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聚焦美國愈演愈烈的住房問題——房價持續上漲、生活成本不斷上升，收入卻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減。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修·德斯蒙德住進了密爾沃基南部的一個拖車營，記錄瀕臨被驅逐群體的日常生活。
本書記錄了八個家庭的身影與足迹——有黑人家庭，有白人家庭，有人攜家帶口，有人孑然一身——所有人都被卷入驅逐的風暴中。驅逐連帶的後果不容小觑：一旦沒了栖身之所，許多家庭的下一站就是收容所、廢棄的空屋，甚至有人會流落街頭。
盡管這本書的背景是密爾沃基，裡面的故事卻是整個美國的縮影。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看過這本書後說，“相較我讀過的其他書籍，《掃地出門》使我更清楚地理解在美國做窮人是什麼滋味”。
家：驅逐與占有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謝倫娜·塔弗（SherrenaTarver）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财良機。謝倫娜是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為數極少的黑人全職房東之一，靠出租房屋賺錢。次貸危機後，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貧民區置産。貧民區裡大量家庭因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掃地出門，房價跌至低谷。被掃地出門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謝倫娜買的這些房子特别便宜，因為它們沒什麼升值空間。但在黑人貧民區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窮人買不起房，隻好租；再者，他們（特别是黑人）在别處租不到房，隻能在貧民區裡租。貧民區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脈金礦：不少在富人郊區賠了本的房東，都指望着在這裡把錢撈回來。
然而，在貧民區出租房産也有它的問題：窮人沒錢。很多窮人靠聯邦政府發的救濟金過活；有時候房租要吃掉家庭總收入的70%，所以他們不時拖欠房租，所以他們不斷被逐出家門。
驅逐緻使貧困不斷惡化
《掃地出門》一書解釋了，強行驅逐是将一些人的貧困轉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額利潤的關鍵環節。2009年至2011年間，密爾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經曆過強制性搬遷。2012年，紐約市的法院每天都會判出将近80筆以未繳租為由的驅逐令。被驅逐過的房客因為有了這個記錄，很難再租到好房子。他們隻能住進條件更為惡劣的社區。貧窮、暴力、毒品進而聚集到了一起。為保證按時繳租、不再被驅逐，他們更要節衣縮食。這樣，驅逐不僅是貧困的結果，還是緻使貧困不斷惡化的原因。貧窮能夠成為利潤的源泉，并不是因為窮人被剝削，而是因為他們不斷突破自己生存條件的底線——吃本來不能吃的東西，住本來不适合住的地方——為沒有價值的房子創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驅逐是不斷突破底線的重要驅動力。
《掃地出門》是一部非常嚴肅的學術著作。但是，它又和通常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很不一樣；這裡沒有理論假設、沒有框架，甚至沒有概念。整本書像是一部深度的紀錄片，從一個場景推移至另一個場景。作者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Desmond）直白而細緻的描寫有如特寫鏡頭，把各個人物的表情語氣、所感所思直接呈現給我們。諸多具體場景疊加在一起，逐漸呈現出強制驅逐這一現象的曆史、制度和結構特征，及其後果。
馬修告訴我，他要把這本書寫成一個道德批判。這個道德批判的主要基礎，如書在結語部分中強調，是認為家居（home）是生活意義的載體。“家是我們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風港，是我們忙完學習工作之餘、在街頭曆劫種種之後的去處。有人說在家裡，我們可以‘做自己’。隻要離開家，我們就會化身為另外一個人。隻有回到家，我們才會褪下面具。”他還援引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的話：“要逼着一個人站出來關心整個國家的事務，談何容易？但如果說到要在他家門前開一條路，他就會立刻感覺到這件公共意義上的小事會對他的切身利益産生巨大的影響。”
馬修對家居的闡釋，很多中國讀者聽來可能像絲竹入耳。而書中記錄的被驅逐的悲慘故事，更讓一些讀者感到買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隻有占有了房，才不會被驅逐。一張房産證，意味着安全、尊嚴、自我、意義，意味着可以放松地去參加同學會。中國的私人住宅擁有率領跑全世界（90%），要比典型的福利國家瑞士（43%）高出一倍左右，也遠高于日本（62%）、韓國（57%）等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上較為超前的國家。
“房奴”比無家可歸者更好嗎？
我讀大學前的十八年人生是在兩個完全沒有産權證的家度過的。一個是我外祖父所在工廠的宿舍，由碼頭邊的倉庫改建而成；另一個則在我母親工作的中學，由教室改建的宿舍。雖然我們不必擔心被驅逐，但要是單位要我們搬，我們也必須搬。我并不覺得，在倉庫和教室改建而成的家中居住的我們，不算是完整的人。現在身邊的“炒房團”，尤其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的“房奴”，過得也并不比我們舒心。
有人可能會說，“房奴”總比無家可歸者好。如果人人都成為“房奴”，沒有人被驅逐，豈不是很好？事實可能沒那麼簡單。當作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家成為被占有的資産，占有的邏輯可能會不斷強化和擴張，不斷産生新的排斥和驅逐。驅逐是占有的前提。驅逐也是占有者維持、提升占有物價值的手段。如果沒有排斥和驅逐，就不會有額外的市場價值。倒過來，驅逐又成為占有的動力。
我們渴望占有，是因為我們害怕被驅逐。曆史上，對占有的渴望和面臨的驅逐風險是成正比的。“家天堂”的意識比較盛行的年代，比如維多利亞的英國和現在的美國，也是無家可歸者數量劇增的時期。在住房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西歐，“家天堂”的意識則相對薄弱。上世紀60和70年代，“人人有房住”的公共政策在西歐取得長足發展；當地的年輕人很少會動買房的念頭。
如今，被正式占有的房産進一步升值。這種情況刺激着更多的人去占有，以防再被“掃地出門”。在美國，認為占有房産是天經地義、提倡“人人成為業主”的意識形态，和大規模的驅逐現象是緊密相聯的。《掃地出門》告訴我們：2008年，聯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補貼上的金額不足402億，但業主拿到的稅務優惠竟高達1710億美元。這個數目相當于教育部、退伍軍人事務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與農業部在當年的預算總和。美國每年在業主津貼上的投入，包括房貸利息扣抵與資本利得豁免，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預估的三倍。占有者的利益遠遠壓過了居住者的利益。如果“人人有房住”成了主流信條，那麼政策可能就會向居住者傾斜，驅逐可能不會那麼普遍。
占有者保護資産價值的動機，也在促進驅逐。美國大量的房客被掃地出門，原因不是房子不夠。就密爾沃基而言，其人口在1960年是74萬，現在卻不到60萬。驅逐數量的增加與房源的相對寬松是同時出現的。為什麼空出來的房子不能成為被驅逐者的家園？占有者不願意。我10萬買下來的房子，白給别人住，豈不是降低了房子的價值？不許房産降價，直接動機是保護自己投資的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就是不許那些比我窮的人擁有和我一樣的房子。甯可讓房子空着，也不能讓别人便宜地住。業主當然不是壞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為利潤的源泉，對利潤的追逐就難免淪為“要命”的肉搏。
當起居空間成為被占有的資産，本來自然的人際關系和不成問題的人的存在價值，也成了問題，被異化為要通過奮鬥去“證明”、去追求的對象。房産證現在是你人之為人的一個基礎。沒有房産，年輕人找不到對象；不能幫子女買房，父母内疚自責，可能還會被自己的孩子埋怨。
“家是最後的聖土”、“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有恒産者有恒心”，這些說法将私有住宅的意義提高到了政治層面。但是，如果你買不起房、動不動被驅逐，國王進不進你的房又有什麼意義？有産者确實可能趨于保守，但是說隻有買了房的人才有公德心、原則心，這完全不能被曆史經驗證明。把對房産的占有理解為民主的條件，更是臆斷。
我完全同意馬修對居住權的強調。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權。但是居住權之所以重要，無非是因為有個地方住和有碗飯吃、有口水喝一樣，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把家提到人性、意義、精神、民主的層次，在今天的語境下，就可能在為雙重異化添油加醋了。人性、意義、精神、民主，隻能靠人的普遍社會聯系和社會交往實現，家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把家神聖化，也是把家和社會分割開來，甚至對立起來。正是因為我們失去了公共感，我們把家絕對化成為一個私人祭壇。如果家是我們“忙完學習工作之餘、在街頭曆劫種種之後的去處”，那麼，工作越折磨、學校越有壓力，街頭越危險，家就越顯得溫馨而珍貴。也許，我們生活在這樣的循環裡：為了買房安家，我們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讓家居這個避風港顯得愈加寶貴。于是，人之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們全力拼搏的目标，實現人之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學習、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負擔。
占有者，是驅逐者，也是被驅逐者——從安詳、得體、自洽的生存狀态中被驅逐。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揚地過好每一天，這也許會是這個時代的最大的革命。向成長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緻敬。
●摘自《掃地出門》；有删減，小标系編者所加
美國的貧民窟（@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