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集郵博覽》2015年第3期“民信局探源”專題發表了幾篇相關文章。其中張曉鋼先生的《民信局起源之争—蘇州民信局研讨會側記》一文指出“曾經盛行一時的‘永樂說’并不耐推敲，以今人看來，純屬以訛傳訛”。随後簡述了“永樂說”的出處，即1900年甯波全盛等幾家信局曾上呈的一份“禀帖”，繼而又稱：“……由于史料不确和缺乏物證，近二十年來，此說廣遭質疑。”正是由于這種對禀帖的不認可，而有了否定“永樂說”，有了“乾隆說”，有了以清道光年間遺存的幾件實寄信封說事的“嘉道說”、“舶來說”等—由此就提出了史料見證問題。
孫鑫如先生的《淺談對民信局幾個問題的認識》一文則既否定“禀帖”的見證，他認為“說我國民信局最早出現在明代永樂年間，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持這個結論”；又否定了其他各種說法，稱“現在存在的可以清晰表明民信局存在的有關檔案、民信局業務活動留存的實物都不是民信局組織出現的最早證據，這些證據隻能表明在這些證據産生的年代民信局組織已經存在”。他還同時“提醒人們特别關注”：“這些已有的表明民信局組織産生的證據同樣可以證明，在該民信組織産生之前還有其他的民信組織存在。”他提出“我國的民信局最晚很可能在商代就已經存在”—由此又提出了理論推測問題。
看來“禀帖”是個關鍵，一切問題皆由此而起，自然也必須在此解決。
二、關于“禀帖”的釋義
既然“禀帖”是個關鍵，而各種轉錄該“禀帖”的著述中又都未作其字、詞釋義，難免有不同理解，所以有必要先說明一下。
該“禀帖”是清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一（公元1900年3月31日）浙江甯紹台道緻甯波海關稅務司的照會中所引述的，原是“甬江信局全盛等”呈報甯紹台道的，其内容是：“局等信業，在長江南北洋，自乾隆朝創始迄今百餘年，内河之局數百年，納稅已有數十年，自祖父輩傳下，幼習此者居多，走從小船，栉沐而為，業此者有四五萬人，萬難改圖别業。”顯然，這是因甯波海關稅務司為推行海關郵政，要求甯紹台道限制和取締所轄區域的民間信局，甬江全盛等信局随即上呈此“禀帖”作出申訴，甯紹台道又以之照會了甯波海關稅務司。
“甬江信局”在張曉鋼先生文中又被稱作“甯波信局”，甯波位于甬江下遊北岸，可能全盛等信局設在甯波城，卻用的“甬江”字号，故稱“甬江全盛信局”。但“甬江信局全盛等”的稱謂太過籠統，不知道有多少家不同字号的信局參與了“禀帖”申訴。
所謂“長江南北洋”，是指長江入海口的南北臨海區域。古代稱河流入海之處為“洋”，比如宋代徐竟所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第三十四“海洋”之“黃水洋”中稱：“黃水洋，即沙尾也……即黃河入海之處。”但甬江并不屬于長江水系，而且從地圖上直線測量也有180公裡之遙，可見“長江南北洋”涵蓋之廣，可以說整個東海海岸都屬于“長江南北洋”。而“内河”是相對于“長江南北洋”而言的，是指長江南北洋之外的沿江、沿河内地。這也就是說，甬江全盛等信局，既有設在長江南北洋的機構，也有設在内河的機構；設在長江南北洋的機構是在清乾隆時期建立的，距“禀帖”呈報之時已有百餘年，而設在内河的機構則已有數百年了。由此可知，在數百年前創立信局之時，内河的經濟文化活動要比長江南北洋繁華得多，民間通信需求也更為急迫、強烈。根據古代對“數百”的習慣用法，是指500以下、300以上，所謂“永樂說”既是根據“數百年”的上限500年作出的。但實際上，上限500年應是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還有下限300年，即明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600年），由此而論，“永樂說”并不準确，但建文二年之後僅一年就是永樂朝，省略前者，直稱“永樂說”也不是不可以。而“自乾隆朝創始迄今百餘年”僅限于長江南北洋，屬于内河全盛等信局的規模擴張，再設分号，并不是起源，所謂的“乾隆說”是不能成立的。
三、關于“禀帖”的見證價值
盡管“永樂說”就上（500年）不就下（300年），并不是很準确，但“禀帖”終究是一件真實史料，其内容應為當時人們所熟知，不可能有假，更兼這次申訴關系到民間信局的存亡，也不可能以假搪塞。不知張曉鋼先生等何以斥之為“訛”，又怎麼“史料不确”了？至于“缺乏物證”，洋洋二十四史，至今有幾例是有“物證”的？難道可因“缺乏物證”而否定其巨大的史料價值嗎？其實“禀帖”就是物證，在“數百年”間和之前的其他物證發現之前，隻能也必須以“禀帖”為證。
從張先生文中所作介紹，可知蔡維屏女士和趙強先生“基本認同嘉道說”，為駁倒“乾隆說”，特舉出一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完成的《姑蘇繁華圖》，姑蘇即現今的蘇州，因其上“無信局身影”，而認為“乾隆說”“頗可置疑”。但筆者認為，即使把《姑蘇繁華圖》當成地圖，區區畫面也不可能盡現蘇州全城，況且繪畫終究是一種藝術，總不可避免地有所取舍，畫上沒有信局身影，并不等于沒有信局。更為關鍵的是，既然認可《姑蘇繁華圖》的史料價值，又為何否定“禀帖”的史料價值？要知道兩者都是曆史遺物。
四、關于理論推測問題
筆者贊同孫鑫如先生的“這些證據隻能表明這些證據産生的年代民信局組織已經存在”的認識，但不同意其“這些已有的表明民信組織産生的證據同樣可以證明，在該民信組織産生之前還有其他民信組織存在”的推測。比如“禀帖”，它隻明确了甬江全盛等信局在“内河”已有數百年曆史，并沒有提供絲毫的其他信局信息，憑什麼說在甬江全盛等産生的“數百年”之前就一定還有其他信局存在呢？推測必須符合邏輯，必須從借以推測的事物的限定出發，否則就是毫無來由的無端推測。
筆者也不同意孫先生文中的現存實物“都不是民信局組織出現的最早證據”的推測，仍以“禀帖”為例，它就是現今發現的表明民間信局存在的最早證據，又憑什麼說它就一定不是民間信局出現的最早證據呢？
從孫先生文中可知，他實際上是以“人”的社會經濟活動的需求來推測的，似乎并非“無端”。但曆史研究和著述從來都是以現存史料說話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理論推測隻不過是提供一個研究方向而已，在理論推測尚未得到史料證實之前是不能算數的，就“民信局起源”研究的現今情況，既有“禀帖”的“數百年”見證，那以道光年間遺存的實寄信封為據的“嘉道說”和“舶來說”就不能成立；而現今又尚無證明“數百年”之前還有民間信局存在的史料，那就必須以“數百年”為民間信局産生的最早年代。這也就跟《辭源》的釋義一樣，其所注釋的各詞源頭都是編者們根據所能見到的最早使用确定的，但編者們所覽史籍終究有限，更有很多史籍已消亡，實際上很多詞彙是找不到真正使用源頭的，在尚未找到或根本找不到的情況下，就必須以所找到的最早使用為源頭。
五、擺正史料見證和理論推測的位置
從《集郵博覽》刊發的幾篇文章中，可知研究者們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搜攬民間信局的遺物，對此，筆者深為感動。但是其研究中存在的認識問題也讓人有些揪心，這就是輕視乃至無視“禀帖”的史料價值，而紛紛自創其“說”。盡管“禀帖”的“數百年”說明不是很明确，但終究是有案可查的曆史遺存，至少記錄下了甬江全盛等信局産生的大緻年代；盡管至今還無其他佐證，卻也極為難得了。民間不同于官府，官府是一向重視存檔的，而民間卻少有或者沒有存檔意識，民間信局不過就是為了賺錢，在完成一項或一個階段的傳信之後，其相關手續和記錄也就扔到一邊去了。盡管官府重視存檔，但在曆經種種變故和戰火之後，也損失殆盡了，而民間的不重視，更使其相關活動的手續和記錄不可能遺留下來，又由于曆代典籍隻關注官府行為，很少關注民間行為，從中也是很難找到或不可能找到相關記載的。就如“禀帖”，盡管是光緒年間的，距今不算太久遠，但如果不是與官府、與洋人打上了交道，恐怕也是很難或不能遺傳下來的。如此的難得，我們的研究者們怎可慢待！
由于我國古代的郵驿隻傳送官府文書，民間很多因經濟、文化的交往和因親情、友情的溝通而需要的通信就不得不另尋出路，除了托人、雇人傳信，很有可能會有人認準是個生财之道而作為副業為人傳信賺錢，其中經營有方者會逐漸坐大，于是就可能轉為專業，就有了信局性質。但從另一方面說，即使有了信局性質的傳信機構也未必就是現今所理解的信局。從“禀帖”所說全盛等信局在内已有“數百年”，但納稅卻隻有“數十年”，可以斷定，全盛等信局在“數十年”之前的“數百年”間，其規模還是很有限的，還不曾入官府法眼，如果規模較大，有相當多的經濟收益，官府是不會坐視不管的，必然想方設法抽稅。既然全盛等信局“數十年”之前的“數百年”間不曾納稅，說明其規模還很小，也可以說還停留在副業的水平上，還隻不過是信局的源頭而已，而天下一盤棋，甯紹地區如此，其他廣闊地區也應是如此，由此看來，民間信局的産生還真的可能不會早于明代。在這樣怎麼說都有道理，卻又都無史料證據的情況下，就必須以“數百年”的史料證據說話，客觀地、科學地表述應為：“根據現存史料，民間信局産生于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至萬曆二十七年（1600年）間”。即使顧及推測，也隻能說“最晚于明朝建文二年至萬曆二十七年間就已産生”，而不可漫言“最晚很可能在商代就已經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