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1980年代，作家沈從文去美國做演講，隻談文學和文物，今天講扇子，明天講絲綢。講文學隻講一個題目，不講自己的作品，也不講三十年代他盛名時期的事情，而是聊二十年代他剛到北平時候的文壇狀況。他其實很清楚，這都不是底下的觀衆最想聽的，他們最感興趣的是他後半生的遭遇，希望聽到一個遭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證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到海外的中國作家隻要演講時談這些遭遇，聽衆的反應一定是非常熱烈的。
但沈從文從來不講。他是過于謹慎，還是很膽小？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認為都不是，“他死都死過了，還會怕什麼”。比起受害者的身份，沈從文更看重自己主動創造的新身份。“我現在居然能在這裡快樂地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适應環境上，至少做了一個健康的選擇，并不是消極的隐退。特别是國家變動大，社會變動過程太激烈了，許多人在運動當中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更頑強堅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東西。”沈從文說。
張新穎認為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時代強加給你的身份，自己另外創造一個身份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曾寫過專著《沈從文的後半生》，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一個人對一個時代救贖的故事。
不僅僅是沈從文，還有許多的個人在做事情來補救時代的荒蕪，“有這樣的個人，證明人這個物種不可能全部被摧垮的”。
張新穎在新書《九個人》中記述了沈從文、黃永玉、賈植芳、路翎、穆旦、蕭珊、巫甯坤、李霖燦、熊秉明等九個人相異又相通的命運，筆墨着重于他們如何超越受害者的位置，以及他們從新文化運動汲取而來，滋養一生的精神來源。“他們不同于開創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後的一代或幾代。他們區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之際——這個短暫的曆史時段非常重要——的兒女，帶着這樣的精神血脈和人格底色，去經曆時代的動蕩和變化，去經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新文化晨曦時刻的兒女
張新穎是“七月派”作家、學者賈植芳的研究生。上學期間，賈植芳“沒有講過一次課”，傳道解惑的方式是坐在書房兼客廳裡聊天。這個瘦小的老人讓他充分感受到海闊天空和人事滄桑。每個周五，還有很多賈植芳以前的學生們過來，一起吃飯聊天，被稱為“星期五聚餐會”。
賈植芳書房的熱鬧情景，像是回到了1947年，他住虹口狄思威路（現在的溧陽路）亭子間時的光景。他的住處對門住着畫家黃永玉等一群青年藝術家。由于那時隻有賈植芳有家室，這些人便經常去他那兒喝酒聊天。沒有錢的時候，賈植芳的妻子還會悄悄出去當了家裡的衣物，買些吃的回來一起吃。他們也去巴金和蕭珊的家，穆旦、汪曾祺等都是那裡的常客。“那時屋中很不講究，廚房是進口，又黑又煙熏，進到客室也是夠舊的，可是由于有人們的青春，便覺得充滿生命和快樂……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個沙龍。”1973年，穆旦在給友人的信中追憶當時的情形。
後來，賈植芳搬到了吳淞路義豐裡。1955年的一天深夜，夫婦倆去黃永玉他們那兒聽貝多芬的《暴風雨》，卻沒想到第二天“暴風雨”就真的來了——賈植芳被當作“胡風分子”逮捕了，此後便是長達二十年的批判、淩辱與禁锢。
不過，幾十年後，這些聚會依然令人難以忘懷。賈植芳将其延續到自己的客廳裡。黃永玉也是。2014年8月，張新穎應邀來到黃永玉在北京的家中，祝賀他九十歲的生日。與老人的談話，讓張新穎感覺談話如流水，流過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的事。
“蕭乾這個人哪，非常有意思。人也很有趣，博學，知識廣闊，聊天，玩兒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傘擺在家裡，報館也得擺一把；雨衣，這裡一件，那裡一件……落魄了，做右派，窮了，到街邊買處理的水果，一半是壞的，買回來，洗幹淨，把壞的切了，用布擺好，刀、叉、餐巾，一一擺好。”
“梁漱溟，這個知識分子了不起。有人問：‘毛主席、周總理逝世了，你有什麼感想？’‘寂寞。’這個氣派很大！’”
“沈從文服飾研究的書，郭沫若作序，是最大的一個侮辱。沈從文這個人，也很矛盾。您看他的性格，外表很軟弱，但是内心又特别堅強。這個軟弱和堅強混合在一起。”
“社科院讓他（錢锺書）參加一次人民大會堂的宴會，通過辦公室專門來找他。他說：‘我不去。’‘上級，江青同志讓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現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不，我身體很好啊。’這就是強大。沈從文沒有這樣的強。”
除了沈從文，《九個人》這本書寫的其他人都出生在1910年至1920年之間，到1930、40年代已經成長甚至成熟起來了，可以稱之為一代人。那正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年代。新文化運動在曆史的長河裡隻是昙花一現，但也正是這一短暫的時期，影響了他們一代人，把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根植于他們心中。“我把這個時刻稱為晨曦時刻，而這一代人正好是在這個時刻裡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是新文化晨曦時刻的兒女。”張新穎說。
在八十八歲的壽宴上，賈植芳很動情地說，我十三歲離家，家庭觀念淡，朋友觀念深。在張新穎眼裡，賈植芳一生“為追求而東奔西走，浪迹江湖，從精神上講，是五四新文化的兒子”。
“胡風集團案”剛平反不久，有一天，很多老先生去賈植芳家聚會，神色莊重。原來那天是魯迅的生日。賈植芳說，他們一些朋友，在五十年代，每逢魯迅的生日都會聚在一起。經曆了二十多年的災難，他們剛剛重獲自由，首先就恢複了這個近似儀式的傳統習慣。
張新穎畢業後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這些老人或曾當面受教，或在書中神交，受益良多：“相比較而言，他們沒有魯迅那代人那麼偉大，所以對他們的關注其實是比較少的，但這一代人也有非常了不起的東西。我從他們身上獲得的營養，我也想跟别人分享。”
張新穎
穆旦
獻給中國的禮物
2006年，張新穎去芝加哥大學訪學，想着是否能找到詩人、翻譯家穆旦的碩士論文，然而卻“一無所獲”。不過，他意外地得到了穆旦在芝大的成績單。穆旦就讀的是英文系，但成績單顯示他卻一連三個學期選修俄語課，而且成績非常好，除了一個B，其它三門課都是A。與穆旦同上俄語課的傅樂淑回憶：“我們同選一門課IntensiveRussian，這是一門‘惡補’的課，每天六小時，天天有課……選此一門課等于平日上三年俄文的課……在芝大選讀這門課程的二十來人中，穆旦是班上的冠軍。”那時候，穆旦就已經着手翻譯普希金的詩，傅樂淑還記得當初穆旦對她說：“選此課可向俄文老師請教自己讀不通的字句，譯詩将是他貢獻給中國的禮物。”
追尋穆旦的往昔時，張新穎還想起了當時與穆旦夫婦合租房子的翻譯家巫甯坤。那時在芝大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一個“研究中國問題小組”，參加的人有穆旦、巫甯坤、楊振甯、李政道等。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對海外的留學生而言，回國與否是一個大問題。穆旦和巫甯坤主張回國。
1951年，巫甯坤收到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電報，請他回去任教。巫甯坤丢下寫了一半的博士論文，回到“一個用貧困、悲哀、孤獨、屈辱、動蕩和戰亂充塞我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
當年7月18日，巫甯坤從三藩市登上郵輪回國，他用“乘風破浪”形容自己的歸國路途。他問為他整理行裝和送别的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
巫甯坤要“投身于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受到這種誘惑力感召的不僅僅是巫甯坤，還有穆旦、王道乾、吳冠中等許許多多的人。1950年，穆旦就開始辦理回國手續，但因為他妻子周與良是生物學博士，美國不允許理工科博士離開，他們隻好請律師，又請導師證明她的研究與國防無關，1952年底他們才得以從美國啟程回國。
回國後，穆旦迎來了自己翻譯的黃金時代，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内就翻譯出了“數量超出一般人想象的”俄國文學理論和作品，其中就有普希金的《波爾塔瓦》、《普希金抒情詩集》和《拜倫抒情詩選》等。
然而，好景不長，風暴很快就席卷而來。1958年12月，穆旦被打成“曆史反革命”，而巫甯坤此時也已被打成“極右分子”，與800名勞教分子一起流放黑龍江小興凱湖上沼澤遍布的勞改農場。他們從此開始了十餘年的磨難。
“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這也是那一代知識分子普遍經曆的坎坷命運。不過，在《九個人》中，張新穎并沒有太多描寫他們的慘痛經曆，而是特别強調他們遭受踐踏而未毀。
賈植芳達觀、風趣，他的書房裡總是笑聲不斷。張新穎曾長期陪伴左右，以為二十年的監禁生活并沒有給老師留下什麼陰影。
1996年12月，賈植芳因病住進了醫院，一住就是半個多月。有一天，賈植芳跟張新穎說醫院像監獄，好了就趕快回家。一開始張新穎沒太在意，因為每次住院，老師都這麼說。但那一次，賈植芳越說越激動，一個勁地說，停不下來，到後來已經分不清他說的是醫院還是監獄了。這時，賈植芳開始高聲罵起來，罵醫生、罵護士、罵病人，見誰罵誰。最後醫生來了，讓賈植芳吃了鎮靜藥才安靜下來。事後，賈植芳說自己那時出現了幻覺，以為自己真的就在監獄裡。
張新穎這才發現自己錯了：“長期的牢獄、監禁、改造怎麼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創傷和沉重的陰影？而要壓抑這種刻苦銘心的創痛，要阻擋這種噩夢般的陰影的侵擾，又需要怎樣非凡的力量？”賈植芳八十歲的時候自寫壽聯，上一句是“脫胎未換骨”。
巫甯坤被從家中帶走時，行囊裡裝了兩本書：英文的《哈姆雷特》和馮至編的《杜甫詩選》。這兩本書陪他走進半步橋監獄，走進北大荒，走進勞改農場。《哈姆雷特》是他百讀不厭的書，在絕境中，他終于明白關鍵問題不是“活下去還是不活”，而是“怎樣才能無愧于自己的受難”。
幾經流遷之後，巫甯坤突然收到了沈從文的信，勉勵他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并以自己的一生經曆現身說法。巫甯坤把信一字一句讀給妻子和三個小兒女聽。
巫甯坤挺過來了，他總結生平：“Icame.Isuffered.Isurvived.”後來他寫了本自傳來回答自己提問：“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難，又虛度短暫的餘年？”
翻看巫甯坤的故事，張新穎總是想起巫甯坤翻譯的狄倫·托馬斯的詩，比如：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張新穎在這些人身上看到充沛的創造力。沈從文的後半生不再寫作，投入了雜文物研究，長年累月沉浸在灰撲撲的庫房中。半路出家的他寫出了奠基性的著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在很多研究者眼裡，晚年的路翎就是“精神界戰士的大悲劇”，他以殘病之軀寫下的大多數作品都質量低下，難以發表，生命隻剩下了軀殼。張新穎卻對這種“時代災難——對個人精神的摧毀——個人創作才能的完結”的叙事模式發出了質疑。他認為這種叙述模式能讓人們意識到時代對個人的傷害，但卻割舍了個人的複雜性。張新穎在路翎晚年的詩歌和散文裡感受到了精神透過重重迷障散發出來的動人光輝。
張新穎解釋說，他不是想去否定曆史和苦難，隻是他更關注個體的聲音，不希望人隻被受限于一個“受害者”的身份，因為這相當于變相地承認了時代的力量。“在一個變化非常大的時期，一個人除了是一個受害者，還有沒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這樣一個被動的身份呢？一個人要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才能和時代形成一種有意義的關系？”
這九個人的故事，自然交織進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故事，與此同時，卻并未泯然其中，他們是那麼一些難以抹平的個體，他們的故事不隻屬于大故事的動人篇章，更是獨自成就的各個人的故事。在他們身上，張新穎找到了此前發問的答案：“時間延綿不絕，個體生命從頭到尾，在時間的長河裡不過是一瞬；但是，一個偉大的個體，卻能奮力鑿通自己生命的頭和尾，既向前延伸也向後延伸。”
路翎
《九個人》譯林出版社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