樂化的問題，主管部門也數次以行政命令加以限制。比如針對選秀熱，有關部門曾下文要求選秀節目不得直播，并對節目時長、嘉賓身份等做過要求。後來，因《非誠勿擾》等婚戀節目增多，主管部門又下令限制“婚戀交友類”等節目。
黃金檔一直是主管部門緊盯的時段。2011年10月，新的“限娛令”下達，其中要求各衛視頻道在晚上7：30-10：00的黃金時間，每周娛樂節目不能超過兩檔。這對湖南衛視、浙江衛視等大台影響很大，退出黃金檔意味着收視率必定大幅下滑，誰能保住這個位置，成為各電視台一些欄目積極活動，争取支持的首要工作。
最終經過權衡，湖南衛視決定将《快樂大本營》和《天天向上》留在黃金段，其他則移至午間或十點之後。
能在數次“限娛令”中屹立不倒，除了收視率高，“快本”自身的節目制作也起了作用。雖然節目以明星為主，但節目組在設計内容的時候小心翼翼地尋求一種平衡。
2013年1月，電影《快樂大本營之快樂到家》上映。電影上映後，評分并不高，但票房卻很快突破一億元。（IC圖）“就好像有些導演過來問我，偉哥，這個東西你覺得做起來合不合适？”劉偉說，“很多的時候，我就會問他們，如果在周末的晚上，爸爸媽媽帶着一個十幾歲的小朋友在看這段節目，你覺得他們跟孩子能不能談論這個話題，談論起來會不會尴尬，如果不會，我就覺得是符合标準的。”
這也是欄目設立之初，湖南台領導定下的基調之一：健康的、無害的。做娛樂節目，也要講導向。“快本”也經常會在一些重要節日，制作特殊節目。比如在建軍節，制作軍人特輯，邀請曾經守衛中國邊疆的功臣做節目嘉賓。湖南衛視前任台長歐陽常林就曾反複強調節目的導向問題：“節目要貼近大衆，要平民化，不要高高在上，做娛樂一定要知道老百姓喜歡什麼。”
渡過了收視率下跌、李湘出走的危機後，“快本”也開始改版。這是這檔欄目少有的把普通人作為主角的一段時期。“就是搭建一個全民娛樂平台，”時任“快本”制片人的龍梅曾向媒體回憶道，節目加強了娛樂性，“當時上來的都是普通觀衆，草根，節目火到好多公園裡都模仿我們的遊戲道具，還售票。做了一年左右。”
新焦慮
2008年，李湘再次回到《快樂大本營》，隻不過，這次她是節目嘉賓，帶着自己的電影《十全九美》而來。那期節目收視率創了新高，有人和她開玩笑說，要不然你再回來吧！李湘回答：“怎麼可能，我都那麼老了。”
在很多人眼裡，“快本”是年輕人甚至是年幼的學生才看的節目。加入《快樂大本營》10年，導演張楊菁發現，他每次參加同學聚會，都有人和他說“我很久沒看你們節目了”。張楊菁說，“但是你和他一聊，會發現最近節目中的梗他都知道，可能他本身不太好意思表達出來。”他由此知道很多觀衆對節目的認知是鬧騰、低幼、給小孩看的。
黃海玻之前離開節目，一個原因也是他覺得，“28歲了，一大把年紀了，還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有點怪，有點别扭。”
在和李湘離開節目相仿的年紀，謝娜也曾經經曆過像她一樣的迷茫。當時恰逢她剛辦完婚禮，突然覺得自己是大人了，應該做更成熟的事情。有一次她接受采訪時回憶道，那段時間，她變得非常擰巴，在節目中玩遊戲無法投入，内心飄蕩着一個聲音，提醒自己不能再這麼幼稚了。她甚至跑去和編導提議要把節目往訪談的方向轉變，得到的回應是短期内不太可能。
于是謝娜選擇暫别，和老公張傑一起去美國遊學三個月，隻偶爾出現在外景拍攝畫面中。三個月過去，謝娜依然沒有找到想象中的成熟之法。當她重新回到主持人崗位上投入節目玩遊戲，發現自己還是情不自禁地從中得到快樂，隻好說服自己“算了，高興就行”。
何炅的危機來得比他的女搭檔們晚不少。20歲時他就覺得無法想象自己30歲還主持《快樂大本營》，但真的30歲來了，似乎依然還能再堅持。等到40歲，他才覺得自己該做一些改變了。
“幼稚問題”是《快樂大本營》長久以來面臨的一個争議，在張楊菁看來，快樂原本就該是讓人沒有包袱的：“我不會覺得一定要靜下心來才能看懂你這個節目，我中途進來，看幾分鐘笑一笑，然後又忙我的家務，或者打個電話跟别人聊天，挂機以後能接着看，周六的晚上就這麼過了，我覺得這就是快樂。”
另一方面，《快樂大本營》也在不斷調整遊戲，努力想洗刷這一點。“我們其實在設計的過程中，希望自己的節目除了讓别人快樂也能有更深入的影響力，”張楊菁說，“所以我們會推出像‘誰是卧底’‘請相信我’‘誰是漢字王’這樣有知識含量的遊戲。努力在一點點地改變。”
何炅也做了很多改變，不過是在“快本”之外，他走出去，兼做其他事情。2014年，何炅和騰訊視頻合作《你正常嗎》，2015年在江蘇衛視開設《為她而戰》，後來又陸續加入《拜托了冰箱》、《奇葩說》……在這些節目裡，他穿起西裝，和觀衆聊社會話題，展現自己更成熟的一面。但回到《快樂大本營》，他依然可以馬上換上粉嫩的襯衫，投入遊戲。
“快本”雖然仍保持了很高的收視率，但欄目組内部的危機意識也存在。政策風險如影随形，觀衆的口味也飄忽多變。“現在大家對于明星的感知度，相對幾年前來說是越來越麻木了。”編導劉樂接受本刊采訪時說，以前人們很少有機會見到明星，也不知道明星在做什麼，現在，通過直播、微博，很方便就了解到明星的一舉一動，這也給“快本”帶來很大壓力。“現在大家的審美都變得太快了，一秒鐘抓不住，大家可能就立即換台。這也是我們想要推出‘不好意思讓一讓’這個節目的初衷，就是希望明星能夠努力來做一些他們平時不會做的事，做一些他們平時可能做不到的表演。”
這次20周年特别節目錄制之前，《快樂大本營》節目組特意召開了一個小型發布會。現場的記者接連兩次問到“快樂家族”，這檔節目未來還會持續多久。對這個問題，何炅回答說：“其實整個節目組就好像一家人，你不會說哪天吃完晚飯忽然說，我們一家商量一下什麼時候散夥吧，不會有這種事情。”李維嘉則調侃道：“這要看我們的健康狀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