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eter忍受酒精之苦的同時，大他一輪的耿春亞正載着家人，沿新界的城門河兜風。四歲的女兒提着燈籠，看着天邊時隐時現的月亮，聽媽媽講嫦娥奔月的故事，難掩興奮。
同樣畢業于城大的耿春亞，現在在香港經營一家科技公司，也是在港内地畢業生聯合會的主席。打拼了十幾年，他早已拿到香港永居身份，換上了香港特别行政區護照，并在新界的沙田區買了房，還把安徽老家的父母接來同住。11月，耿春亞将和家人迎來第二個寶寶的降生。
據香港媒體統計，從2003年到2016年，約有16萬像Peter和耿春亞這樣的内地人，懷揣各自的“香港夢”，或通過就學，或由人才政策入境，踏上這片資本熱土，而且這個數字仍在不斷增加。
但随着近年陸港經濟地位差距縮小、香港内部環境以及人才政策的微妙變化，新老港漂們在異鄉打拼中，又咀嚼出了些複雜的滋味。
從難到易
2001年暑假，經一位師兄介紹，還在清華讀書的耿春亞得到去香港城市大學實習的機會。臨行前，他找廣東同學學了幾句廣東話，看了兩遍陳可辛導演的《甜蜜蜜》，就提着一箱衣物和一箱方便面，坐上了南下列車。
家境不富裕，耿春亞本是沖着校方提供的7000港币/月實習補貼來的，但短短兩個月内，耿春亞見識了“資本主義天堂和地獄”的兩極，被這裡迥然于内地的繁華吸引。實習結束回内地前，他特地跑到維多利亞港邊照了張相，下定決心要再回香港。
但彼時，内地人到香港讀書、就業都不容易。由于當時還未開放内地研究生自費來港，去香港深造必須經由教育部公派，即便是清華，每年也隻有三十個本科名額和十個研究生名額。而為了來香港，耿春亞甚至放棄了到麻省理工深造的機會。
如願來了城大後，耿春亞又立馬為兩年後留港創業的簽證而忙活。“那時候沒有學生畢業簽證，必須是雇主給你辦簽證，但手續太複雜，雇主不願意辦，所以很多人留不下來。”耿春亞向本刊回憶，那兩年間，他參加各種商業比賽，結識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内的社會名流，為的就是日後那一紙簽證。2004年從城大畢業後，他花了三個月到入境處反複提交各種資料——推薦信、擔保信、商業計劃書、媒體報道……“最後，入境處把我的簽證作為一個specialcase（特别案例）來處理。”
就在耿春亞為留港奔波的同時，香港對人才流入的限制也在松動。
2003年7月15日起，香港實施“輸入内地人才計劃”，取代了之前的“優才計劃”和“内地專長計劃”，首次不再限定專業與名額，旨在從内地吸引擁有專業技能知識的人才，彌補香港不足。
其後在時任香港特首曾蔭權“特區政府要更主動地吸引内地和海外精英前來發展”施政理念下，“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于2006年6月28日實施，獲批準的申請人無須在來港定居前先獲得香港雇主聘用。而且一旦獲得批準，申請人可以偕配偶以及18歲以下的未婚子女同時前往定居。
“‘輸入内地人才計劃’是一項‘工作’計劃，而‘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是一項‘設有配額的移民吸納’計劃，借以提升香港在全球的競争力。”香港入境事務處如是解釋其間差别。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陳麗君教授的說法則更加直接：“每引入這樣一個人才，就可以給香港社會創造2.9個就業機會，因為會帶動相關産業的發展。”
到2008年5月，香港政府進一步放寬限制，将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求職期限由3個月延長到12個月，而且往屆已離港的畢業生也可申請回港就業。
Peter成了政策變化的受益者。他告訴本刊，若不是有無門檻的一年簽證可拿，再加上對香港保險行業的前景看好，自己很可能會回家“過點小生活”。
創業熱潮
赴港内地人越來越多，給不少港漂帶來“自己人”身上的商機，比如住房。
剛到香港三個月，福建人辜淳彬就做了兩個決定：第一，畢業後留在香港工作；第二，放棄與正在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就讀的傳媒專業相關的工作，從商。于是，他早早穿梭于各種面試場合，畢業後，順利拿到一家投資基金的offer。
用兩年積累經驗和人脈，辜淳彬也有了創業的想法。因為平時就聽說不少内地朋友租房碰到的糟心事，再加上受内地興起的共居理念的啟發，2015年，辜淳彬和朋友合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開辦起了共居公寓“立方”。
辜淳彬坦言，如今内地在港創業的港漂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小生态圈”。比如他的合夥人之一張權，還經營着香港一個小有名氣的餐飲品牌，也是港漂交流平台“港漂圈”的創始人之一。“然後同時我還認識好多比如說做其他餐廳的、自己設計珠寶的，各種各樣的創業朋友。”
相較之下，香港本地年輕人中的創業氛圍似乎要寡淡一些。“我相信他們應該有他們自己的（現實）考量。”辜淳彬覺得自己相比之下，“沒有那麼多負擔，一個人來香港闖、拼，輸了大不了從頭來過。”
“港漂圈”創始人趙磊來自黑龍江，他分析，香港年輕人的這種普遍的保守态度，或許與外部因素有關——香港樓市高企，年輕人創業的機會成本很高，而且香港在2000年初曾經曆過一場科網股泡沫爆破，令本地人至今仍心有餘悸。“（本地人）更了解香港，但他們不了解内地，他們更願意去做醫生、做律師、做金融。”
回内地去
耿春亞說，從他畢業到現在，其實内地學生留港率并不高，隻有兩三成。他分析，以前少，是因為就業簽證手續複雜，門檻過高；最近幾年，雖然手續越來越簡便，但與内地相比，香港本身的競争力在下降。
2016年從港大商學院本科畢業的涵雨荷也有這樣的感觸。她向本刊回憶，同屆近400個内地生，六成選擇繼續深造，絕大多數都去往歐美國家；一成回了内地；隻有三成選擇留港直接就業。但兩年過去了，又有些人選擇離開，她徹底成了留在香港的少數。
“選擇回内地的一個可能是家人或者家鄉的原因，比如北京上海的同學，就體現得比較明顯。其次，科技公司、創業公司等，這方面香港真的是不太行。”涵雨荷分析道。
也确實有人始終難以适應香港的生活環境。涵雨荷回憶，初到香港，由于無法适應這裡的速度、效率和壓力，自己也曾經曆過一年“痛恨香港”的階段。她原以為語言是融入的障礙，但廣東的同學告訴她，哪怕會講廣東話，他們也和香港本地人存在飲食習慣、思想文化的差異。
那段别扭的時光過去後，涵雨荷不再要求自己一定要融入本地人的圈子，“比如說印度人、韓國人、馬來西亞人，他們也沒有說一定要融入香港人，對不對？”她還發現，如果潛意識裡一直強調“香港人、内地人”的觀念，反而分歧更大，不考慮這些标簽，倒能跟他們玩到一起，“因為其實很多本地人也都在國外長大或者上國際學校，他們也沒有那麼的香港。”
内地的發展也被香港人看在眼裡。涵雨荷回憶，剛來香港時，當地人常常會問她：“從内地來香港讀書應該會視野開闊，更加增長見識吧？”而如今，這類讓她哭笑不得的問題越來越少了，反倒是不少到内地企業參觀或實習的項目，日益受香港學生歡迎。
甜蜜蜜
“現在香港的很多事情，越來越脫離市場經濟的規律了。”耿春亞以自己所在的科技行業為例說，大量香港公司不做研發，靠做外包維生，不用說内地的科技人才找不到飯碗，本地青年也無利可圖。但換個角度來說，這恰恰是内地人來創業的機會。不過，在他看來，港府的人才政策還是過于保守了。
事實上，香港政府也在謀求改變。今年5月，香港創新及科技局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以簡化本地科技公司輸入人才的申請程序。
趙磊告訴本刊，除了撥款推出了專門的創業創新的基金外，香港政府還提供了如創客空間這樣的配套設施。相較于他創業之初，如今港漂和香港年輕人的創業勢頭都高漲很多，“（香港）整個社會的輿論都在倡導創業創新”。
和早早換了香港護照的耿春亞不同，雖然已經待滿七年，趙磊至今沒有拿香港永居身份，“我在内地也有公司，而當前以香港居民身份持有内地公司股權的話，政策上還是有一些比較麻煩的地方。”
“香港就是我的家，我從第一天就認同這個地方。”老港漂耿春亞反倒沒有一點含糊，他說香港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就一定有它的價值、前途和未來”。
他計劃未來要拍一部《甜蜜蜜Ⅱ》，講述“九七後”來港奮鬥的内地人的故事。
劇本或許會從耿春亞的21歲寫起：從1000港币一月的上鋪爬下，推開劏房房門，鑽出那座沒有電梯的老舊唐樓，從底層聚集的深水埗向繁華的九龍塘走，“看到高尚住宅區又一居，看到繁華的又一城，看到鬧中取靜的香港城市大學，我又覺得人生還是充滿希望的。”
一樣是住深水埗的老樓，為七八平米的房間支付每月5500港币的房費；公司也在九龍塘……十六年過去了，Peter的港漂故事有着與耿春亞相類的開頭，而他想的是，“就試一下，反正失敗也不要緊，回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