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北京人藝建立，22歲的朱旭便在這裡當演員。一直到2012年，人藝建院六十周年，82歲的朱旭還站在其舞台上，扮演《甲子園》中的姚半仙，這是他最後一個話劇角色，至此，他已經演了整整一個甲子。
很多人見到朱旭，都會親切稱他“老爺子”，這個稱呼來自電視劇《末代皇帝》中他飾演的中老年溥儀在宮中的稱謂，也代表了人們心中的那個朱旭，那個随和、豁達、可愛的老頭兒。
除了話劇舞台，更多的觀衆是通過電影、電視劇認識朱旭的。1984年，已經54歲的朱旭初涉影壇，從此便成為了銀幕和熒屏上的常青樹。1996年，66歲的他因在電影《變臉》中的精湛表演獲得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因此，有人稱朱旭是大器晚成，更有人說他是“老來紅”。
話劇大師洪深曾說，“會演戲的演人，不會演戲的演戲”。朱旭始終将這兩句話作為自己從藝的座右銘。年輕時，他曾有口吃，一度懷疑自己不适合當演員。後來他摸索出自己演戲的一套方法：不打草稿，想到便說。因此，他的表演自成一派，特别松弛，特别生活化。
追悼會上，人藝演員龔麗君回憶說：“跟老爺子演戲，不像是在演戲，而感覺就是在生活。他在舞台上帶着你，就像是在過日子。但是他背後下了很多苦功夫，大家都知道他寫很多小卡片，衣服口袋裡都是。”
有一次，朱旭看他們排練話劇《家》，看完之後，朱旭說了一句：“最惡劣的表演，就是表演情緒。”他很少批評人，但這一句話，讓龔麗君記一輩子。“太難得有人這麼真心指出你的問題了。對于表演，他實在是太有經驗了，太知道你是在演戲，還是在演人。”
而在孫女朱維婕眼中，爺爺認認真真地活了一輩子，台前幕後、琴棋書畫、花鳥魚蟲、喝酒唱戲、拉胡琴、糊風筝……對每一件小事，他都認認真真，一絲不苟。“無論在外人看來他是怎樣一個成就卓越的表演者，在我心裡，他隻是一位為妻子、兒子、孫女撐起了整個世界的好丈夫、好父親、好爺爺，是那個，站在史家胡同裡，和一幫人喝酒下棋的，幽默又溫情的老頭兒……爸爸和叔叔自小聽力便有障礙，爺爺對此從未有過一絲抱怨，他和奶奶含辛茹苦地将這樣一雙兒子養大，讓他們成為了和他一樣明媚溫暖的人。”
太多人演過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如姜文、尊龍、陳道明、梁家輝、黃子華……但誰也比不了朱旭。
他首先勝在容貌上的酷肖，更重要的，他不想演一個掉了羽毛的鳳凰，他也不想演一個不甘心的末代君主，自然，他也不想演一個萬般從命的戰犯。他沒有給這個極容易戴上标簽的曆史人物賦予任何約定俗成的色彩。
而前面溥儀的扮演者，都時有表演之光在閃現，但他們還是在演，演一則衆人皆知的定義，演一段從降生起始，就不可避免的“傳奇”，演一出與我們的想象遙相呼應的人生如夢。
而朱旭一亮相，他高大卻不能傲岸的身形、他越堅定卻也越發混沌的眼神，包括他無法擲地的東北口音，像是受盡了委屈，但又匮乏更驕傲的質地墊底，而流于空洞了。
他出場的時候，他自己是黯淡的，連他周圍的人物、景物也随之失去了光彩。朱旭要演的是一個“人”，演人的首要是盡量不去演。
隻有這樣，一個被曆史裹挾的高度被動的“人質”，才在與每個人“想得不可得，你奈人生何”的心境交錯時，能互換些光亮來，才能在“一言難盡”的維度上與衆生的不堪回首形成共奏。
朱旭演到最後，演的都不像是一個人，别人是要為人物注入靈魂，他是要靈魂抽将出來，隻留下一個空蕩蕩的軀殼。
朱旭演溥儀的時候，54歲。但這部當年篇幅最長的連續劇，四年後才開播。那一年，是1988年。朱旭的演藝之路自那時，有着他年輕時代想都沒想過的輝煌。
一般人認為，《紅衣少女》是54歲的朱旭首次觸電，他演的是位表面和煦、思想前衛的長者。但實際上他的保守和強硬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最為古舊的威嚴。他憎惡包括文革在内的舊時代，可他自己仍是封建殘存意識裡一個毫不自知的精神附庸。
其實再往前推的話，1982年，在謝添執導的《茶館》裡，朱旭出演一龍套，戲份少到隻有一句台詞，他演一個具正義感的茶客。
電影版《茶館》最大的意義，是忠實記錄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那一張張足以彪炳千秋的面孔。朱旭在那樣一出盛大且讓人唏噓不已的群英會裡，應該說不是那麼顯眼。
自1952年，朱旭成為北京人藝的一員，在那樣一個一開口便能吞吐大半個世紀的殿堂裡，朱旭的聲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内都是微弱的，他總是不太标準的普通話，他那種慢悠悠的幽默，他那需仔細觀摩才能領受到神妙的身法。
跟那些金石之聲相比，他常常沒了氣息；和那些大開大合的動作一比，他的小動作又太多。
好在，知天命之年的朱旭，一蹈身銀海，就光彩奪目起來。太多人是在大銀幕上領受到他的好，再到舞台上反刍他異乎尋常的妙。
可以說，舞台成就了朱旭，而影視劇卻真正成全了這位老藝術家，讓他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所贊服。
《紅衣少女》的導演是陸小雅，朱旭接着，就在陸小雅的丈夫從連文執導的《小巷名流》中大放異彩。我問過朱旭，是不是和這家人非常相熟。朱旭笑着否認了，他說這夫妻倆喜歡到首都劇場看戲，也順便看了自己的戲，全是機緣巧合。
包括他與田壯壯的兩次合作，《鼓書藝人》和《李蓮英》，也都是趕上了。他認為演電影比演話劇輕松，他感謝那些與他合作的導演，總能樂呵呵地讓他待在他中意的舒适區裡，而不用為難自己。
而在舞台上，他要克服許多障礙，才能傾心地去創作。在舞台上，隻有與自己過不去，才能與人物打上一段還算過得去的交道。
個人認為，朱旭最好的舞台表演，一是《紅白喜事》中的三叔，二是《嘩變》中的魁格。前者的虛榮市儈，後者的剛愎自用，朱旭演來都神采飛揚，都能在滿滿的自我意識裡，在假裝與他人溝通的前景裡，卻留下太多自說自話的私人空間。
尤其是《嘩變》中的魁格，朱旭自己分析這個人物是有人格障礙的，他在腦子裡修改了現實，于是他是對的，而别人全是錯的。演那些想當然的，自以為是的可憐人，是朱旭的強項。
著名戲劇評論家童道明說，一看到朱旭，就會想到《堂吉诃德》，說從他那不請自來的驕傲裡看到風車，看到綿羊，看到随時随地的幻覺。
朱旭還演過中國文學史上最經典的一位熱愛異想天開的家夥，那就是魯迅筆下的阿Q，在話劇《鹹亨酒店》裡他客串了這一角色。
嘴上跑不完的火車，手裡卻使不出半分氣力的人物，朱旭演得并不多，《鼓書藝人》中的方寶森算一個，嗓子倒了，架子卻不倒。
什麼事都看不慣，一開口就要占盡真理和正義，這個被現代人形容為嘴炮的藝人，俨然是語言上的巨人，行為上的矮子。
他以為他什麼都能豁将出去，可他早就沒了傾囊的資本。他想可憐别人，可最終他隻有在被可憐的命數裡不能動彈。
朱旭最好的表演，都是以最莊重的做派最終流向了滑稽，以最堅毅的表情給我們帶來了怯懦的真面目。他說的不是他想的，他想的是他不應該想的，他應該想的，是他永遠也想不到的。
他為各種概念迷醉，卻不知道哪一種概念是真正屬于自己的。也可以說，他的自我，就是沒有自我。朱旭表演的好，就是他有多重的表演空間，能靈活地拆東牆補西牆，臨了，又給我們留下割肉補瘡般的無盡荒涼來。
不客氣地說，很多人沒有見識到朱旭表演真正的好，于是總讓他演各種好，規定動作上的好，道統意義上的好、各類價值觀求同存異後的好。
應該說，那些朱旭演得也很好，可這種好，是能見底的，是能望穿的。而朱旭表演上，那種模糊的，難測的，不求深入，卻更加天成的表演之光，很多時候，并沒有派上大的用場。
經常有人說，某某的離去，是某某時代的終結。我很不願意用這套說辭，但這對于朱旭，也許是合适的。
在他生前，他就在宣告一個不用跟人心靠得很近，但卻更符合人生的表演時代，剛剛露出亮光來，便消逝了。
朱旭的最後一部電影叫《我們天上見》，他在影片的後半部分，是一言不發的，是一臉苦情地等候死神的光顧。
現在來看，這電影的名字，真是一種象征，象征着一個虛妄的時代在天上，也在我們的内心深處。朱旭在《請君入甕》中飾演陸奇歐（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供圖）
《我們天上見》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