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于拜讀了劉建輝先生的大作《再談“隆中對”》（刊于2016年第12期《集郵博覽》，以下簡稱“劉文”）之後，筆者仍感到未能“澄清這件子虛烏有的事”。劉先生“再談‘隆中對’”是因為：“源于一篇文章。《集郵博覽》2016年第三期刊登了李厚祿先生的文章《讀人民網集郵訪談‘諸葛亮’有感》”。
“劉文”稱：“陳全勝先生和我是多年的好友，至今情誼不斷。對于‘隆中對’郵票圖稿的始作俑者，我肯定是要找老朋友了解的。”但是，“劉文”稱：“陳全勝在畫完《三國演義》的第二組郵票圖稿之後，感到第二組郵票的安排有缺陷……陳全勝将這個想法告訴了時任郵票發行局總設計師的邵柏林，并将自己精心畫好的‘隆中對’小型張圖稿交給了邵柏林……最近，就‘隆中對’郵票一事，我特意咨詢了著名郵票設計家邵柏林。邵柏林先生說：這件事他有印象。陳全勝設計了‘隆中對’郵票圖稿後，送到我這裡……我就拿着‘隆中對’圖稿到郵票發行局局長許宇唐的辦公室去請示，許宇唐局長看後說，‘隆中對’就是三顧茅廬中的情節，既然方案中已有了‘三顧茅廬’，這一枚，‘隆中對’就不要上了。”但是，這樣的說明與前述拙文引錄的1990年第5期《上海集郵》刊出的《“隆中對”小型張未能出台設計者陳全勝深感惋惜》文中介紹的情況完全不同，劉先生為何沒有向陳全勝先生和邵柏林先生确認：“隆中對”小型張圖稿是陳先生自作主張畫出的？還是陳先生提出設想，經郵票發行部門約稿後畫的？為什麼避開了關鍵的内容？“劉文”也談到了他13年前首次公開澄清“隆中對”的往事，但那次是這樣說的：“真實情況是專家們在讨論審定選題時，認為‘三顧茅廬’的故事已經包含了‘隆中對’的内容，沒有必要再發行1枚‘隆中對’小型張。”這與此次再澄清的說法不同。
當年郵票發行部門沒有運作增加發行“隆中對”小型張之事？筆者認為還有以下的疑點。
《中國郵票史》（第9卷）記述：“1990年12月10日發行的T.157‘三國演義’（第二組），全套4枚郵票……原圖稿在這組郵票中發行一枚‘隆中對’的小型張。不料因此引起湖北和河南兩省對‘三顧茅廬’發生地的一場激烈的争論。設計室以郵電部批準的‘三國演義’郵票選題總體計劃第二組沒有小型張為由，沒同意增加小型張。”
《集郵》雜志當年刊出了《三顧茅廬發生在襄陽隆中》（1989年第4期）、《三顧茅廬不發生在襄陽隆中》（1989年第10期）、《各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一樁在郵票孕育中引發的曆史懸案》（1990年第4期）3篇相關文章。《集郵》是國家級的專業集郵雜志，陸續刊出此類争辯文章，而且第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第2組郵票包括一枚‘三顧茅廬’和一枚小型張‘隆中對’。”并且之後也未見《集郵》編輯部公開“辟謠”。
中國郵政集團公司郵票印制局圖稿編輯設計部主任閻炳武先生在人民網集郵訪談中說：“1989年，經過長時間的調整，小型張‘隆中對’畫稿完成，準備發行。郵票雖小，但事關重大。如果發行這枚小型張，相當于官方确認了‘隆中對’的概念，也就等同于認可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當時稱襄樊。襄陽、南陽圍繞小型張的名稱和諸葛亮躬耕地的争議到了白熱化。當時河南省南陽地區行政公署還專門為此向郵電部發函，建議将小型張圖名‘隆中對’改為‘草廬對’。因争議過大，郵電部經慎重考慮，沒有發行‘隆中對’小型張。”
在讨論“隆中對”小型張時，沒有必要再說明《三國演義》系列郵票發行原方案中有沒有該小型張這個問題了，因為這一點争執雙方早已明确了—沒有。但是，變動郵票發行原方案之事并非沒有先例，假設争執雙方對原方案中是否有“隆中對”小型張有不同看法，即使證實了原方案中沒有此小型張，也不能以此認定該小型張未發行的原因。并且“隆中對”與“三顧茅廬”的關系，這也不是解決争執的必要依據。關鍵的問題是：陳全勝先生是否事先提出了增加“隆中對”小型張的設想？陳全勝先生是否是在獲得認可後才提交了“隆中對”小型張圖稿？郵票發行部門是否運作過增加發行“隆中對”小型張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