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不是史實，而是電視劇《延禧攻略》的橋段。編劇寫這段戲，顯然受到了民間對乾隆藝術修養的評價影響。網絡上，人們吐槽愛在名畫上題字的乾隆是“彈幕鼻祖”，又笑他把自己變裝入畫，稱他為“Cosplay大帝”，而在他指導下創作的藝術品，更是被調侃為“農家樂審美”。
這些吐槽雖有其道理，卻也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乾隆的身份。
“作為一個文人，這些‘高雅藝術’不僅是他的精神食糧，也是其博學的标志，而這正是乾隆想要塑造的形象。”哈佛大學亞洲曆史教授歐立德在《乾隆帝》中這樣寫道。
他塑造這種形象，自有其目的。作為大清帝國的皇帝，統禦群臣治理天下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藝術創作實則和江山穩固有關。
盛世皇帝的憂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驿馬從萬裡之外傳來定邊右副将軍的捷報，新疆天山南北所有叛亂徹底平定，清朝最大的一塊心病根除。三代皇帝七十年努力終于在這一天收獲成果，大清版圖得以擴張，領土面積達到1453多萬平方公裡，環顧四周，都是屬國，大清内外，全無對手。
大清盛世在乾隆這一代走向頂峰。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财力雄厚，一直到乾隆辭世，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庫銀在1790年甚至達到8000萬兩，将近康熙朝最高庫銀年（1719年）的兩倍。
據曆史學家張宏傑介紹，從1759年開始，清朝文件中就頻繁出現“盛世”二字。可乾隆帝并不滿足，在經濟、軍事、政治的力量達到巅峰時，文化也不能落下。北京畫院研究員趙琰哲在其書中寫道，清朝入關，統治中國，“如何讓漢族子民承認自己作為儒家文化正統皇權的延續，一直是乾隆帝的心頭所思”。
趙琰哲認為，在乾隆帝看來，對待漢族傳統文化與儒家古訓，消極抵制絕非良策，積極了解，重新塑造才是王道。乾隆對漢文化的推崇和尊重是其維護統治的一部分。漢文化講究琴棋書畫、品鑒古玩、作詩填詞，乾隆帝一生也在努力把這些做到極緻——哪怕隻是數量上的極緻。
“通過把自己訓練成一個藝術鑒賞家和實踐者，乾隆想要展現給衆人的是一個理想的君子形象。”歐立德在《乾隆帝》一書中寫道，精通射術并不足以讓他赢得文官的尊敬，他必須在文章和武德之間取得完美的平衡。
文化征服
2014年，故宮工作人員清理文物時，在庫房發現兩個寫着“乾隆詩稿”的紅色髹漆箱子，打開竟是乾隆寫的2.8萬首詩，既有用朱筆寫的禦筆稿，也有大臣謄寫稿。
這還隻是乾隆詩作的一部分。他一生寫了四萬多首詩，數量可媲美全唐詩，從10歲開始，到89歲去世，平均每天兩首，有時靈感一來，一天可以寫十幾首。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有一天乾隆遊覽昆明湖，不到一小時就寫了8首詩，平均7分鐘一首。他專門寫了一首詩記載這個小小紀錄的出現：“舟行十裡詩八首，卻未曾消四刻時。”（《禦制詩二集》）如此積累，乾隆成為了中國曆史上最多産的詩人。
對乾隆來說，什麼都可以成詩，就像現代人發微博發朋友圈。據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邱士華介紹，乾隆一吟詩，随臣立刻寫在長方形小紙片上，然後再謄寫一次，讓他确認，若要修改，乾隆就用朱筆在上面改，形成詩稿。這些詩稿每十二年整理一次，讓人多抄幾份，留存下來。
雖然在影視劇中，常常被認為是風流天子，但乾隆詩中兒女情長并不多見，甚至也從不見“酒”字。乾隆說，自己吟詩，不為了風雲月露，而是希望以小見大。
乾隆以詩為文，後世也可以從中了解他當時的思想、境遇。“平心而論，乾隆的詩，曆史價值大大超過藝術價值。”清史學家戴逸在其書中這樣寫道。
北京畫院研究員趙琰哲認為，乾隆帝詩作如此高産，一方面是他真的喜歡詩詞，另一方面，也是有意通過這種方法，把自己塑造成文士形象，希望漢族官員或子民認同他。
“漢族文士，包括在朝為官的人，有點像現在的知識分子，有傲氣的地方。靠錢财或靠武力，沒辦法打動我。”趙琰哲分析道，對這些人，需要靠文化征服，讓他們産生認同感，“咱倆都喜歡一個東西，都喜歡玩古董，都喜歡看畫，都喜歡寫字，那我就不覺得你是一個滿族人。”
當然，乾隆作為九五至尊，并不是想以此讨好大臣、士紳，他需要在武力之外，讓被統治階層在文化上也臣服于自己。
至少表面看來，當時也有其效果。雖然乾隆大部分詩寫得像流水賬，錢锺書在《談藝錄》中直言不諱地談到：“清高宗亦以文為詩，語助拖沓，令人作嘔。”可當時有名的文人趙翼則贊美他的詩歌，“神龍行空，瞬息萬變”。
乾隆不但寫詩，還常作畫。1788年，荊州大水，乾隆恰好看到南宋李迪所繪的《雞雛待伺圖》，感慨道，“雙雛如仰望，其母竟何之”，由此聯想到荊州子民，覺得渴望赈濟的饑民就像畫中小雞，于是，他親筆仿了一幅《雞雛待伺圖》，命人刻在石頭上，将拓畫賜給各省督撫觀賞留存，并将禦制仿畫制作成缂絲挂屏，在上面題詩，警示官員做好父母官。
歐立德發現，乾隆常把自己的書法作品賜予賞識的人。比如除夕之夜，乾隆會賜予朝中重臣“福”字，并在衆人面前署上自己名字。歐立德認為，乾隆之所以如此，是“把自己在書法上的天資轉變成一種政治資本”。
《鵲華秋色圖》，上面布滿了乾隆的印章（IC圖）農家樂審美
乾隆六年（1741年），景德鎮督陶官唐英的日子特别不好過。遠在京城的乾隆帝嚴厲申饬他督陶不用心。
雍正時期，他造的精美陶瓷多次得到雍正帝的誇獎，可到了乾隆朝，皇帝最多就批複一個“知道了”，也不說自己到底喜歡還是不喜歡。唐英隻能戰戰兢兢地工作着。有一年，他按照舊樣燒制陶器，乾隆大發脾氣，甚至讓唐英自己承擔造瓷費。後來，皇帝又特意派内務府催總老格到禦窯廠協助他。
遠道而來的老格透露了乾隆帝的喜好——喜歡成對的，新奇的，巧勁的東西。一下子，唐英就像打開了任督二脈，使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不斷研發新品，挑戰難度大的。
乾隆八年的四月，他督造了夾層玲珑交泰等瓶九種，送京呈進。乾隆帝雖然隻回複了一句：自行創作。這已是莫大的認可。
乾隆時代最知名的一件瓷器作品，是央視《國家寶藏》上展現的“瓷母”各種釉彩大瓶。網上嘲笑乾隆農家樂審美也由此而起，瓶身花紋繁複、色彩豔麗。
“乾隆所處的時代是天朝盛世，歌舞升平，所以他就去追求熱鬧的東西，”陶瓷收藏家韓傑說，禦制瓷器的特點反映的是帝王的心态。康熙的瓷器看上去從器形到畫工都非常挺拔，釉子和胎結合非常緊密。雍正的特點是比較柔美，比較隽秀。而到了乾隆時期，文飾非常繁缛，技術複雜。
韓傑的工作室裡藏了兩件陶瓷，一件是乾隆朝的外銷碟，呈粉紅色，牡丹争奇鬥豔，線條呆闆擁擠，色彩濃豔，另一件是雍正朝鬥彩碗，處處留白，清新隽雅。
“從藝術審美來說，确實沒有雍正的造詣高”，韓傑說，但是乾隆時代的瓷器勝在技術好，“那時歐洲工藝逐漸進入中國，融合了這些，從工藝和科技上都進步了。”
飽受吐槽的“瓷母”各種釉彩大瓶就是如此，燒制難度極大，各種釉彩在燒制過程中熔點不同，制造這個瓶子，最起碼得要燒20多次，每一次入窯的溫度都比上一次要低，才能完成。“不得不說乾隆的瓷器在工藝上到達了極緻”。韓傑說。
“這代表了當時所能夠掌控的最高超的陶瓷技術，這種集錦、集大成的品位也是他喜歡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餘佩瑾也持相同說法。在餘佩瑾看來，瓷器也是乾隆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大使來訪，乾隆做了很詳細的準備，送給他轉心瓶還以及禦制詩，希望那些人回國後看見瓶子就像看到他一樣。
微縮世界
每天到下午五時，乾隆常會步入養心殿西暖閣臨窗最西頭的“三希堂”。這裡是他的書房，也是他一己打造的微型文物館。
乾隆帝不僅自己創作，還好收藏名家作品。藏品的來源首先是進貢物品。乾隆帝七十大壽慶典上，一位朝鮮使臣被贈送禮物的場景驚訝得目瞪口呆，光是車載的禮物就有三萬多車，為了搶運貢品，各地車輛“篝火相照，玲铎動地，鞭聲震野”，而人力挑送或由馬匹、駱駝馱載的禮物尚未包括其中。
有時，乾隆帝也會出錢購買，但并不多。若是大臣有名家藏品被乾隆看到，他還會以借的名義取入宮中。大學士傅恒曾經收藏一幅米芾的書法《蜀素帖》，并傳給長子福隆安，有次家中不小心失火，幸好書法裱在外面，幸免于難。乾隆帝對此垂涎三尺，後來借口說哪裡都不如宮内安全，把書法收入宮中。
乾隆對這些藏品也很花心思。乾隆初年，由于内府收藏了大量曆代書畫，乾隆帝命大臣張照、梁詩正等對所存書畫一一鑒别，挑選其中的精品編成《石渠寶笈》一書。從此，不管是乾清宮、養心殿，還是三希堂、禦書房的藏品，每件都擁有了編号，清楚記載了它們的收藏地址、款識印記、前人題跋，以及有沒有禦題和寶玺。
這本書一共有四十五卷，到了乾隆五十八年時，因為書畫實在太多，他又命人編纂了《石渠寶笈續編》，嘉慶朝又續三編，據統計約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件精品。
“這些詳盡細緻的目錄反映出乾隆一種近乎偏執的想法，他想擁有整個世界，至少是世界上的一些樣品。就像是乾隆要在紫禁城内創建一個微縮的世界。”歐立德如此分析道。
末代皇帝溥儀曾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據說乾隆皇帝曾經這樣規定過：宮中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準丢失。為了讓這句話變成事實，他拿了幾根草放在宮中的案幾上，叫人每天檢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這叫做‘寸草際’。”
據邱士華介紹，乾隆每次出巡，都會帶着他的至愛——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子明卷”。有感而發時，直接在畫作上題跋，累計下來，一共題跋了五十五處，畫卷上密密麻麻，各種印章異常顯眼，這裡一塊那裡一坨。
乾隆帝蓋印章，五個成套：“乾隆禦覽之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玺”、“石渠寶笈”和“宜子孫”。過年過節過生日，他還會再蓋兩章，七十歲生日時蓋個“古稀天子之寶”，八十歲蓋個“八征耄念之寶”。也因此，有了文章開頭，電視劇中“狗皮膏藥”的吐槽。
在趙琰哲看來，人們這種吐槽，源自對這些畫作的不同心态。“現在是一個公共系統，認為藏品是公家的東西，沒人有權對畫作動手動腳。但對乾隆帝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畫，自然全都是我的，我随便對它做什麼都可以。第二，我就是喜歡，為了表達喜歡之情，我就題字，這是對你的一種看重。”
慶幸的是，乾隆帝瘋狂題字的《富春山居圖》“子明卷”是一個仿作，1746年的冬天，乾隆帝意外得到黃公望的真迹《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卻認為是仿品，束之高閣，所
以“無用師卷”得以免于“慘遭毒手”。曆史就是如此陰差陽錯。隻是其他類似書畫就沒那麼“幸運”了，像極其珍貴的王羲之的書法原作《快雪時晴帖》，每年冬天，乾隆帝都題字，到他去世時，已在書軸上題字賦詩73處。
“瓷母”各種釉彩大瓶不變的内核
雖然乾隆帝愛詩、愛畫、愛藝術，但本質上，他有一個最重要的内核身份——皇帝，而且是一位滿族皇帝。
乾隆帝經常在畫中把自己Cosplay成文人、菩薩的形象，試圖拉近與其他民族臣子、子民的距離。比如他收藏了一幅宋代佚名《人物》畫。畫中有一位盤腿坐在床榻上的國字臉文士，穿着飄逸的漢服，一手執筆，一首持紙卷，身旁一童子往杯中倒水，床榻兩旁擺放着書籍、畫軸、古琴、茶爐、盆景。乾隆帝很喜歡這幅畫，命人臨摹，把畫中人改做自己。那位國字臉文士變成了乾隆清瘦的長臉。
乾隆讓人把自己Cosplay進畫裡不止這一次。乾隆十五年，皇帝讓畫家對明末丁雲鵬所繪的宗教畫《掃象圖》進行仿繪，并将自己形象加入其中。完成的《弘曆掃象圖》中，乾隆帝身着右衽漢裝，臂戴寶钏，頭戴金箍，模仿菩薩裝扮，坐在寶座上。不僅如此，乾隆帝把自己模仿菩薩的畫像發到各個寺中，供信徒朝拜。
據趙琰哲介紹，自元代始，藏傳佛教把中國皇帝看作文殊菩薩在世間的轉輪君王，稱為“文殊菩薩大皇帝”，到清代，西藏黃教首領也用“文殊菩薩大皇帝”尊稱乾隆帝。“由此，乾隆帝自認為是文殊菩薩在世間的轉輪君王，具有文殊菩薩的智慧與威力，以此獲得西藏信徒的支持。”
現實中，乾隆既沒穿過漢裝，也沒扮過菩薩。甚至在編纂《禦制詩三集》時，他還曾特别加上小注說明，在《宮中行樂圖》中，之所以穿着漢裝，是因為原畫如此，因而未改“圖中衫履即依松年式，此不過丹青遊戲，非慕漢人衣冠”。
現實中，乾隆對服裝規制，要求極為嚴格。據歐立德介紹，到乾隆登基時，滿洲人正日益面臨着腐化的危險，當年骁勇善戰的軍事精英變成一個寄生的階層。乾隆帝一直在警惕金朝的曆史重演，他認為，一個少數族群如果想要确保統治，就需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所以要保存滿族傳統，有三點不能變，滿族語言文字、衣冠制度以及尚武精神。他甚至将之視為關系清朝存亡的事情，“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
雖然在民間，人們常把乾隆想象成一個浪漫的、多情的風流帝王，但實際上，乾隆對自己的身份，對自己的職責有着比常人更清晰的認知。“他最主要的一個身份還是皇帝，”北京畫院研究員趙琰哲說，“不管是書畫還是瓷器收藏，一切東西都是圍繞他的統治。”
●參考資料：
《清乾隆朝仿古繪畫研究》，趙琰哲著,中央美術學院2013年
《乾隆帝》，歐立德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乾隆一日》，吳十洲著作,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
《乾隆帝及其時代》，戴逸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清代官窯瓷器的裝飾特色及文化傳承研究》，劉慶著;實習生教欣銘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