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施秉章和環球郵票社
進入20世紀30年代，北平的集郵者人數逐漸增多，郵票交易日趨活躍起來，因此出現了不少郵票社或集郵商店，其中最有名氣的要數施秉章的“環球郵票社”。環球郵票社是北京開辦最早、最有影響、營業時間最久的郵票社之一。
施秉章（1904—1970），字述函，英文名B.C.Shih，福建長樂人，生于1904年7月21日（清光緒三十年六月初九），出生于福州，8歲入私塾，15歲入福州二中。幼年時期就受到福建同鄉、中國最早期郵商之一魏叔彜的影響開始集郵。施秉章在《序郵》一文中曾有自述，“餘幼具郵癖，尤好談郵，日與郵童三五，報郵票以自娛，或積存廢郵，或交換郵票，郵興感人，幾至寝食不離郵票矣。大家鼓起郵樂，郵識亦随之與年而俱進矣”（原文見《北平郵刊》1945年10月1日第2期）。1923年随父親施景琛來到北平，在北平時，家住背陰胡同9号，就讀北平彙文高級中學。在彙文學校畢業後，以郵為業，并參加國外集郵協會，開辦“環球郵票社”，與國外的郵商和集郵組織建立廣泛的郵票交換關系，直到20世紀70年代去世，是北京早期著名的職業郵商之一。
施秉章編輯過《集郵說叢》郵刊兩期，介紹各國集郵情況并報導國内新郵。因為他郵識精深，郵品豐富，結交的郵友遍及天下，當時歐美集郵家都知道北京有一個叫B.C.Shih的集郵家，很多歐美集郵家和郵商均與他有書信和業務往來，國内的一些集郵家也經常與之交往，如張包平之、劉銘彜、吳鴻選、韋崇亮等都寫過關于施秉章的回憶文章。劉銘彜寫到，“施秉章是中等身材，舉止文雅，那時他在家裡做郵票買賣。通過交往，得知他是北平最早提倡集郵并組織集郵團體的集郵家之一”。
關于施秉章的英文寫法，有些文獻寫為“B.C.Shin”，筆者認為不準确，應該是“B.C.Shih”，因為筆者曾經收藏過施秉章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寄發的信函，信的末尾有他的落款，寫明是“B.C.Shih”，而且地址已經變更為“北京宣外自新路平淵西裡一号”，估計這是他郵商生涯最後的住址了（圖1、2）。
縱觀施秉章的郵商生涯，其不斷變更營業地址，多達十個，反映出施秉章的業郵經曆很不順利，充滿着波折和起伏，可以說是一位命運多舛而又生命力頑強的郵商。
施秉章的第一個營業地址是北京背陰胡同9号，時間大約是1926～1930年。1926年他從彙文高中畢業，因醉心集郵，竟無心謀求公職，父親施景琛的思想十分開明，支持他的想法。1926年6月，施秉章在北京發起組織了北京郵票交換會，這是北京最早的集郵組織。該會于每周日下午兩點到五點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今北京東單北大街21号）樓上103室召開例會，并交換郵票、明信片、錢币、書籍、照片及古玩等。至于他自己的集郵興趣何來，以及如何走上郵商的道路？他有過自述：“餘弱冠遇郵友與故都，目睹其集郵之豐富，遂被召而充萬國郵會之會員。自時郵趣頓增，三年間複郵已汗牛充棟矣。餘初僅以華郵易外郵，故郵政挂号之信件，郵差幾無日不踵吾門。蓋郵航可通之國，一概與郵友相周旋，是以逐年所耗郵資，郵局俱為注目。”可以看出，施秉章與世界各國郵商、集郵家通信往來并交換郵票，耗資巨大，其經費不可避免地由其父全力承擔。3
4其父施景琛（1873—1955），近代文人，福建鄉紳，著有《泉山古物編》等史學著作，編有《鹭江集》等詩稿，1912年加入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參議等要職，育有四男八女，其中施秉章是家中長子。施景琛早年3次赴日本考察，并創辦學堂和報紙，思想開明，家道殷實，不僅支持施秉章從事郵票的收集和買賣，還跟兒子一起參與設計過一套民國郵票。1927年6月18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自任海陸空大元帥。1927年7月，時任北京政府國務院協調辦事的施景琛上書國務院，呈請發行“大元帥就職紀念”郵票，并制定詳細的《大元帥就職發行紀念郵票辦法》。張作霖宣布任海陸軍大元帥之後，親自批準發行紀念郵票，所以到10月這套郵票已經進入設計印制操作階段。期間，具體經辦人員，即當時交通部次長常蔭槐聽說施秉章收藏郵票頗豐，特意登門拜訪，就郵票的設計方案，專門向施秉章求教，并從施秉章處借去多種世界各國元首就職郵票作為參考。常蔭槐離開後，施秉章就立即開始着手設計一套紀念海陸空大元帥就職郵票的方案，包括郵票的圖案、邊飾、文字、刷色、版式和面值等内容。
1929年3月15日出版的中華郵票會會刊《郵學月刊》第一卷第五号，施秉章曾專門撰文《餘與張作霖紀念票之關系》，其文寫到：“張作霖紀念票提議之動機，系張氏就職之後，其圖案完全系餘所拟。惟于呈文中提議用鋼闆套色，其中包含九分及一角四分兩種。惟交部以套版印刷，需費較昂，若改用三色版印刷，又恐因陋就簡，是以縮為四種，仍用單色。該票于前年年底工竣，本拟從速發行，然本人勢力，不能伸張于南省，深恐該票有礙通行，故仍存猶豫。無如兩月以來，革軍北伐，勢如破竹。故次長常蔭槐倉卒之間，于去年二月廿九日呈請發行日期，卅日明令批準，三月一日始正式發行。至于此次紀念票而有圓數，亦餘之提議。蓋吾國自孫袁紀念票之後，所出紀念票，最高不過一角，時價既無增進，似乏趣味，故有圓數之發行。亦差強人意之舉也。”這篇短文說明了施秉章參與設計郵票的程度。這篇文章刊出後，有讀者提出質疑（詳見《上海集郵》2007年第10期賴茂功文）。
“陸海空大元帥就職紀念”郵票交由北京财政部印制局印制，由美國技師格林雕刻制版，全部郵票于1927年12月印畢。1928年3月1日，在直隸、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及新疆省内之各郵局暨郵寄代辦所，随同普通郵票發售發行。短暫的張氏政權能留下一套紀念郵票，施氏父子功不可沒。施氏父子因及時提出發行陸海軍大元帥就職紀念郵票的建議、郵票設計方案及發行辦法，并提供各國郵票實物參考，郵政總局特授予二等嘉禾獎章一枚，以示獎勵，還特别贈送給施秉章兩部裝飾華美的郵票冊作為對施秉章的獎賞。1928年3月1日面世的《陸海軍大元帥就職紀念》郵票，是軍閥混戰時期發行的最後一套郵票，也是中國郵商第一次參與設計的郵票，這一年，施秉章僅24歲。施景琛在張氏兵敗之前離開北京，返回福州，上述獎章、獎品留給了施秉章。
施秉章1926年在北京發起組織北京郵票交換會，邀請王翰祥（本名王漢強，上海集郵名家，早年曾參加辛亥革命）為會長，汪效庸（汪子年，北平集郵家）、樊惠亭為副會長，施秉章自任書記員兼幹事員、會志主編。北京郵票交換會是北京最早的集郵團體，該會成立後，吸引了中外會員達兩百多人，分屬世界100個國家和地區，國内的很多知名集郵家和郵商均在會籍。施的父親還特别邀請了當時北京社會名流艾德敖（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出任交換會的名譽會長。約1926年6月（一說9月），施秉章負責編輯出版《北京郵票交換會會志》，消息見于新光郵票研究會1927年8月出版的《郵票新聲》第二卷第一期第30頁。當期刊登了《中國郵票刊物調查》一文，提及《北京郵票交換會會志》于1926年6月發行，為季刊。《北京集郵史》一書，說會志最早發行于1926年9月。5
6《北京郵票交換會會志》中80%的文章均出自施秉章一人之手，會志系文言文并附有數頁英文，無标點，豎排線裝，刊有銅版華郵珍品及世界新郵圖片，如會長王翰祥收藏的孫中山像、光複紀念雙連樣票等，該會志可謂中西合璧，獨樹一幟。《北京郵票交換會會志》第2期于1927年6月出版，封面的地址是北京西單背陰胡同9号，電話西局八六九。該刊定價是每期大洋5角。這兩期刊物目前是北京集郵文獻的收集難點，原本幾乎沒有露過面，隻有第2期的複印本存世，據聞上海市圖書館藏有該刊第2期原本一冊。第2期内容豐富，文稿多出名家之手，中外兼顧，圖文并茂，是我國早期難得的高水平郵刊，其中刊有施秉章撰寫的文稿多達5篇。
施秉章的文章《餘與張作霖紀念票之關系》在《郵學月刊》上刊載之後，有讀者提出質疑，中華郵票會的董事、英文書記兼郵票流通部主任葉頌蕃将讀者來信和自己的編後語一并發表，透露了施秉章當年的通信地址是“北平西單北大街九十一号環球郵票公司施秉章”，這就是施秉章經營郵票的第2個地址。對于讀者的質疑，施秉章未做任何回應，《郵學月刊》也再也不見施的文章發表過。
幾乎所有權威文獻，如《中國集郵史》《北京集郵史》《集郵回憶錄》，均記載，施秉章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開辦環球郵票社，地址在北京騾馬市大街35号（今北京菜市口東面），是施秉章買賣郵票的第3個地址。
據北京集郵家吳鴻選回憶：“主人施秉章，郵識比較豐富，出售的票品除國郵外，大都是外國廉價的成套票和小套票以及各種袋票等。施還編印精美的售品目錄，出售的各種套票均印有圖樣和編号售價，并附有簡單說明。這在當時對提倡集郵和傳播郵識起了一定作用。該社初創時，聲勢和氣派都相當顯赫。如印制有各種規格的精美透明紙袋，供售出票品裝用，在當時北平各郵商中是絕無僅有的。”（見《集郵回憶錄》第32頁）
另據趙善長回憶：“施秉章在騾馬市大街開設環球郵票社，主要以出口中國郵票，換回國外郵票，配成小套在國内售讓。他曾編印過北京郵票交換會目錄兩期，着重介紹國外集郵概況，并報導國内發行郵票的種類，很受集郵愛好者歡迎。”
位于騾馬市35号的這個店面雖然位置不錯，但是開支浩大，顧客并不多，很快便面臨入不敷出的窘境。施秉章隻好關閉了店面，改在宣武門外果子巷内賈家胡同家裡營業，這個地方離牛街很近。這是施秉章經營郵票的第4個地址，經營重點是通信函購郵票，估計在這個地方呆了幾年的光景。施秉章的這座宅子是一個四合院，東房是一棟兩層帶走廊的小樓，共有6間房，房内都塞滿了各種郵票。他擁有很多集郵冊，裝幀都很講究，整齊排列，分了很多門類，絕大多數郵票都是按照國别收集整理和排列的。20世紀30年代初，韋崇亮的父親在北平的白紙坊以高于廢紙十倍的價格，收購大批舊信封，裝進幾個麻袋，用車拉回家後，經過剪洗整理，将信封上的舊郵票都弄下來，晾幹後再分類，最後捆紮成“豆腐塊”，然後出售給施秉章，供施出口使用。這種交易，最初都是票到付款，票款兩清，後來韋家的供貨數量越來越大，施秉章無力支付現款，隻好将一輛自行車頂賬。
1933年4月，施秉章還編印過一冊《郵票畫刊》，以環球郵票社的名義出版，這是中國郵票史上獨具一格的郵刊，可惜僅出一期。《福建集郵史》（1999年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出版第25頁）認為《郵票畫刊》的出版時間是1943年4月，此說時間有誤。
抗戰爆發後，施秉章又遷址到宣武門外麻線胡同1号，繼續做郵票的函購業務。他的廣告見于1940年10月上海出版的《新光雜志》第8卷第5期。這是施秉章的第5個業郵地址，施秉章是新光郵票會第1277号會員。
20世紀30年代末期，施秉章的環球郵票社一度遷往天津，在天津法租界天祥市場内設肆營業，這是他的第6個買賣郵票的地址。具體時間應該是1937年初，日本人對北平虎視眈眈，抗日怒潮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北平的經濟陷于蕭條，郵市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施秉章決定，将環球郵票社搬遷至天津營業。為什麼選擇去天津經營郵票呢？原因就是天津的郵票生意比北平好做。據文獻記載，第一個從北京遷去天津做郵票生意的，就是施秉章的環球郵票社。以後不久，北京的郵商黑玉珍、韋誠起、楊啟亮、楊啟勳等，都先後跑到天津開店經營郵票生意。黑玉珍的國華郵票社1939年底在天津開業，地址就是他接手施秉章的原攤位，韋誠起的誠記分号（開始的時候稱北京郵票社）1943年初在天津勸業場4樓開業，楊啟亮和楊啟勳于1943年7月在天津勸業場2樓開設東亞郵票社天津分社。
1937年初，施秉章在天津法租界天祥樓下，租賃了一個攤位，每天上午10點到晚上7點連續營業。施秉章待人熱情誠懇，平心靜氣，接待客戶頗具耐心，無論老少集郵者，都對他較為滿意。在施秉章的門市裡，盡管鮮見高檔郵品，天津的一些老集郵家仍喜歡光顧他的門店，有時坐一坐，聊聊郵事，有時為了照顧施的生意，也會買一些集郵用品。當時，施秉章住在離天祥市場不遠的光華裡的一間平房内，每天早出晚歸，不辭辛苦，但比起北平，郵票的生意基本可以維持溫飽。孰料好景不長，1939年8月，遭遇天津大水的劫難，施的門市被大水淹泡，對他的郵票庫存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幾乎所有的郵集和複品都毀于洪災，遂被迫中止營業，返回北平。1939年10月，待洪水退淨，施秉章趕到天津，發現他位于光華裡的住所後窗被人撬開，丢失了大量的袋票和其他郵品，施秉章将此事報告給法國工部局，不久，居然案件偵破，系其鄰居之子藍圖鈞所為。藍圖鈞當時不過是一名中學生，經過追訊得知，施秉章所失竊的郵票已經被藍圖鈞低價售出，雖追回小部分，且由藍的家屬賠償了一點錢，但是遠遠抵不上郵品之實際價值。經過這次打擊，施秉章從此元氣大傷，生意一直不好，不得不将天祥市場的攤位兌給了黑玉珍，黯然返京。
施秉章的啟事刊于1939年11月上海出版的《新光雜志》第7卷第8期。内容如下：“此次天津大水為災，租界水深七尺，社中藏貨被水淹沒，數達萬金，當日水勢危急，本人僅以身免。在此兩月之中，經過水厄火厄喪子疾病失盜傷财官司，諸災可謂艱苦備常，今因租界封鎖，元氣已傷，不得已仍迂回北京宣外麻線胡同一号。複業近，蒙全國主顧親友紛紛來函慰問，益領盛情，特此鳴謝。”
回到北京以後，施秉章繼續在麻線胡同經營郵票（第7個營業地址），但是光顧環球郵票社門市部的顧客寥寥無幾，不久便悄然停止營業，隻在家裡做郵票的通信生意。此時的北京，郵商和郵票社發展很快，其他大的郵商紛紛崛起，行業競争十分激烈，施秉章的郵票生意在競争中逐漸衰落，慢慢變得默默無聞了。
抗戰勝利後，施秉章漸漸淪落為攤商，他住在宣武門外永光寺中街11号，這是他的第8個營業地址，每天上午在家候客，下午便去西單擺攤，地點是在西單北大街精益眼睛公司門口，靠賣郵票度日，這是他的第9個業郵地址。廣告刊于1945年9月1日北平出版的《北平郵刊》第1期。我們後來還可以看到，施秉章在《中外郵學雜志》第2卷第3期上刊登了幅面不小的廣告，其時間是1948年2月29日，說明施秉章在這個地址經營郵票的時間比較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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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48年6月北平郵票會成立時，施秉章在第一屆理事會上被選為監事。北平解放後，施秉章繼續以流動的方式經營郵票，淪落為行商，最後連固定的攤位都沒有。20世紀50年代初期，施秉章停止營業，參加勞動達4年之久，1954年7月曾上書政府，建議發展新中國的集郵活動，以增加國家的财富。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和60年代前半期，他是以東華門中國集郵公司門市部門前那個自發形成的小郵市為據點，穿梭于各個集郵家之間，買賣一些郵票。吳鴻選在《解放前的北京集郵活動和我的集郵生活》一文中回憶道：“直至解放後，他還在中國集郵公司門口交換和買賣郵票。”
1958～1959年間，施秉章還經常與郵友通信，主要是通過在《集郵》雜志上刊登郵友信箱，與全國各地的郵友彼此建立郵票通訊買賣聯系，掙一點差價糊口。這一階段，施秉章的落款地址是北京宣外平淵西裡1号（第10個地址），并有英文Mr.B.C.Shih的落款。
“文革”開始後，施秉章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獄，遭關押了4年之後，1970年因患腦溢血死在獄中，其日漸沒落的郵商生涯和人生際遇的接連不幸，令人唏噓不已。
施秉章畢生緻力于集郵，以郵為業，嗜郵如命，創辦郵會，編輯郵刊，撰寫郵文，買賣郵票，為推動北京早期集郵活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未完待續）
（責編：焦冰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