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天，陳義都會在上午九點，準時達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位于五棵松的北京耀萊成龍國際影城。影院的營業時間就是他的“打卡時間”，周末更是不能松懈。
陳義的職業是電影票“黃牛”，他總是獨自等待着來看電影的人，低聲詢問每一個經過他的人是否要買電影票。
最近幾年，陳義的平均月收入一直維持在2000-3000元，最好的時候也隻能到4000元，遠不及滴滴快車或順風車司機的最低收入水平。
沒落的黃牛們已經很少在電影院門口騷擾觀衆，但還是會時不時地成為某個“刷票風波”的擋箭牌。
4月28日，《後來的我們》上映，當晚就曝出“刷票争議”。此後無論貓眼官方聲明，還是懇談會上的貓眼COO康利，都表示在38萬張票﹑涉及1300萬的票房中，有54%的訂單确定是用戶正常改簽行為；剩餘46%退票訂單中，有部分确定為惡意刷票，疑似黃牛行為。
嚣張的黃牛
身為黃牛的陳義并不願意背這個“黑鍋”。在《後來的我們》上映首日，陳義沒怎麼掙錢，那一天，他淨收入兩百多元，與往常水平相差不大。
一些影院經理或負責人也不認可貓眼的官方說辭：“54%的正常用戶退票本身不符合常理，‘黃牛’一說更是匪夷所思。”“這份公開聲明漏洞百出，貓眼宣發應該是‘豬隊友’給坑了。”
在中影股份制片分公司制片市場總監陳昌業的觀影經曆中，幾乎沒有遇到過電影票黃牛。他說：“我倒是知道有倒電影優惠券和電影節票的。他們（黃牛）會囤優惠券、會員卡，但不會囤電影票，因為囤票的風險太高了。”
黃牛敢“囤票”那都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彼時黃牛們正處于他們的黃金時代。
2010年，《變形金剛3》登陸長沙萬達電影城——那是當地唯一一家IMAX3D放映廳。去看電影的觀衆發現，不管他們多早去排隊，都買不到好位置。好票都被黃牛搶走了，票價翻了一番，從100元炒到近200元。他們對排隊買票的觀衆說：“你明天來也買不到好位置的票，因為明天的票已經在我們手上了，你怎麼買得到呢？不如早買早看。”
彼時的黃牛非常嚣張。
據報道，在這家影城售票大廳，幾個男黃牛合夥“驅逐”一女黃牛。這位女黃牛需要向他們繳納每月幾千元不等的“保護費”才能在四樓賣票。而影城保安幾乎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與他們相談甚歡。
黃牛自稱拿到的都是内部票——他們的“老大”以110元的價格從“内部人士”那裡拿票。為了遏制黃牛行為，這家萬達影城想了些辦法——解鎖售票，在每天早上8點和下午2點對外銷售。但這些并沒有改變什麼。
買會員卡、團體票是黃牛的普遍做法，還有一些非北京地區的黃牛跟影院“溝通”好，拿到最低的價格，然後賣給企業或單位。鼎盛時期，黃牛們直接買斷黃金時段的全場電影票，不僅僅是賺差價，而是翻好幾倍賣給觀衆。
“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
《北京商報》在2014年暗訪調查時發現，黃牛分為“單打獨鬥”和“團隊作戰”兩種：獨自工作的黃牛主要以回收網上團購和商場優惠券為主。但由于進票渠道較少，競争激烈，這些黃牛的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團隊作戰”則減少了競争，進票渠道也更多，他們的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如果碰到特殊的檔期，如春節或者假期，經常發生一票難求的現象，黃牛的月收入甚至可過萬。
今年32歲的陳義來自安徽阜陽，五棵松耀萊幾乎是他7年來唯一的工作場所。作為一名行業“老人”，他一直屬于“單打獨鬥”的黃牛。獲票渠道也很固定：其中一部分票來自二手網站，一些公司員工會把公司發的電影福利票挂在轉轉、閑魚等二手網站上。還有一種方式是，他常年是電影院的會員，以充值的形式拿到打折電影票。
通常情況下，他以25-30元的價格收票，以35-45元的價格賣出。收票的數量取決于電影的火熱程度。最差的時候他一天隻能賣出幾張票。不過，陳義有一些固定客源：多年的從業經曆讓他積攢了将近100名客戶，大部分是影院附近的居民和學生，這些回頭客是他收入的穩定來源。
黃牛也分“三六九等”：靠關系拿票的賺的是渠道錢，靠自己提前排隊買票的賺的是體力錢，雖然陳義屬于後者，但他也到達過“事業巅峰”。2012年12月，《人再囧途之泰囧》上映，80塊錢一張票陳義賣到100元。那時，他也很大膽，一次拿票成百甚至上千張。電影上映的那段時間，陳義淨賺兩萬元。那一年，他的年收入首次過10萬元。
不過，電影票黃牛早已是“夕陽行業”，生意不好做，轉行的人越來越多。
大約在5年前，和陳義一起幹活的有二三十個人，現在隻剩下幾個。“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陳義自嘲道，他們互相認識，但不會搶生意，因為大家都賺不了多少錢。
掐斷黃牛盈利途徑
随着線上票務的興起，黃牛勢力迅速衰落。
2010年，美國大片《阿凡達》登陸中國，引爆了中國的電影市場，在有IMAX廳的電影院，票價高得離譜，被黃牛炒到800元。這或許是電影票黃牛的事業頂峰，從此以後，就走上了下坡路。
當時，剛剛起步的線上票務平台格瓦拉事先從影院預留了一部分票，以低于電影院的票價放到平台上賣。由此，線上購票、選座、終端取票機的購票方式正式誕生。
在線票務的萌芽期在2010年-2013年形成。團購的低價與影院的高票價相比，前者優勢非常明顯，且方便快捷，以此培養出一批觀衆。這也成為電影黃牛沒落的開始。
格瓦拉之後，2014年，淘寶電影、微影時代成立；2015年，貓眼電影獨立。時光網、網票網等一大批線上票務平台興起。那時的線上電影平台主要以團購為主。
當時，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常務副總經理黃群飛預測：“未來團購電影票的盈利點将會從低價轉變為提供便捷的服務。與此同時，各大影院聯合起來，根據市場的變化可以對票價相應地降低，使電影票價在整體上有所回落，掐斷‘黃牛’的盈利途徑。”
一語成谶。
到了2017年，線上票務已經可以獨當一面。截止2017年末，中國在線電影票務比例接近80%，這一領域的競争也日趨激烈。在線選座更是直接切斷黃牛與顧客接觸的機會。
在此期間，中國電影市場飛速發展。從2012年的13118塊銀幕（全國）增長至2017年的50776塊。票房從2012年的170.7億元增長到2017年599.11億元。這也意味着，電影票不再是票務市場的稀缺資源。
轉型做導購，開影院
互聯網改變了中國電影票務商業模式，新一代電影消費者的購買習慣都從線下轉到線上，公平、透明和可視化的買票體驗，使當年橫行影院的草莽黃牛們眼睜睜地看着整個群體迅速衰落。
陳義就是見證者：“過去線上選票技術沒那麼發達，電影院也沒有那麼多，大家到了一家電影院必須得看，要不就白來了，所以隻能排隊。現在不一樣了，如果這家電影院沒票了可以選别家，而且價格很便宜。”
盡管黃牛也在與時俱進，同時下手線上和線下，但線上票務平台的飛速發展，消除了信息不對稱，讓購票模式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甚至颠覆行業規則。随着平台與影院愈加緊密的合作，黃牛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市場份額快速萎縮。時至今日，黃牛幾乎已經退出舞台。
最近，陳義幹得最大的一“票”是在《複聯3》上映當天（5月11日），票房達到4.46億元。就北京來說，熱門影院和下班後的黃金時段的電影票早在白天被搶空，隻剩下最前排或邊緣的位置。那一天，陳義賺了500元。對于他來說，日收入500元已經不多見。
除了爆款電影，能讓黃牛們賺上一筆的還有電影節。2015年，第十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公映的《進擊的巨人》，電影票被黃牛熱炒到300元一張，而原價則不超過100元；另一部電影《預告犯》被黃牛炒到400元，原價隻要60元。而一些有明星參與的粉絲見面會更是誇張，票價逼近1000元。即便如此，高價票依舊被一槍而空，一位想買票的影迷找到黃牛，卻被告知：手中票量充裕，但隻賣給“想看和有經濟實力的消費者”。
生意不好做，陳義也想過轉行去做演出和演唱會的票務，但那個行業的水比電影票更深，他說：“很多人會欺負新人，而且又沒有上家拿貨。”也因為自己從業長達7年之久，對電影黃牛這個行業更加熟悉，盡管收入越來越少，但他還是選擇維持現狀。
也有混得好的黃牛，早早預見到這一天，轉了行。一位來自陝的黃牛西，在2009年到2013年間完成“原始積累”，在線上票務颠覆購票方式前，轉去做投資，并開了自己的影院。現在混得很好，經營着三家店，近期已經開始倒賣電影院了。另一位黃牛來自山東，轉型後開公司，現在規規矩矩地做地方票務代理。
還有黃牛轉型做代購。因為在商場周邊老轉悠，黃牛就和商場的導購混得很熟，在商場大力度促銷時，他們會在品牌導購處預付一定的貨款。導購在商場内拍好商品照片，他們再将照片上傳到淘寶網等平台上銷售。一個時代過去了，曾經的黃牛們未必都有光明的前途。
大約在5年前，和黃牛陳義一起幹活的有二三十個人，現在隻剩下幾個。“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陳義自嘲道摘自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