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軍渡過秦淮河進入南京的中華門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中，日軍把中國民衆當活靶刺殺1937年11月30日半夜，中華民國海軍部文職官員陳英谛走進家宅地下室。他的工作才真正開始。他負責将南京方面情報通過一台無線電發報機傳給漢口的政府部門。訊号不佳，空電較多。其他時候，陳英谛就趁着夜深人靜在這裡寫日記。
白天，他剛把自己在司法部供職的兄長送到下關海軍碼頭。兄長帶着妻兒家仆一共十二口人，搭一等艙逃離南京，遷往漢口。臨行前，他拒絕了陳英谛的請求，不願給自己的侄子留一個席位。啟程前，兄長特别交代陳英谛：“你隻管留在家裡，看管好家産，不要讓家産縮水……”
這是陳英谛開始寫日記的第一天。他不知道這樣的日記能寫到什麼時候，擔心也許明天就寫不了了，但“隻要還能寫，我就決心在地下室這張放着無線電發報機的桌子上，堅持記下去”。
從1937年到1938年10月3日，陳英谛斷斷續續記了近1年，實際上隻有半年有餘，其中因為颠沛流離中斷了5個月。
這本日記被命名為《時間》，它的真正主人其實是日本作家堀田善衛。作為上世紀中期著名的戰後派作家，堀田善衛因為曾在中國遊曆，寫了一大批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小說《時間》被他認為是“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創作的”。最近，這本小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這也是國内為數不多堀田善衛的作品。
日記記叙了37歲的國民黨官員陳英谛、懷着二胎的妻子、5歲幼子英武和表妹楊妙音在戰時南京的經曆。南京淪陷後，陳英谛的家宅被侵占；妻兒慘死；表妹遭強奸，染性病、沾毒瘾；而他自己則成了日軍的一名家仆。
這本小說被此書譯者秦剛認為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寫發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長篇小說”。
“自己成為史料”
1918年，堀田善衛出生于日本富山縣的一家船行世家。相比傳統文化的熏陶，他學的東西與國際頗為接軌。中學時曾寄居在一位美國傳教士家中。在那裡，他學會了英語和鋼琴。到後來上大學期間，他也選擇了更為洋派的法國文學。戰火彌漫到了大學裡。政治系擠滿了崇拜法西斯、狂熱擁護日本對外戰争的“皇國少年”，法文系則是三三兩兩低聲誦讀法語詩文的文藝青年，堀田善衛就是其中之一，他覺得自己“完全成了一個西歐派，學習象征主義的詩作等”。不過，此時的他“與中國完全沒有關系”。
中國，本不是堀田善衛的目的地。1945年3月，日本國内不得安甯，美軍空襲頻繁。為了避開戰亂，堀田善衛靠熟人關系搭上了飛往上海的飛機，想借此去往歐洲。不過，剛落地就走不成了。在之後的作品中，堀田善衛回憶起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時這樣寫道：“在上海着陸的一瞬間，猶如遭到閃電擊打一般地猛然意識到，戰争的性質絕非如在國内時所說的那樣。”當時的日本媒體不僅對戰争輕描淡寫，國内還發起了一系列皇軍慰問活動，強調戰争的合法性。
在上海街頭，堀田善衛親眼見到了日本憲兵侮辱中國新娘的場面。一名日本兵當衆在新娘臉上劃了幾下，接着又一路摸到了胸、下腹……堀田善衛路見不平，撲向士兵，因為“本來就無腕力、更無謀略”，隻讨了頓打。對他來說，這段經曆是個“出發點”：“戰争時期，我把自己封閉起來，不願面對時局變化，一直覺得自己是個藝術至上主義者。現在，這一框架由此被打破了。”
盡管在上海的日子因為通貨膨脹并不好過，堀田善衛跟朋友們還是苦中作樂，到南京遊曆五六天。這趟旅行像個火星子，燒起了堀田善衛的怒火。當時南京的城牆上寫着這樣的标語：“若是為了您（天皇）的話，我有什麼值得吝惜的呢？那年幼的櫻花即使凋謝了，也彰顯了生命的價值。”
登高俯瞰，南京城區在他眼中就是“一座空蕩蕩的大宅，有一種強烈的人去樓空的感覺”。唯一沒變的大概就是城内的紫金山。這座紫金色的石岩山讓人有了寫作的沖動。一旁的朋友說要寫一部明朝沒落史。9年後，堀田善衛寫了《時間》。
在小說中，他把陳英谛一家安置在了一所空蕩蕩的大宅子裡。三層樓，十九間房，住的不過是一家三口外加傭人。這所宅子後來被一位名叫桐野的日軍情報官占了去。一座宅子便是一座空蕩蕩的金陵城，“在主人離開的那段時間裡，身份不明的人進入到了這裡”。
不過，堀田善衛仍試圖站在中立者的位置。他不願将戰争雙方臉譜化。在小說中，他曾借陳英谛之口這樣形容日軍：“剛才我用了‘鬼子’這個詞。我決意再也不用了！無論有怎樣想用的沖動，哪怕是不用就無以解氣，也決不再用！在很長一段時期内，這種颠倒式的拟人法必将招緻錯誤的判斷，模糊我們的視線。他們并不是‘鬼’，而是人！”
對于從小接受西方教育，又親眼見過中國的堀田善衛來說，自己是個“非皇道性的現代日本知識人”。
1937年12月3日，南京被徹底包圍的那天，蔣介石和宋美齡轉移到漢口的消息甚嚣塵上。為避免機密文件洩露，所有政府部門紛紛将文件焚燒，潰敗也就此開始。陳英谛覺得“此後，就該是我們自己成為史料的階段了”。這也是堀田善衛寫《時間》的初衷。
《時間》人民文學出版社[日]堀田善衛著秦剛譯2018年7月
“幾萬人的死是每一個人的死”
沒有親曆南京大屠殺的堀田善衛為了盡可能還原史實，搜集了大量幸存者的證詞，還在小說中安排了東京審判中的很多證人。最後，那個南京城發生的故事都借陳英谛之手被記錄了下來。這是《時間》之所以在整個日本文學界難得的原因。它不僅是日本作家描寫了南京大屠殺，還借用了中國人的視角。
陳英谛感覺到的南京是流動的，戰争逼得每個人為了生存而流亡。
最先出逃的是陳家對門的一戶人家，主人是位少校。這場逃亡早有預謀。兩三天前，原本應該出征的少校和仆人清理了家中池塘，把家産封入瓶瓶罐罐，埋在塘底。作為眼見一切的目擊者，陳家得到的臨别禮物是幾尾草魚和烏鳢。打點妥當，少校帶着妻兒坐着轎車、引着卡車倉皇而去。幾天後，30多個守城士兵才發現自己的指揮官不見了。他們守在少校家門口，搬來戰死士兵，翻牆進去放火……最終隻得把軍服軍帽扔在路邊而後離去。
陳英谛一家的逃亡沒那麼順遂。一家人原打算逃到金陵大學安全區，卻被日本士兵逮住，關到了一個小學，和他們一起的還有大約250名男女老少，學校後院是堆積成山的屍體。他們都“被認為”是軍人，軍人的标準是：手上有繭，額上有帽痕。沒人在意手上的繭是拿槍練出來的還是日日擀面磨出來的。後來流亡時，陳英谛遇到過一個農夫。他的兒子是個汽車乘務員，因為制服右肩被收錢包蹭得發亮，被當作是扛槍士兵，最後被活活捅死。
盡管他們一家輾轉到了金陵大學安全區，但整個城市早已沒有安全之所。陳英谛因為手臂受傷被當作軍人，與家人離散，被送入刑場。懷孕的妻子沒能逃過被侮辱的命運，連同沒有出生的孩子一起死去。5歲的兒子一路以乞讨為生，在一次哄搶中被衛兵刺死，死時還抓着一隻瓦罐的邊沿，罐裡什麼都沒有。表妹楊妙音被強奸，染上了性病，為緩解痛苦還沾上毒品，自殺多次未遂。
掃射平民的消息，陳英谛早就聽說過。俘虜被分成千人一組，輪番掃射。由後一批人把前一批屍體扔進長江，而後赴死。他們在死前最後一刻，仍在“勞作”。到了陳英谛受刑時，這種“勞作”都免了。日軍特别造了個刑場，派人把道路鏟去一半，形成一個陡坡，屍體會自行順着斜坡倒入護城河裡，再無需人工搬運。沒死透的會沿着坡往上爬，上頭等着他們的是刺刀。
陳英谛命大，在機關槍掃射前的一瞬間倒地跌入護城河，等人都走盡了，得以脫身。後來他給日軍當了4個月挑夫。等到再回到南京大宅時，他的家已經被日本人占了，曾經的主人陳英谛成了能燒一手好菜的家仆。
當人們提起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往往是争議的關鍵。堀田善衛并不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他覺得“數字可能會抹消觀念……死去的，和今後将要陸陸續續死去的，不是幾萬人的死，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死”。
1971年，堀田善衛在朝日講堂1.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诏書，宣布無條件投降
2.1938年1月，南京鼓樓前街道冬雪紛飛，路人稀少，南京大屠殺後的古城陷入黑暗
3.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期間，遭日軍殺害的中國人的屍體堆積如山
“說不得”的話題
1945年11月，随着戰争結束，在上海的日本人分批返國，堀田善衛不願走。他開始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專門負責對日宣傳工作。直到1947年，他才重新回到日本，此後就開始進行有關中國的文學創作。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堀田善衛在日本文壇都扮演着“中國解說人”的角色。1952年，堀田善衛憑借《廣場的孤獨》和《漢奸》獲得第26屆芥川龍之介獎，一舉奠定了自己在“戰後派作家”中的地位。作家張承志評價這一時期的堀田善衛是“出版界與讀者寵慣、仿佛天賦特權的作家”。
得獎第二年，堀田善衛在雜志上連載小說《時間》。1955年，新潮社将其出版單行本。在書的開篇，堀田善衛這樣寫道：“思想應該沒有左也沒有右。也無所謂進步和退步。我所追求的是，在當今生存的過程中，能使我們獲得生命靈動的母親一般的思想。這部作品，是我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撰寫出來的。好抑或不好，終于寫完了。”
這份“生命力”卻并沒得到讀者寵愛。沒有人對這本書作出評價，偶有寥寥幾句，也是浮于情節和人物，似乎隻是把它當作一部尋常小說。
“南京大屠殺”在當時的日本，是個“說不得”的話題。曾有日本作家石川達三在作品《活着的士兵》中描寫了南京大屠殺時的日軍暴行。作品最早發表在《中央公論》上，一經刊登，當期刊物就遭到銷毀。作者很快就被警視廳逮捕，罪名是“違反新聞法”，連帶編輯、發行人等都獲罪。戴罪立功的石川達三後來寫了一部《武漢作戰》，其中中國軍隊防火投毒，日本軍隊滅毒救人……最後他說：“我們以三千年的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軍，把戰火推到了從未有過的廣闊地域，深入到了大陸的最深處，應該說這是日本民族在東洋的躍進。”
這是侵華期間唯一的一起“筆禍”。此後日本文壇集體噤聲。直到戰後，日本社會開始對戰争進行責任清算，堀田善衛的《時間》得以出版。
1955年初版之後，直到2015年，《時間》才由岩波書店再版，截至2017年底，發行12000冊，其中購買的大多數是30歲以上男性。動畫大師宮崎駿對堀田善衛非常崇拜，他稱其為“一位嚴厲的老船長，每當我在時代浪潮中迷失自己的時候，他總會幫助我找到人生方向”。
“不能說”反倒是堀田善衛“不得不說”的理由。
日本戰敗後，堀田善衛非常留意日本天皇的“謝罪”廣播。他在外灘附近的一家印刷廠裡聽到了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廣播，其中反複強調的是“我不得不表示很遺憾”。堀田善衛對此相當不滿：“那算什麼道歉，能說的僅僅是那麼一點點嗎？那樣事情就能解決了嗎？”他又氣又悲，渾身顫抖。
在《時間》9月18日的日記中，陳英谛吃驚于日本軍官竟然不了解日軍主導的某起爆炸事件。他感歎道：“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卻不知道。如此看來，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們連‘真實’都無法守護，也無法将它告訴給曆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