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的魏婧一直記得小時候，父親帶着她走到深圳河邊向她介紹對岸的情形。那是她第一次對“香港”有了一種觸手可及的感覺，不是TVB劇裡華麗的金融天堂，也不是身邊同學說着粵語還要夾雜英文單詞的洋氣時髦感，而是僅僅隔着一條河流，跨過大橋就能抵達的地方。
雖然很近，想要過去，還是要費一番工夫。現在，深圳有14個口岸與香港連通。從地圖上看，它們是一個又一個小點，承載着中國繁榮區域的無盡人流與貿易往來，像縫衣針上的細線将原本隔絕的兩片土地串在一起。
從紅燒肉到香港資本
魏婧第一次去香港走的是羅湖口岸，她住深圳寶安區，從家到羅湖口岸可以坐一趟直達專線巴士，票價25元。下了車就看到面前一棟紅白相間的三層建築樓，邊境海關、檢驗檢疫都要在這裡面完成。
上了二層，是深圳海關檢查處。當時是2012年，港澳通行證還沒有推行電子卡，人手一本“往來港澳通行證”，封皮是墨青色的，大小與護照相同。前一個人走過去，魏婧跨過地上那道黃線，站在邊檢台前把通行證和身份證遞到工作人員手上，核對信息、拍照，确認無誤後，海關人員拿着印章在簽注頁上蓋下一個紅章，最上面印着“中國邊檢”，中間是日期，下方三個小字“羅湖（出）”。
過了内陸的檢查處，還需要繼續往前走，花上5分鐘左右走過橫跨在深圳河上的人行橋，就到了香港的海關檢查處，再重複一遍上述的流程。
“整個過關流程就差不多是10分鐘。”魏婧回憶道，當然，還有排隊的時間。她最初還擔心第一次過關會找不到路，後面發現完全多慮了，整個口岸大樓到處是指示牌，寫着“香港”兩個大字，标注着方向。
羅湖口岸是深圳存在曆史最長的口岸，也是中國客流量最大的旅客出入境陸路口岸之一，2017年其日均旅客流量約22.4萬人次，相當于一座小城市的人口規模。人們來去匆匆，彙成了兩條不同方向的人形河流，去香港或者到内地。
19世紀末期，清政府在深圳河上設立了羅湖支關。1906年，詹天佑在這督促修建羅湖鐵路橋，取代了原來的薄薄一片木闆橋，成為中國内陸去往香港的重要連接通道。1950年，中央批準羅湖口岸正式成為國家對外開放口岸。
1979年1月深圳正式建市前，羅湖口岸和文錦渡口岸是深圳通往香港僅有的兩個口岸，文錦渡口岸主要用于向香港輸送鮮肉果蔬，未通汽車，商品全靠人力運輸過境。而人員往來，則要通過羅湖。
從1961年就開始在羅湖海關工作的陳盛春回憶，1949年到1970年代，内陸物資匮乏，入境回鄉探親的人總是“大包小卷挑着過關”，帶的大部分是面粉、衣物、大米等生活用品，甚至還有人帶着剛煮好的紅燒肉過關。出境時，人們攜帶的行李則明顯少得多，多是一些家鄉土特産和工藝品。
當時條件所限，海關監管實行“人人過篩”，每件行李都要開包檢查，手續繁瑣，通常要兩三個小時才能完成過關程序。每到春節更是人流密集，“關員通宵達旦加班加點，有時不得不家屬小孩齊上陣”，陳盛春說，即便這樣，口岸前還是大排長龍，旅客紛紛埋怨道，“深圳深圳，過關心就震。”
1979年，随着廣東省成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連接内陸和香港的羅湖口岸也愈顯繁忙。陳盛春撰文寫道，“建國初期，經羅湖口岸進出境旅客每年隻不過幾十萬，70年代已達數百萬人次。”
到了1983年，羅湖口岸的旅客量首次突破1000萬人次，小小的羅湖橋已經适應不了口岸發展的需要。
新的口岸開始不斷興建。1981年蛇口港正式對外開放，是深圳第一個貨運海港口岸。1985年，皇崗口岸開始建設，并于1989年12月開放通車。
兩地貿易投資量的增長直接翻番，從1979年到1996年，内陸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有60%來自香港，廣東省引進的外資中港資更占到80%以上。港商看好深圳較低的地價、人力成本和特區優惠政策，紛紛将生産工序轉移到深圳及周邊地區，将設計、管理、營銷等服務功能留在香港。香港政府統計數據顯示，1980年其制造業生産總值占香港本地生産總值的22.8%，到1997年，這一數值下降到6%，而服務業所占比例高達86%。
1997年，香港正式回歸，兩地的往來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統計數據顯示，1997—1999年間，深圳實際利用港資相當于之前18年（1979—1996年）總額的六成。
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在2007年曾發布過一份《構建深港都會》的研究報告，其中提到在2000年以前，深港兩地一直以民間企業為主體進行市場自發合作。在此之後，兩地人員和貨物往來頻繁，要求更高效的邊檢、海關查驗和通關模式。
特殊的“皇巴”
5月18日，周五下班後，在深圳工作的韋琪沒有回深圳住處，而是搭車趕往深圳灣口岸，之後，又坐車到香港國際機場。因為妻子和孩子在福建甯德，他周末經常回去看他們。經過對比後，他發現，從香港飛福州的往返機票，經常比深圳往返的航班便宜一千多元，而且，“國際航班準點率更高一些”。
深圳灣口岸正式開通時曾引起巨大關注，因為它首次實現了一地兩檢措施。簡單來說，旅客從羅湖口岸過關，還要再走過羅湖橋，到香港那邊的邊檢站進行查驗。據韋琪估計，他在深圳灣過關，通過内地與香港的海關，一般隻需要十分鐘左右。
随着内地與香港兩地交流日益頻繁，口岸檢查措施也不斷優化。
2003年1月27日，皇崗口岸正式實行旅檢通道24小時通關。在這之前，皇崗口岸已經先後5次延長通關時間。海關的官方通告顯示，皇崗口岸旅檢從1991年開通以來，客流呈平均每年30%的速度遞增，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旅客量，口岸幾次延長通關時間，直至2003年正式實現24小時通關。
2003年6月29日，《内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簽訂，這一貿易自由協議成了深港合作的新裡程碑。同樣是在這一年，香港深陷“非典”陰霾，幾成孤島，為了迅速提振經濟，香港與中央達成開放自由行的決議，7月内地首批四城市開放自由行，此後自由行範圍擴大至49座城市。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數據統計，2002年内陸訪港遊客人數為638萬人次，占訪港總人數的41.2%，2013年人數已達4075萬人次，比例攀升至75%，相當于每十個訪港遊客中，有七個來自中國大陸。
在這十年間，又有兩個新口岸相繼開通。2007年7月、8月，深圳灣口岸、福田口岸相繼開通。一個最直觀的影響是，人們再不用擠着去羅湖口岸過關。
深圳灣口岸不像羅湖、福田口岸，過關後直接有港鐵接駁，但其直通巴士很發達。“從深圳灣口岸到屯門，公交15分鐘，到尖沙咀30—40分鐘，到香港機場30分鐘。整體來說比地鐵快，而且一站直達也很方便。”韋琪說。
皇崗口岸稍微繁瑣一些，當年修建口岸時，與香港一側的口岸距離較遠，在深圳這邊過關後，距香港那邊的口岸還有2.5公裡左右，旅客隻能先上“皇巴”，即邊檢站内部的來往運行巴士，類似機場的擺渡車，到了香港的邊檢站後下車檢驗，通過後再坐巴士離開邊檢站，方能正式進入香港區域。
目前深圳大部分口岸都是“兩地兩檢”，即深圳口岸檢查之後，再進入香港一側的口岸檢查。而深圳灣的“一地兩檢”直接将深圳和香港的出入境管理人員放在同一地點，同時聯合執行出入境檢查，省去了中間的輾轉來回。
2013年6月25日，深圳福田口岸，放學的孩子們已通過香港邊檢，正在等待回到深圳境内。這個通道是他們每天上下學的必經之路（@視覺中國圖）家住寶安區的吳錦繡最早從羅湖口岸到香港，每次到口岸就要橫跨好幾個區，花近兩個小時的時間。近幾年來她開始從深圳灣口岸過關，坐巴士從家到口岸隻需一小時。
為加快通關效率，2014年廣東開始試點啟用電子往來港澳通行證，卡片與身份證差不多大小。吳錦繡也早早更換了電子卡，每次從深圳灣口岸過關，都可以直接走更快速便捷的自助通道，把電子卡放到關口自動閘機識别區進行掃描，然後錄指紋，即完成一道過關程序。再往前走幾步，就是香港入境處的自動閘機，同樣是掃描、識别、錄指紋。
來往得頻繁了，兩地的人員流動也有一定規律。長居深圳的居民不會再千裡迢迢深入到香港中環、銅鑼灣這些地方，除非是帶人旅遊。離羅湖口岸近一站地鐵的香港上水，從深圳灣口岸坐公交僅15分鐘距離的屯門，都成了購物商場、店鋪密集的區域，常用的奶粉、藥品、化妝品等一應俱全。
“我看喜羊羊，香港同學看高達”
2003年9月，深圳邊檢總站在羅湖口岸首次開通了“深港跨境學童專用通道”，将學童與其他旅客分開驗放。
深港跨境學童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香港回歸之前，這一群體僅有數百人。但随着自由行開放，深港兩地人員、經貿往來日益頻繁，非香港人在香港所生的孩子人數也日益增加。2001年時，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僅為620名，實施自由行後的2004年增加到4102名，到2010年和2011年高峰，出生人數已經躍升到每年3萬多名。過去十多年間，已經有超過20萬“雙非”嬰兒在香港出生，并逐漸成長到學齡階段，很多孩子選擇到香港讀書，成為口岸間的一道獨特風景。海關數據顯示，2018年，深港跨境學童人數創紀錄地達到3萬餘人。
李觀魚今年18歲，剛考上大學脫離“學童”身份。她是“單非”兒童，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内陸人，但因為父母工作關系，長期生活居住在深圳。2006年她開始上小學，每天7點多起床，在小區門口等專門接送“跨境學童”的保姆車，花半個多小時開到羅湖口岸。“保姆阿姨會讓大家排成隊過關，”李觀魚回憶道，“内地和香港的關都過了之後，那邊的口岸也會有一輛香港牌照的保姆車等着，我們就換這輛車坐到學校。”
這樣的流程隻持續了大約一年，2007年福田口岸開通，家住附近的李觀魚省了一趟車程，每天步行五分鐘就走到口岸。同年，皇崗口岸也開通了“深港跨境學童專用通道”。如今在深圳有學童通關的口岸，學童專用通道和專用候檢區域已經成為标配，通道開放時間一般集中在學童的上、下學時間段。
交流的背後，隔閡與矛盾同樣不斷。面對日益增多的“雙非”兒童，香港在2007年就規定懷孕約28周或以上，将自動視為懷孕後期，是否獲準入境最終由有關人員判斷。
“雙非”兒童之外，水貨客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媒體曾報道，兩地接壤的上水、屯門等地，時常可見到背着大小包裹的“水客”。
2012年是兩地交往中的一個矛盾爆發高潮點。1月，内地遊客在香港地鐵進食，引起兩地網民對罵。10月，有香港居民在上水地鐵站自發組織“光複上水”活動，意在打擊内地水客。年底，因陸客搶購奶粉造成“奶粉荒”，香港在2013年年初實施配方奶粉離境限制的政策。同年1月，時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實行“零雙非”政策，香港所有醫院無限期停止接收非香港本地孕婦預約分娩。
口岸通關人數還在不斷增加。深圳邊檢總站的數據顯示，深圳口岸出入境人數由1997年的6180萬餘人次，增長到2017年的2.41億人次，增長了近4倍。交流仍在繼續，矛盾也并未消除。
在李觀魚18年的成長過程中，她總是很難有身份認同感。她能說流利的粵語，但香港同學隻要知道她住深圳，總會下意識排斥她，覺得她“不是一個圈子的”。“我們童年經曆的東西就很不一樣了，小時候我看喜羊羊，香港那邊的同學看的是高達。大家很難産生共鳴感。”
而在内陸的生活中，她也沒有完全的歸屬感。一次她在深圳點奶茶，要求不加冰。在香港，她習慣了用粵語說“唔該走冰”，那次她也下意識地說了這句話，服務員一臉
茫然地看着她。“那一瞬間還是覺得有點落差感的。”
（應受訪者要求，魏婧、李觀魚為化名。本刊記者張恒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