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和他的畫稿1878年，在清廷海關的籌備運作下，發行了中國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然此非一蹴而成，而是經曆了一個醞釀計劃、摸索方案的曲折過程，時間跨度更是長達三年之久。
今年是大龍郵票發行140周年，學者趙嶽赴英國查找資料，因偶然的機緣在英國郵政博物館發現了一批重要檔案，這些檔案再現了140年前清廷海關與英國德納羅公司為籌印郵票的工作交往，理清了大龍郵票發行前的諸多曆史細節。
“煙台談判”後啟動了郵票印制工作
同治五年（1866），海關涉足原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承辦的郵件遞送業務，為海關内部及在華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服務。從曆史的進程來看，中國郵政現代化的帷幕就此徐徐拉開，過程之中最為重要的轉折契機，便是轟動一時被稱為“滇案”的“馬嘉理事件”。
1875年2月，英國駐華使館職員馬嘉理（A.G.Margary）在接應英方探路考察隊時，在雲南邊境被當地居民打死，事件震動朝野。圍繞着原因調查、善後賠償、擴大貿易等一系列問題，清廷與英國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談判，過程曲折，險開戰端。
談判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和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為兩國代表，利益較量之中，數度陷入僵局。最終，英國人羅伯特·赫德（RobertHart）成了雙方調停的不二人選。赫德于1854年來華，1863年被清政府派任為海關總稅務司，其後連續任職48年，任内為清廷創建了稅收、統計、港務、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
赫德在接受調停的委托之後，積極斡旋，希望盡快解決争端。赫德所盤算的計劃，便是将其籌備的“官信局”和“官銀号”事項寫入條約草案，并計劃由他主理的海關總稅務司來具體實施。對于建立“信局”，李鴻章無甚異議，7月10日赫德于天津面谒李鴻章時，李親口允諾：“此節（設立送信官局）可由總稅司辦理。”
赫德推動海關籌辦“官信局”的計劃得到了李鴻章的應允，海關郵政的發展由此加速。
海關啟動向公衆開放郵遞業務的籌備工作，赫德要求各地稅務司為此建言獻策，其中以1864年到海關工作的德國人德璀琳（GustavDetring）頗為積極。後來成了大龍郵票印制工作的主要負責人。
1877年3月5日，德璀琳向時任清廷海關駐英國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JamesDuncanCampbell）緻函，詢問在英國或中國印制郵票的花銷。信件送抵英國後，金登幹向英國著名郵票印制商托馬斯·德納羅公司（ThomasDelaRue＆Co.）咨詢建議。德納羅公司創始于1813年，1845年開始為英國政府印制郵票，曾為世界上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服務。
籌印郵票有中英兩種方案
收到金登幹轉交的詢函後，德納羅公司于1877年6月8日出具了一份42頁的機密報告，詳細講述了郵票的印制工藝、油墨特性以及防僞工藝等一系列涉及郵票印制的技術問題，報告中還附錄了12份附件，其中有為清廷海關設計的紙張水印圖稿、郵票圖稿、郵資信封圖和信封專用郵資符圖稿，這就是“英國方案”———英國設計、英國印刷。
“英國方案”通過信函發往中國，10月25日，赫德回函金登幹，對于“英國方案”的優劣沒有加以評述，但明确表明将會在英國印制郵票。直至1878年2月24日，赫德電報金登幹：“請推遲發出郵票訂單。”清廷海關在倫敦籌印郵票以及與德納羅的合作宣告失敗，“英國方案”也就此胎死腹中。
其實，在“英國方案”推進的同時，“中國方案”也在積極謀劃之中，所謂“中國方案”，就是“中國設計、中國印刷”。1877年3月，德璀琳向赫德緻函彙報購買設備在中國印制的計劃：“向英國訂購印制郵票的工廠設備，并将印制任務暫時委托造冊處負責……我已呈交各種郵票圖案。”5月，赫德批準了德璀琳的計劃。7月初，德璀琳通過金登幹與德納羅公司商讨過郵票印制設備物資的采購問題，德納羅表示在中國印刷技術難度大，建議先在英國印制，待時機成熟再向中國轉産。為了盡可能争取到這項業務，德納羅公司亦退讓一步，聲稱如果不認同他們的設計，不妨由中方提供設計圖，再交德納羅印制。因此在1877年11月份，德璀琳将中方設計的“蹲伏的龍、鳳凰、背馱萬年青的大象和寶塔”這4種郵票圖樣寄往了英國，謀求折中方案，即“中國設計、英國印刷”，但這種設想也無疾而終。
在英國印刷無法落實的情況下，郵票印制方案又折回“中國設計、中國印刷”。
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緻函海關造冊處代理處長夏德，請海關造冊處幫助印制郵票，指示按所提供的郵票樣張圖樣及文字修改。7月15日，夏德寄給天津的德璀琳500張，共計12500枚面值五分銀郵票，并表示其餘的郵票将在次日完成，但還需一段時間才能完成上膠和打孔工作。這批郵票于7月24日送抵天津，并随後向公衆出售。自此，中國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華麗登場。
德納羅檔案的三個發現
1877年德納羅檔案為學者趙嶽首次在英國倫敦所發現，這部檔案資料除了清晰呈現清廷海關為推動籌印郵票的“英國方案”而與德納羅公司的一系列的合作進程外，還涵蓋了一些有價值的史料線索。
在德納羅公司關于西方印刷技術的報告中，該公司詳細回答了清廷海關關于印制郵票成本費用的詢函，内容包括了印刷工藝、防僞技術等情況。
德納羅檔案中，還收錄了一張翻拍的錢币照片和一幅黃色基調的三角形“龍”圖，通過對錢币資料的研究，趙嶽得出錢币照片為關平兩制銀币“中外通寶”。“中外通寶”錢币是錢币研究領域一個長期存在争議的課題，其中一項就是年份斷定。目前錢币研究中普遍認為“中外通寶”出現的最早年份為1878年。而這次“中外通寶”照片出現于德納羅檔案，可将“中外通寶”實物出現的時間提前，即為1877年。
另外，通過對比研究及文字記載，“中外通寶”的其他曆史價值得以挖掘：“中外通寶”與英國政府特許銀行麗如銀行存在着某種聯系；德納羅公司在為清廷海關設計郵票時把“中外通寶”作為參考，合理地解釋了赫德所推崇的“海關印記”太極陰陽圖案置于“中外通寶”中央的原因。
關于德納羅設計郵票的另一份參考資料———三角形黃底“龍”圖，經過研究發現，該圖從旗形、龍态以及龍珠的位置來看，是當時大清的三角官旗，系金登幹1874年應赫德要求在倫敦制作，用作海關船隻标識旗。德納羅檔案中，金登幹提供的圖片基本可以認定為赫德認可的設計定稿。
1877年6月德納羅出具的42頁長篇報告中，結合報告的内容及留存他處的資料，《德納羅密檔》整理出了德納羅為海關所設計的幾種設計圖稿：郵資信封、圓和橢圓兩種郵資信封郵資符、太極陰陽圖水印圖和橫豎兩向長方形郵票圖稿。并在所設計的郵票設計圖稿的“英國方案”時，選用了黃色、紅色和綠色，并将“禦用之色”的黃色用于最高面值。有趣的是，在“英國方案”無疾而終後，海關印制郵票回歸到“中國方案”時，也是采用了這三種顔色。
赫德曾為英方設計提供了母稿
在金登幹推動“英國設計、英國印制”郵票的“英國方案”時，他于1877年5月22日，曾向德納羅公司提供過“來自北京的畫稿”作為郵票設計的參考素材，而且要求：“方案拟妥，煩将兩張小畫稿歸還。”23日再次寫信說明：“昨天寄奉貴司的兩張小畫稿中，各有一個懸浮在中的球體，即所謂‘陰陽’。”通過金登幹信中的描述，我們可以判斷出“來自北京的畫稿”的特征：共計兩張，圖幅不大，圖案中間各有一個“陰陽”符号。由于金登幹要求德納羅公司退還這兩份畫稿，故而德納羅1877年中國檔案中沒有相關留存信息。趙嶽提供了一種解讀：“來自北京的兩幅畫稿”即為“赫德畫稿”，且為德納羅設計郵票的母稿。
赫德去世後，曾有遺集留存，郵學界習慣将其中的“雙龍戲珠”和“龍鳳戲珠”的兩幅圖稿稱為“赫德畫稿”。随着1877年德納羅中國檔案的發現，通過對比可以看出，“赫德畫稿”與德納羅公司設計的郵票圖稿存在相似的核心元素。再結合金登幹對“來自北京的兩幅畫稿”的描述，可以确定“赫德畫稿”即為德納羅設計郵票的母稿。
□9月19日《北京晚報》徐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