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總統埃爾多安同樣沒有逃。裡拉兌美元今年迄今貶值已逾50%，8月10日更是一天暴跌18%的嚴峻形勢下，他拒不承認其背後的本國政治、經濟原因，稱這是一場針對土耳其的“政治陰謀”。“這是國家戰役，”埃爾多安說，“我們不會輸掉經濟戰。”
政府止跌措施之後，裡拉暫時企穩。但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占GDP之比超過50%的外币債務，以及遭到質疑的央行獨立性等都意味着，土耳其這場危機或許并未平息，而且早已注定。
追根溯源，實際統治這個國家長達15年的埃爾多安，恐怕難辭其咎。
确認過眼神，是對的人
一個在此次裡拉危機中被忽略的細節是，實際上，現在使用的土耳其裡拉是埃爾多安一手建立的。
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連續經曆了兩次經濟危機，通脹率接近40%，100萬土耳其裡拉隻能兌換1美元，銀行利率一度高達1000%，大量資本外逃。
2005年，時任總理埃爾多安發行新裡拉，穩定的币值讓土耳其的經濟步入黃金時期，也讓自己成了土耳其的“救世主”——土耳其各方等了幾十年的那個人。
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宣告成立。一戰中丢失一切之後，國父凱末爾彼時隻想建立一個以突厥民族為主體，但是足夠現代化、能夠與西方平起平坐的中型國家。
由于凱末爾的強勢地位和威望，土耳其往何處去，在他死後才真正成為影響這個國家上下的真問題——土耳其國内形成了兩個派别：世俗派、宗教保守派。
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及軍隊之中，屬于土耳其社會的精英階層，堅持凱末爾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和現代化方向，強調向西方靠攏，建立一個現代版本的突厥國家，做東西方之間的“橋梁”。
宗教保守派則希望政府不要幹預宗教傳統，進而追求重現奧斯曼帝國時期的榮光與“中樞”地位。雖然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經濟實力相對較弱，但人口占了多數。
土耳其政局由此進入死循環模式：第一步，保守派通過選舉上台，放松經濟管制，但試圖回歸宗教；第二步，世俗派通過軍隊政變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制的政府；第三步，軍隊主導的政府無力搞好經濟，隻好向人民屈服，舉行新的選舉，于是，保守派又通過選票上台。
幾輪循環，土耳其沒有重現政教合一，但也因為兩派的争執，社會動蕩不定，經濟持續不振。埃爾多安恰逢其時。
過去的十幾年裡，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3%，速度僅次于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從2002年的30.3%急速降至2015年的1.6%；人均國民收入2016年達到11230美元，翻了将近3倍。
土耳其人從沒想到過，自己的國家還可以成為世界第十七大經濟體，原本隻能出口椰棗羊毛的國度，竟然也有“MadeinTurkey”服裝行銷全世界的一天。
對土耳其人來說，埃爾多安帶來的生活改變，堪比凱末爾。
埃爾經濟學
現年64歲的埃爾多安，成長于伊斯坦布爾卡斯帕薩海港區，父親雖然是土耳其海岸警衛隊的一名上尉，但家境并不算好。“他出身草根階層，比較強硬，作風很強悍。”中國前駐土耳其大使姚匡乙說。
在大學期間，埃爾多安追随土耳其前總理吉梅丁·埃爾巴坎，加入了土耳其社會福利黨，并成為該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但直到1994年，成功當選伊斯坦布爾市市長，埃爾多安才有了施展的空間。
彼時，土耳其剛剛結束了和庫爾德分離武裝勢力的15年戰争，這場内戰導緻了數萬人死亡，國家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但是在埃爾多安的伊斯坦布爾，他以優惠政策招商引資，特别是外資；改善公共服務，大搞基建，發展旅遊業，将伊斯坦布爾打造成土耳其的國際名片。
伊斯坦布爾的變化，讓埃爾多安獲得了良好的政治聲譽，為以後的政治道路打下堅固的基礎。
但随後，埃爾多安和他所在的保守派遭到了慘重的打擊。1998年，埃爾多安因在公開演講中朗誦了一首暗含原教旨主義的禁詩，被判處10個月監禁，并被剝奪政治權利5年。同年，社會福利黨因違反土耳其憲法世俗主義原則，遭土耳其憲法法院取締。
失去組織和市長職位的埃爾多安選擇自樹大旗，組建了新政黨正義發展黨（正發黨）。為了讓軍人接受這個新政黨，正發黨與社會福利黨大幅度切割，宣稱自己路線中右，主張經濟自由的同時，在政治上承認政教分離與世俗制。
2001年上半年，土耳其經濟大崩潰，給初出茅廬的正發黨和埃爾多安打開了跻身政壇的大門。高舉經濟複蘇和擴大社會福利大旗，正發黨在2002年的大選中大獲全勝，埃爾多安于次年出任總理。
大權在握的埃爾多安收斂了自己的個性，先搞經濟。
在對土耳其經濟的直接操控上，埃爾多安表現得像個“基建狂魔”——他曾告訴外國記者，自己最驕傲的政績，就是“把全國81個省全都變成建築工地”。
他在伊斯坦布爾北部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機場——占地76.5平方公裡的伊斯坦布爾新機場；新機場西邊不遠，計劃耗資150億美元開挖一條繞過博斯普魯斯海峽、45公裡長的巨大航運運河；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空建起了八車道亞烏茲·蘇丹·塞利姆吊橋；在伊斯坦布爾最高的山上建了座土耳其最大的清真寺……隧道、大橋、學校、醫院、核電站等的建設如火如荼。
同時，埃爾多安對軍方控制的壟斷企業開刀，搞經濟自由化；大規模改革醫療系統，擴大對低收入人群的醫保服務，鼓勵私營醫療機構與公共醫療機構競争；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增強非穆斯林群體的權益；增加全國學校建設，推動教育性别平等，讓女性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一系列改革措施下，土耳其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以至于“土耳其模式”也被華爾街納入到了一堆美妙新詞中：“薄荷四國”、“金鑽11國”……
2012年在墨西哥舉行的G20峰會上，埃爾多安宣布将協助解決歐元區的危機，并為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提供50億美元的援助。一個中等國家，竟然有能力援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舉動震驚世界，也令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極大滿足。
2.當地時間2月4日，土耳其卡拉曼馬士，總統埃爾多安在演講中邀請一位身着軍裝的小女孩上台，并對她說：“如果你殉國，我們都會以你為榮。”（@視覺中國）
3.當地時間2016年7月16日淩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在與政變軍隊的沖突中，接管了一輛坦克（@視覺中國）
“埃蘇丹”
2014年，土耳其重點“基建”項目之一，新總統官邸正式落成，它的名字叫WhitePalace，白色宮殿。相比這個造價6.15億美元、有1100個房間、每月光電費就需要31萬美元的宮殿，美國那個小了足足50倍的總統官邸，顯得如此名副其實（WhiteHouse，直譯為“白房子”）。
一支新儀仗兵隊伍成為新總統官邸的配套産品：士兵佩劍懸刀，身披重甲，頭頂鐵盔——16-17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鼎盛時期突厥士兵的典型裝束。
“他表面上是個世俗派，但骨子裡卻是個伊斯蘭保守派。”如今回看埃爾多安統治土耳其的15年，《時代》周刊當年對他的評價，如此貼切。
2003年埃爾多安領導正發黨執政以來，關于他将土耳其引向奧斯曼化的擔憂之聲不絕于耳，但經濟上的成就，使得正發黨長期在土耳其議會占據主導地位，進而給了埃爾多安足夠的底氣——世俗派的力量正逐漸變成土社會的少數——他也不再小心翼翼地掩飾自己作為宗教保守派的立場，推行一系列政策為宗教“松綁”，比如擴大國家宗教管理局的權力，鼓勵宗教回歸社會生活；廢除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機關、議會、醫院、學校等場合佩戴頭巾的法令；發布有限禁酒令；擴建宗教學校，把宗教納入義務教育範疇，在世俗學校課程設置中增加宗教教育的比重等。
與其說埃爾多安在塑造一個伊斯蘭化的土耳其，不如說他釋放了一種力量，宗教的力量。
在這個階段，埃爾多安還是一個表面上的歐洲主義者，不斷地強調要加入歐盟，并與歐盟展開了正式談判。
向西學習、靠攏、融入，是土耳其數代領導人的願景。而歐盟需要土耳其作為防止中東戰火難民湧向歐洲的緩沖區，并避免土耳其在國防安全立場上倒向俄羅斯。
也是在這時，歐洲幫助埃爾多安完成了一件夢寐以求的事情——将軍隊中的世俗派鎮壓下去。埃爾多安對軍隊高層的清洗，被他們視而不見，甚至在談判中主動要求削弱軍隊力量，畢竟，一個随時發動政變的國家當然不可能被接納入西方體系。
軍隊世俗派做出了最後的掙紮，2016年7月15日他們發動了軍事政變。
人們原以為，這是土耳其曆史的又一次輪回。然而在埃爾多安面前，坦克第一次啞火了。随着埃爾多安的呼籲，市民們湧上街頭抵制“叛軍”，而親政府的部隊也迅速趕到，僅用了一天時間和265條生命的代價就平息了事件。
埃爾多安敏銳地抓住了動亂的機遇，在全國開展了浩蕩的清算活動。根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至少5萬人因此遭到逮捕，另有15萬人遭到開除或者停職的待遇。
緊接着，土耳其政府以“資助敵對勢力”為名，查抄并國有化了至少950家公司。據《紐約時報》稱，“從小型果仁蜜餅連鎖店到大型上市企業集團，土耳其政府篡取了大約110億美元的公司資産。”
緊張時刻過去後，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挑戰埃爾多安的權威，2017年4月16日晚，土耳其修憲通過。
這意味着，自奧斯曼帝國在1876年立憲确立議會制以來，土耳其将第一次采取總統制，原有三權分立架構，整合為由總統指揮分配：總統不得加入政黨的規定被取消，議會質詢權被取消；總理職位及内閣被廢除，總統制定頒布行政命令，有權直接提拔軍官；總統有權任命高級法官和檢察官；憲法法庭法官數量，由17名減少到15名，其中總統任命12名，議會任命3名。
今年6月24日，埃爾多安赢得修憲後的大選，正式成為自國父凱末爾以來土耳其權力最大的總統。
1.當地時間2017年5月16日，美國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見來訪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視覺中國）
2.當地時間2017年7月7日，德國漢堡，德國總理默克爾迎接前來參加G20峰會的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德國是歐盟中反對土耳其加入的主力軍（@視覺中國）“沒有石油的委内瑞拉”
盛極則衰，盛世的另一面，是衰敗的開端。
埃爾多安掃平國内勢力、登上權力巅峰之時，土耳其經濟卻再次陷入蹒跚——不管如何通過選票來保證自己長期執政，經濟規律在某一天還是會找上門來。
在廉價資本大量湧入的時期，總支出5380億美元的大規模基建策略一度刺激了土耳其經濟，也使得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土耳其外債占GDP比例接近55%。
而除了借外債，埃爾多安更是大開印鈔機。從2003年至今，土耳其的廣義貨币整整增加了24倍。
事實上，此次危機爆發之前，巨額外債加瘋狂印鈔共同作用所帶來的高通脹，已經把土耳其經濟推到了懸崖邊緣——土耳其通貨膨脹在今年7月已經達到了15.7%。彭博社援引經濟學家的話稱，如今的土耳其相當于“沒有石油的委内瑞拉”。
根據土耳其機械工程師協會的報告，8月1日之後，一戶4人家庭每月的電費已經增加21裡拉，漲至115.6裡拉。食品方面，土耳其屠夫商會副主席表示，從年初到8月份，雞肉的價格漲了200%，以雞翅為例，1月份1公斤雞翅售價為7.7裡拉，現在則超過了20裡拉。
某種意義上講，特朗普的打擊，或許無意中幫了埃爾多安一個忙——這場危機給了埃爾多安一個機會，一個呼籲國民發揚民族自豪感、站起來“抵抗強敵”的機會。
自2003年出任總理之位，埃爾多安對巡視全國、開黨内會議、剪彩以及演講始終樂此不疲。他尤其熱愛演講，特别是對支持者的演講，據統計，平均每天都有3場之多。
裡拉危機以來，埃爾多安的行程變得更為緊湊。面對國民，他最愛使用的詞是“戰争”——他将這場經濟危機導演成“他們”對抗“我們”的戰争，并祭出曆史和宗教兩面大旗，将之形容為“恢複奧斯曼帝國榮光”的最後一搏。
土耳其或者說埃爾多安正在與西方漸行漸遠。因文化、宗教差異導緻的土歐之間的互信缺失，最終還是令土耳其與歐盟關系墜入低谷，也澆滅了土耳其政壇的“入歐”熱情。
于是，埃爾多安在外交上提出新奧斯曼主義，不再“向西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東方，力圖成為穆斯林世界的領導者，做出了一系列跟他過去主張完全相反的做法：與庫爾德人講和；與阿拉伯國家保持友好；同以色列決裂。
而這又進一步使得自奧巴馬執政末期以來即龃龉不斷的土美關系走向低谷——2017年5月16日，在白宮，特朗普和埃爾多安的首次正式會晤，隻進行了20多分鐘。
美國需要一個敲打的靶子，于是就有了曆史上首次對北約盟國實施的制裁，而顯然埃爾多安并不甘心接受。
在8月10日美土争端最為激化之時，埃爾多安曾于《紐約時報》撰文稱“如果（美國）不能扭轉這種單邊主義和不尊重的态度，我們（土耳其）就需要開始尋找新的朋友和盟友”。
誰會是土耳其的“新朋友”？在不少西方觀察者眼中，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然而，“埃爾多安模式”能否挺過這一次貨币動蕩的考驗？這個剛被賦予極大權力的新政體，究竟會在危機中展現韌性，還是暴露弱點，正決定着這個近8000萬人口區域大國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