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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景與現實
普16《革命聖地圖案（第四版）普通郵票》中的第13枚選用了江青拍攝的《廬山仙人洞照》作為圖案。根據《中國郵票史》（第8卷）記載，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郵政總局于當年11月15日發出通知，停止出售“廬山仙人洞”郵票，又在同年11月26日再次發出通知，停止使用這枚郵票，直至1979年11月底才恢複發售（圖2為相關文件，來自網絡）。
但從我對“廬山仙人洞”郵票收集與研究的經曆來看，仍能找到其在停用期使用的實物，隻不過相對少見。這與該票恢複發售後，在20世紀80年代的郵政業務特别是包裹業務中被大量貼用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看來當年有關其停用的通知在全國範圍内确實得到相當程度的執行。
然而，這其中的一個細節引發了我的關注：之前我所收集到的“廬山仙人洞”郵票在停用期使用的實物，竟然都出自1977年上半年以前（圖4為貼有該票的領取郵件通知單收據，銷戳日期為1977年1月29日；圖5為貼有該票的包裹單殘片，銷戳日期為1977年2月13日；圖6為該票的舊票六方聯，銷戳日期為1977年5月5日），而使用于1978年至1979年12月之間的卻鮮見其蹤。
思考與分析
在“廬山仙人洞”郵票被宣布停用的時候，雖然“文革”已經結束，但是我們國家還沒有完全實現從“以階級鬥争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按照一般的理解，在當時動不動就“上綱上線”的社會背景之下，有哪個郵局工作人員敢于“頂風作案”，繼續售用這枚充滿政治色彩的郵票呢？然而，我卻認為在停用通知發出的短時間内，仍出現“廬山仙人洞”郵票被售出且使用的現象并不稀奇。因為這裡面存在一個“時間差”的問題—當時的信息傳播速度遠不及今日迅捷，受層層環節制約，郵政總局的通知傳達到基層，尤其是偏遠地區是需要經過一定的程序和時間的，不能排除在此期間，仍有部分郵局在不知曉上級指示精神的情況下繼續發售并使用該郵票。再說，畢竟我們國家幅員遼闊、郵政網點衆多，諸如“一片紅”“放光芒”“公元前”等未發行的錯票都存在一部分流入社會并被貼用實寄的案例，更何況“廬山仙人洞”郵票是此前公開發行過的，出現“漏網之魚”也絕非沒有可能。
根據以上分析，我認為倘若能夠收集到“廬山仙人洞”郵票被宣布停用的中後期使用實物，對于研究相關郵政史而言，則更具說服力。于是，我以該票的停用通知發出一周年為界限，通過逛郵市、淘地攤、訪郵友、搜網絡等各種途徑，着手收集1977年11月26日至1979年12月之間其使用實物，可是一年多下來，竟毫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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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收獲與推測
不過就在最近，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終于在浙江嘉興收得一枚貼有“廬山仙人洞”郵票的實寄包裹單殘片，銷1978年9月29日日戳，時間距1976年11月26日該票被宣布停用剛好22個月。需要強調的是，該包裹單的銷戳地漢川位于湖北省中東部，系省城腹地。試想即便是信息再閉塞的邊遠地區，經過22個月的時間，“廬山仙人洞”郵票停用的通知也該被傳達到位了，更何況漢川距武漢不過70多公裡，不應存在通聯上的不便，倘若再用所謂的“時間差”來解釋未免牽強。
事實上，早前有權威郵票目錄标明“廬山仙人洞”郵票的發行日期為1975年11月12日（一說1974年8月15日，不作為本文讨論的重點），這意味着在停售通知發出時，該票在社會上應當是有一定存量的。據此，我推測彼時當地郵局在櫃台出售該郵票的可能性不大，而極有可能是寄件人持先前發售的“廬山仙人洞”郵票前往郵局，在寄遞包裹時自行貼用，加上郵局工作人員對該票識别不清、在業務處理過程中把關不嚴，從而造成了該票被違規貼用。或許正是有關部門意識到類似情況的存在，也才有了（1978）郵郵字826号《關于出售建國以來發行的郵票問題的通知》的出台，該文件對暫停出售和停止使用的郵票重新作了全面而系統地審查整理，在其附件所列清單中再次明确提到了“廬山仙人洞”郵票。
參考文獻：
1.中國郵票史（第8卷），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産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編
2.《關于停止出售“鋼琴伴唱〈紅燈記〉”等郵票的通知》（1976）郵郵字706号
3.《關于停止使用“鋼琴伴唱〈紅燈記〉”等郵票的通知》（1976）郵業字128号
4.《關于出售建國以來發行的郵票問題的通知》（1978）郵郵字826号
5.《關于恢複出售“廬山仙人洞”普通郵票的通知》（1979）郵郵字96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