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山西省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中生一案做出宣判，他因受賄、巨額财産來源不明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财産。據官方資料，張中生共受賄10.4億元，1.3億元财産來源不明。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受賄犯罪創下的一個新高，超過了以前的任何案件。”中國刑法學會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接受央視采訪時說，“不僅總數大，單筆受賄數額也非常大。已定案的受賄犯罪事實有十八起，其中兩起達到了兩億元以上。”
自中共十八大後掀起反腐風暴以來，張中生是第一位因貪腐問題獲死刑的官員，在中國司法判決少殺、慎殺的大背景下，這場判決，尤為引人關注。
重災區
張中生的案子，從一開始就不尋常。
作為一名副廳級官員，地級市的副市長，張中生是由中紀委直接帶走調查的。2014年5月2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稱，張中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此時他已經退休一年多了。據澎湃報道，退休後的張中生，在發迹地呂梁中陽縣修了兩處别墅區。選址均由風水先生看過，暗合民諺“兩山夾一溝，輩輩出閣老（高官）”。
萬萬沒想到，“閣老夢”從他這裡就斷了。事後來看，呂梁正是山西塌方式腐敗的重災區。張中生被帶走調查後不久，2014年6月，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杜善學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此前，他曾擔任呂梁市委書記一職。兩個月後，原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聶春玉，原山西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白雲，也相繼落馬。聶春玉曾在呂梁先後擔任市長、市委書記，白雲則曾擔任過呂梁地委副書記、呂梁市委副書記。
此外，呂梁當地還有近20名官員落馬，成為山西官場“大地震”的重災區。
2014年8月調任山西擔任省委書記的王儒林，把到任後調研的第一站，定在呂梁。“有的同志建議，呂梁情況複雜，第一站最好不去呂梁。”王儒林在呂梁市調研考察座談會上說，他經過認真考慮，還是決定到呂梁去，“主要有四個原因。第一，呂梁是革命老區；第二，呂梁是腐敗問題重災區；第三，呂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的故鄉；第四，呂梁是當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矛盾突出的地區。”
“呂梁教父”
張中生一開始并沒有就此放棄掙紮。
2015年12月，被中紀委帶走一年多後，張中生被移交給山西。據山西省紀委通報，為掩蓋違紀事實，張中生勾結不法商人，僞造證據，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審查。
彼時，中央反腐風暴剛剛刮起不久，張中生或許覺得，自己仍然可以利用關系網，逃過一劫。此前這個辦法曾經确實有效。
據澎湃報道，張中生年輕時，在中陽縣糧食局下屬食品公司擔任經理，當時公司發生營私舞弊案，辦案人員到公司找張中生問話，他十分不耐煩地說，“今天檢察院來，明天紀檢委來，審計局也在，這我還能工作？”說完，不理辦案人員，徑自離開。之後，該案在當時縣領導插手下，不了了之。
據公開資料，在食品公司擔任兩年經理後，他就調任中陽縣工商局擔任局長，再兩年，擔任縣财政局局長。之後，張中生的仕途逐步上升，相繼擔任副縣長、副書記、縣長、縣委書記等職。2003年，他調任呂梁，擔任呂梁行署副專員。
第二年，就在他仕途逐漸上升的階段，恰好趕上了中國進入“煤炭黃金十年”。2003年前後，煤焦價格一路狂飙。呂梁，恰恰富含用于煉焦、冶金的主焦煤資源。從此，這個原本一直是山西經濟最差的地級市，迅速崛起。張中生和他在呂梁的同事們，也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大肆為自己謀利。
就在張中生落馬半年後，新華社發布了一份“呂梁反腐報告”：《一座被“黑金”絆倒的英雄城市》。據這篇調查披露，聶春玉、張中生等官員，與當地企業老闆，建立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朋友圈，沒有進圈子的人，會被邊緣化。進了圈子，提拔就很容易了。
“逢年過節看望，一般來說給兩三萬美元。一般不直截了當說，我要當哪個書記，或者我要當哪個縣長，閑扯兩句話就走了。”聶春玉落馬後在反腐紀錄片《永遠在路上》中透露，錢甚至都不是硬塞，而是看到房間哪裡方便，塞進去就行。“（我）心裡也清楚，每個幹部的目的是什麼，下一步想幹啥。”
就在聶春玉、張中生等人任職呂梁期間，這座城市的官商生态變得灰暗而複雜。煤老闆過節給官員送禮，幾萬元就像“遞一根煙一樣”。
那段時期，也是山西煤礦事故頻發的階段。當地煤炭企業經常面臨重新配置、關停等命運。分管煤炭的張中生，則掌握着這些煤炭企業的生死。這些企業，自然要不斷向他輸送利益。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曾談及張中生的貪污細節：“他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萬元的别墅，讓老闆專程來北京給他付款。在海南遊玩的時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産，就讓在海南陪同遊玩的老闆，當場出錢買下來。”
不但如此，張中生由于長期在呂梁地區工作，在當地積累了深厚的勢力根基。即便擔任副職，其影響力也常大于正職領導。據媒體報道，當地有說法，張中生當縣長時，縣委書記拿他沒辦法；當副市長時，市長和副書記拿他沒辦法。久而久之，張中生便有了“呂梁教父”的稱号，曾在呂梁擔任市委書記的聶春玉一度也受其排擠。亦有媒體認為，張中生是“呂梁窩案”的核心。
“特别嚴重”
2016年1月4日，山西省人民檢察院對外發布消息稱，決定依法以涉嫌受賄罪對張中生實施逮捕。此時，距他接受紀委調查，已經過去了一年半。如此長的時間，足見其案件牽涉之複雜。
這之後兩年多時間裡，直到2018年3月28日宣判，他一直在看守所裡，等待最終的宣判。随着調查深入，他的涉案金額也越來越高。2016年的全國兩會上，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雖然沒有點名，但實則提到了張中生。
“還有幾戶企業，投資興辦煤礦，原來計劃兩年半建成，這位副市長找他要幹股錢。企業老闆拖着沒給，副市長百般刁難，結果8年都沒有建成。老闆一看沒有希望了，無奈想把在建煤礦轉出去。副市長說，‘你不給幹股錢，你想幹幹不成，你想轉也轉不出去。’結果，老闆給了上億元，才把煤礦轉了出去。”王儒林說，山西省119個縣市區，排在最後的9個貧困縣，2015年财政收入加在一起為6.07億，“這位副市長貪腐的金額，現在查實的是6.44億，超過了9個貧困縣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
但最終的數額，比這還要多。據審理查明，張中生貪腐主要集中在1997年至2013年間。16年裡，張中生共貪污受賄10.4億，如此算來，平均每天非法收入超過17.8萬元。這個貪腐數額，是1949年後罕有的。以至于山西省紀委通報張中生案時，連用了兩個“特别”：“目無黨紀、心無敬畏，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性質特别惡劣、情節特别嚴重。”
張中生應該也預料到，自己情況非常不妙。在官場多年的他，應該能夠理解這些用詞的分量。
在他之前，所有“特别嚴重”的貪腐官員，刑罰都特别嚴重。檢察機關對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提起公訴時提到，他非法收取他人财物“數額特别巨大，情節特别嚴重”，同時因為濫用職權等行為，“緻使公共财産、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損失，情節特别嚴重”。最後，他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白恩培，也因為“其受賄數額特别巨大，情節特别嚴重”，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11年，“犯受賄、貪污、濫用職權罪，數額特别巨大，犯罪情節特别嚴重”的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則等來了最高法核準自己死刑判決的消息。
據公開報道，許邁永之後，再沒有官員因為貪腐被判死刑的消息了。十八大後，内蒙古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趙黎平也是在山西被判死刑。不過，他被判死刑的主要罪行是故意殺人。
2013年3月3日，山西省呂梁市某煤礦，井下一名礦工将檢修完畢的設備上鎖。呂梁的“煤炭黃金時代”，已經落幕（@視覺中國圖）
就在張中生等待判決的時候，2015年，刑法第九修正案通過，取消了走私武器、彈藥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僞造貨币罪等九個死刑罪名。雖然貪污犯罪的死刑罪名仍在，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談及死刑問題時提到，嚴格控制死刑、逐步減少死刑是中國刑法的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劉仁文曾參與刑法修正案（九）的内部研讨，當時他認為，能夠取消四五個死刑罪名就很不錯了，沒想到，一下子取消了九個。“這給我一個啟發——有時候更高層的領導思想是不是比我們一些具體辦事部門還要開明？”劉仁文曾撰文分析道，逐步減少死刑适用，其實是符合國際發展潮流的。按照國際慣例，死刑隻能适用于最嚴重的犯罪。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解釋是，最嚴重的犯罪一定和剝奪他人性命的暴力犯罪相關。
正是在逐步減少、嚴格控制死刑的原則下，雖然刑法修正案（九）中仍然保留了對貪腐犯罪的死刑，但2016年，“兩高”（最高法、最高檢）出台《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其中規定，“具有自首，立功，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或者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等情節，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實際司法操作層面上看，官方對貪官死刑的适用，确實整體偏于謹慎克制。據《民主與法制時報》統計，2000年到2003年，因貪腐被判死刑的副廳級以上幹部11人。而2005年到該報統計的2011年間，近7年裡，被處死刑的副廳級以上官員僅有8人，被處死緩的副廳級以上幹部達22人。十八大後，蘇榮、白恩培、谷俊山等人，雖然貪腐金額過億，但也都判了死緩。
生死門
3月28日，張中生等來了判決結果。他仍然被判了死刑。
站在臨汾二中院的法庭上聽取宣判時，張中生雙手一直放在身前，肩膀微縮，面無表情，隻是眼睛眨得更快了。
判決張中生死刑後，臨汾中院告知他，如果不服判罰，可以在收到判決書後10日内提出上訴，啟動二審程序。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消息披露張中生是否上訴，即便他放棄上訴，死刑判罰也要經過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核後，再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十八大以來，我國進一步加強了對腐敗犯罪的懲治。”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高銘暄接受《法制日報》采訪時介紹，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貪污罪、受賄罪等主要腐敗犯罪的定罪量刑标準，一方面對死刑的适用更加慎重，另一方面，通過增設貪污罪、受賄罪的終身監禁制度，對腐敗犯罪也作了“從嚴”規定，“體現了對腐敗犯罪的懲治要‘當嚴則嚴’、‘寬中有嚴’。”
在臨汾中院看來，張中生情況，顯然屬于“當嚴則嚴”的範疇。“對于罪行極其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臨汾中院負責人解釋道，根據刑法及“兩高”的司法解釋，貪污、受賄數額特别巨大，犯罪情節特别嚴重、社會影響特别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損失的，可以判處死刑。
具體到張中生案，臨汾中院負責人介紹道，他的受賄犯罪金額不但特别巨大，而且利用職權插手煤炭資源整合、煤礦收購兼并等經濟領域，嚴重影響了當地經濟健康發展。十八大後，他還不收斂、不收手，“嚴重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敗壞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聲譽，在山西乃至全國造成了特别惡劣的社會影響，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損失，屬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該負責人解釋道，該案還存在案發後贓款贓物未全部退繳等特别嚴重情節，“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損失”，綜合考慮之下，最終決定判處張中生死刑。
●資料來源：新華社、央視、《法制日報》、臨汾中院網站、澎湃新聞、《中國青年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