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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沙伯泉和志生郵票行
沙伯泉（1906—1990），回族，北京人。北京牛街回族中有5個家族從事郵票行業，沙氏家族是其中之一，以沙伯泉為首，沙嶽川、沙永華等也是郵票商人。
20世紀20年代末，當前門外勸業場遭受火災之後，沙伯泉将他原本經營的“德瑞齋珠寶店”遷到了東安市場内的南花園中間，改名為“志生圖章行”，制售圖章。那時候，東安市場裡已經有幾家郵票社在營業，主要顧客是距此不遠的協和醫院裡的那些集郵人士，中國的、外國的都有，買賣做得還很紅火。沙伯泉上小學時就喜歡收集郵票，這時候在東安市場見到這麼多郵票，而且還看到買賣郵票竟然可以賺錢，就動了心思要改行做郵票生意。大約在30年代初，沙伯泉将“志生圖章行”進一步更名為“志生圖章郵票行”，名稱中增加了“郵票”兩個字，正式加入郵商的行列，主要經營中國郵票。他的廣告刊于1937年1月在鄭州出版的《甲戌郵刊》第4卷第1期。
為了做好郵票生意，沙伯泉很注意學習集郵知識，先後申請加入中華郵票會（第366号會員）、新光郵票會（第510号會員）和甲戌郵票會（第172号永久會員）等國内多個集郵團體，積極訂閱集郵報刊，并在這些報刊上刊登自己的郵社廣告，加強在業内的宣傳，擴大自己在集郵界的知名度。在京城的郵商群體中，同時加入三大郵票會的人，屈指可數。沙伯泉經營郵票的方針是“信譽為主，薄利多銷”，争取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賤”，以此赢得顧客的信任（見沙伯泉的《郵苑漫憶》一文）。
沙伯泉的郵票進貨來源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上海的著名郵商陳複祥、嚴西峤、鐘韻玉、朱世傑等為他提供郵票的貨源；二是他在門市經營郵票時有人送來的郵票，或者到願意出售郵票的人家裡去收購郵票。在門市收進的大宗郵票裡，有不少珍品，如蒙古首次“白5分”郵票，一次就收進500枚，蒙古首次1分至1元全套郵票有6套。大約1934年，沙伯泉還一次收到50多套首次加蓋“限新省貼用”歪頭半分至1元新票。北京大學教授、著名集郵家劉半農逝世後，沙伯泉從他遺孀手中收購到500多套“西北科學考察團”郵票，這些郵票都經他之手陸續轉售出去，賣到全國各地。當時住在北平西城的集郵家石先生，曾任廣州海關高級職員，沙伯泉與他較為熟悉，多次為他配過蒙古郵票，後來，石先生去世後，他的遺孀有意出售石先生的遺集，經過沙伯泉的介紹，最終以800元的價錢賣給了英國路透社駐京記者易恩培。在這部遺集中，就有著名的北京老版帆船圖的貳圓宮門中心倒印等名貴郵票。1934年，沙伯泉聽到一位姓胡的郵局職員說，北京郵政管理局二樓計核科出售早已停售的北京二版航空和“限新省貼用”加蓋郵票，沙伯泉聞訊後立即前往，一次就購買了一批。1937年，沙伯泉進一步将“志生圖章郵票行”改名為“志生郵票行”，将圖章去掉，徹底成為郵票專營商。廣告刊于1946年5月1日北平出版的《北平郵刊》第9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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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沙伯泉還買過清代光緒年間文淵閣大學士那桐（後人）收藏的，由上海中華郵票會周今覺主編的著名郵刊《郵乘》，一共買了6個整套和若幹散本。當時，那桐去世後，他家後人的管家不懂郵刊的行情，每本《郵乘》隻賣一角錢，較當時郵刊的市價低了很多。後來，沙伯泉轉手高價出讓給那些資深集郵人士，最後一套《郵乘》售與了北京著名集郵家周贻白教授。北京郵學家劉肇甯手裡曾經也珍藏過一套《郵乘》，就是沙伯泉出售過的6套中的一套。
沙伯泉自任志生郵票行經理，職員有沙永泰、沙永華及沙嶽川，廣告刊登在1943年8月出版的《萬郵簡報》第4-5期合刊。從廣告中可以看出，他當時的營業重點就是華北六省加蓋郵票。沙伯泉除了繼續在東安市場南花園設立門市部外，還設了一個函購部，地址是王府井大街梯子胡同10号，廣告刊登在1946年3月1日北平出版的《北平郵刊》第7期。1944年元旦，沙伯泉還在當時出版的《郵話》雜志上刊登新年祝福廣告，見《郵話》1944年1月1日出版的第25期。1940年，沙伯泉加入日本東京切手協會，從該會購進大批郵票，其中有未正式發行的華北六省加蓋郵票。1943年，沙伯泉又購進日軍占領南洋群島、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時使用的加蓋郵票。沙伯泉與他的二弟沙嶽川合編過《華北六省加蓋郵票》的小冊子。1947年1月，沙伯泉還出版了《淪陷華北六省加字目錄》。
1944年，志生郵票行曾接待過兩位農民打扮的顧客，他們請求沙伯泉幫助出售晉冀魯豫邊區發行的各類郵票。從此，志生郵票行開始出售解放區郵票，不過這對沙伯泉來說，是冒着很大風險的，畢竟那個時候，北平還處于國統區。這兩個人後來又來過數次，每次都是送些解放區的郵票過來，直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1948年，沙伯泉又組織“沙氏服務社通訊拍賣會”，廣告刊于1948年12月1日北平出版的《北平郵刊》第2卷第6期。這種通訊拍賣業務，一直持續到1952年才停辦。
1948年6月，北平郵票會成立，沙伯泉任理事，兼廣告股、拍賣股和服務組的負責人。沙伯泉極少寫文章，估計是不善文筆，他隻發表過一篇文章，刊登在《北平郵刊》第2卷第3期上，名為《北平郵票會之展望》。1948年9月，在北平舉辦的郵展上，沙伯泉展出日僞政權時期全部郵票。
關于沙伯泉，吳鴻選是這樣描述的，“該行票品貨源豐富，有成套國郵新舊郵票、插冊任選郵票、各種外國新郵和袋票等，有時還偶爾有一些珍罕票品，适合各種類型的集郵愛好者選購。在當時北平各郵商中，沙的高檔票品較多，品相也好，别處買不到的，在他那裡可以買到，但價格也稍高。由于他經營比較靈活，業務發展很快，成為當時聲望較高的郵商”。
沙伯泉在《郵苑漫憶》中回憶自己的郵商生涯時說：“我一生賣過多少郵票，自己也記不清了。1933年至1949年這十幾年内，經我出售的僅大龍、光複、共和票就有150多套。當時，我還集了一部有大龍、萬壽、帆船、烈士像并包括新疆、滇省、吉黑加蓋在内的郵集，這部郵集于1947年售給北京飯店酒吧櫃經理（匈牙利人）奧理斯了。”
作為北京的知名郵商，沙伯泉與施秉章不同，沙伯泉一直在東安市場持續經營郵票30多年，經營風格是穩紮穩打，低來低走，高來高走，積累的商譽深厚，聯系的顧客衆多。他結識了住在北京和經常來京的幾乎所有資深集郵家，如陸志韋、夏衍、周贻白、袁寒雲、林崧、柳亞子、崔顯堂、水泗宏、美國人胡德本、英國人尼爾森、美籍華人謝和平、美國人勞克斯、德國人伊大夫等。
其中，胡德本，美國人，中國話講得十分流利，曾任保定區公理會牧師，抗戰時期到過解放區，1940年左右來到北平，他帶來的晉察冀邊區發行的“全日徽”、“半日徽”和“抗戰軍人”等名貴郵票，一部分換給了沙伯泉。尼爾森，英國人，也會講中國話，曾任廣州海關高級職員，1935年他退休後到北平旅遊，發現沙伯泉的集郵櫃台有不少郵票珍品，遂主動聯系購買。有一天，沙伯泉應邀去六國飯店看望尼爾森，并仔細欣賞了尼的郵集，裡面珍品林立，包括小字當一元新票、大龍闊邊四方連新票和“萬壽”加蓋短距24分新票等，令沙伯泉大開眼界。後來沙伯泉為了跟外國人交換郵票，還想辦法搞到一些英鎊，估計是從北平的黑市上換的，因為那個時候，跟外國人交換就必須使用美元或英鎊，法币、金圓券人家根本不收，沙伯泉利用手裡的英鎊，從尼爾森手裡買來8套民國初年發行的“光複”、“共和”紀念郵票。謝和平是一位美籍華人，時任協和醫院内科主任；勞克斯是美國人，時任協和醫院外科主任；還有一位伊大夫是德國人，也出任過協和醫院的内科主任一職，這三位都是北平地區喜歡收集中國郵票的外籍人，與沙伯泉等東安市場的郵商都較為熟稔，因為協和醫院距離東安市場，可謂近在咫尺。協和醫院的大夫當中，集郵者衆多，還有一位叫伍長庚的大夫，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也開始收集中國郵票，據沙伯泉了解，其“大龍”郵票和僞華北政權六省加蓋郵票基本齊全。
據沙伯泉回憶，1949年以前，曾經在北平東安市場經營郵票的商鋪有8家左右，分别是楊壽臣的瑞臣幛料店、白旭華的華記郵票社、沙琪的中原郵票社、季子榮的美豐郵票社、韋誠起的誠記郵票社、趙子泉的泉記郵票社、楊啟明的東亞郵票社、沙伯泉的志生郵票行等。另外，還有5家郵社的經營地址散布在北平其他地方，如班子華的華通郵票社、李紀潤的華北郵票社、施秉章的環球郵票社、張月臣的月臣郵票社、蘇耀南的庚辰郵票社等。
趙人龍在《北京集郵回憶》一文中提及，“1956年北京市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後，郵商沙伯泉停業，以60元代價将全部郵學書刊賣給姜治方，據說有一闆車之多”。其實不是停業，而是轉業。沙伯泉的“志生郵票行”于1957年正式并入東安市場的工藝品第三門市部，簡稱“特藝公司”，内設一個集郵櫃台，仍由他主持集郵業務，直到1963年，集郵專櫃撤銷。期間，大約是1960年前後，北京集郵家周贻白（1900—1977）曾在沙伯泉的這個集郵專櫃買過“藍軍郵”“紫軍郵”和“黃軍郵”橫雙連各一件，價格是40元人民币。跟沙伯泉一起并入特藝公司的還有沙琪的中原郵票社、季子榮的美豐郵票社、趙子泉的泉記郵票社等經營規模較小的郵票社，同一時期，楊啟明的東亞郵票社并入了國營的中國集郵公司。
1990年，沙伯泉在北京離世，享年85歲。
（責編：焦冰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