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導演王翀一直聽說這個戲好，但他當初年紀小，遺憾地錯過了那一輪演出。出于好奇，他看了三遍當初的錄像，一邊看一邊哭，“不是因為他們，全是因為自己”。“導演帶我們站在空中俯瞰衆生，用悲憫之心俯瞰自己。我發現，三姊妹每個人都是我演的，弗拉基米爾是我，埃斯特拉岡也是我。”
林兆華在心裡也念着這個舊作，很少複排的他想看看今天的觀衆能否接受這部當年的先鋒之作。20年後的9月19日至9月24日，《三姐妹·等待戈多》終于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張若昀和黃璐兩位明星加盟，在保利劇院完成第二輪的演出。此前，《三姐妹·等待戈多》已在全國44個城市巡演60場，至此，這部劇又要封箱了。
“一個重返北上廣的故事”
1998年，病榻上的林兆華在等待病愈的煎熬中突發奇想，把契诃夫與貝克特這兩位戲劇大師的代表作《三姐妹》與《等待戈多》做一個後現代的拼貼，直接超越了情節劇。
契诃夫筆下的三姐妹是名門之後，她們住在一個遠離莫斯科的外省小城，過着死氣沉沉的生活。三姐妹每日都滿懷憂傷地眺望故鄉莫斯科，夢想着有一天能到莫斯科去。
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這部荒誕派戲劇的扛鼎之作，講述的是兩個流浪漢經年累月地等待一個叫戈多的人的到來，在等待中百無聊賴打發着時間。沒有人知道他們為何等待，也沒有人知道他們要等到何時。
林兆華的《三姐妹·等待戈多》提煉出兩部戲關于“等待”的主題。《三姐妹》是“對于美好明天的等待”，《等待戈多》裡是等待那個“明天會來”的戈多。
濮存昕曾說過，《三姐妹·等待戈多》是“林兆華的一次大膽而冒險的舞台創造，他要考驗自己，考驗我們演員，當然也是考驗觀衆”。濮存昕在劇中的兩個角色“弗拉季米爾”和“韋爾希甯”對演員而言極具挑戰性，不僅台詞量是全劇演員中最多的，而且兩個角色反差極大。弗拉季米爾是一個輕松幽默，時而深沉的流浪漢，而韋爾希甯則是陷入生活泥淖的苦悶的中年男子。此次張若昀扮演的正是濮存昕當年的角色。
黃璐在劇中出演二姐瑪莎，十八歲就結婚了，卻發現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與張若昀演的韋爾希甯有一段對手戲。
劇中，瑪莎自由地表達出對現在這種無聊生活的厭惡。她的丈夫叫她回家，她也不想回家，然後就遇到了韋爾希甯。“韋爾希甯這個角色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渣男，他跟瑪莎調情。瑪莎死水一樣的生活，因為韋爾希甯的出現才有了一絲轉機。當瑪莎丈夫叫她時，韋爾希甯立馬轉身走了，到最後他也是離開了瑪莎。瑪莎更加絕望了。”黃璐覺得瑪莎說出了很多當今女性的困境，與張若昀在排戲的時候，她想的都是怎麼能把眼淚忍住，别流下來。
在易立明設計的舞台上，三姐妹的“家”是一座水中央的孤島。三姐妹住在孤島上，演員以雕塑般靜态的表演，讓人感受等待的煎熬；而孤島之外的樹下，兩個流浪漢插科打诨，嬉戲作樂，生命的荒誕被無限放大。
就這樣，兩部戲劇的主人公，生活在各自的劇情裡，但又在無差别的時間中，在“等待”這個永恒的主題之下，當有台詞交錯時，才出現如電光火石般的化學反應：當《三姐妹》中的小妹伊莉娜高聲呼喊着“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吧！”，《等待戈多》裡的弗拉季米爾立馬接茬：“别再說空話浪費時間啦！趁這個機會做點什麼吧！”
島上的人很容易出來，島外的人很容易進去。他們遙遙相望，又互為鏡像，照出了現代人最容易陷入的萬劫不複。他們都是夢想家，滿懷希望地在等待、等待，卻沒有任何行動力。林兆華說，《三姐妹·等待戈多》所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無望中的希望”。
在青年戲劇導演陳然看來，其中《三姐妹》就是一個重返北上廣的故事。三姐妹小時候在莫斯科居住，見慣了大城市的繁華，後來跟随父親工作調動才去了邊遠的小地方，在那裡，她們無法過上想象中那種詩意的生活，一切都是平凡而乏味的，她們沒有一天不想着結束眼前的苟且，重新回到莫斯科去。但她們終究沒有行動。
黃璐飾演二姐瑪莎（塔蘇攝影）
林兆華在給張若昀說戲擊中新一代觀衆
這次複排，82歲的林兆華多次出現在各種活動上。采訪中，向來耿直的他對黃璐和張若昀兩個明星也不乏溢美之詞：“當代觀衆能坐下來看，我就謝天謝地了。看到他們的表演就可以了。”
有觀衆問起林兆華的另一部劇《窩頭會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作品之一。當年第一輪演出後，《窩頭會館》就刷新了人藝新的票房紀錄，36場總票房超過1000萬元，個别單場的票房收入甚至超過了《茶館》。首演至今，但凡演出，仍然一票難求。但提起這個劇，林兆華一臉不耐煩：“那有什麼好說的？命題作文。那不叫創作，那是任務。戲劇永遠是自己心靈的。我想演什麼戲，我想排什麼戲，我怎麼去排，我怎麼去演，這是主要的，沒有這個，沒有戲劇。”
林兆華對《三姐妹·等待戈多》情有獨鐘，然而當初在劇目立項階段就碰了壁。他原計劃是在自己的單位人藝制作這部戲，結果領導回複，“單獨排《三姐妹》同意，單獨排《等待戈多》也同意，但是你要把它們合在一起，那不行”。他出去拉投資，結果在戲排練前的幾天，原先簽約投資的公司沒能履約，是林兆華和舞台設計易立明兩人自己掏錢和借錢堅持排，這台戲。
這部戲上演後旋即遭遇票房“滑鐵盧”，許多觀衆都說“看不懂”、“沉悶”，質疑：“這是話劇嗎？”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在98年版中飾演“中間人”他的位置是舞台左側台口一個四米鐵架高台上，最後一場時，他看着身後有一大片空着的觀衆席，心裡想着，這可能是最後一眼，還有是“戈多”裡的一句話：“希望遲遲不來，苦死了等着的人。”
那年富康汽車剛出不久，一輛18萬。林兆華後來就總念叨，為這一部戲，他和易立明，一人賠了一輛富康。
不過讓林兆華欣慰的是《三姐妹·等待戈多》的支持者同樣為數不少，其中不乏文化界、知識界人士。當年《讀書》的主編汪晖以“話劇《三姊妹·等待戈多》筆談”為名策劃了一期專題，還為這部戲舉辦了座談會。
餘華也是這個劇的擁趸之一。觀看演出後，他撰文盛贊林兆華，“将契诃夫憂郁的優美與貝克特悲哀的粗俗安置在同一個舞台和同一個時間裡，令人驚訝，又使人欣喜”。他認為《三姊妹·等待戈多》是林兆華對極緻的風格的追求。“一九○一年的《三姐妹》和一九五一年的《等待戈多》可能是極緻的風格，而在一九九八年，契诃夫和貝克特已經無須以此為生了。或者說，極緻的風格隻能借用時代的目光才能看到。在曆史眼中，契诃夫和貝克特的叛逆顯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他們展示了情感的延續和思想的發展。林兆華的《三妹妹·等待戈多》在今天可能是極緻的風格，當然也隻能在今天。”
20年後，顯然有更多的觀衆接受了林兆華這種極緻的風格。90後劇評人奚牧涼很喜歡《三姐妹·等待戈多》，在北大上學時，他就曾在社團排練該劇。他覺得《三姐妹·等待戈多》找到了一把打開契诃夫、貝克特乃至戲劇長路盡頭的鑰匙，“而那把鑰匙能讓我們從現實的瑣碎中墜入内心的深淵，在那裡，看到我們的靈魂——永遠在無謂而執着等待的靈魂”。
一個張若昀的粉絲此前從沒看過話劇，為了偶像買了三場票，但她真的看進去了。第一刷的時候，她光顧着看張若昀，沒太看懂，隻覺得很喪：“既然那麼想去莫斯科，為什麼不去呢？是拖延症？”三刷時，她突然覺得很理解她們了：“生活哪裡是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莫斯科這個詞更像是希望、理想的代名詞，在我們人生的每個階段，總有這樣那樣的‘莫斯科’，吸引着我們前往，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魄力有勇氣真的就這麼扔下手邊的爛攤子，追尋他們的莫斯科。我們總是被現實磨平棱角，被迫妥協，活着活着就活成了當初自己讨厭的樣子。”
劇中的很多人物都讓她心有戚戚然，比如三姐妹的哥哥安德烈，本來是要做大學教授，做學者的，後來卻滿足于在自治會做個小小的委員。“仔細想想，這不就是生活麼？渴望與等待是貫穿一生的，幸福往往不像童話故事裡說的那樣出現在最後，而是永遠在昨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