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吾三
《考工記》是中國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書中保留有先秦時期大量的手工業生産技術資料，彙集了諸多的生産管理和營建制度，集中反映了當時的技術觀念。正由于此，考察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源流，了解古代的技術傳統，都需要研讀《考工記》。
今天所見《考工記》，是作為先秦典籍《周禮》的一部分。《周禮》原名《周官》，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組成。西漢時，“冬官”篇佚缺，河間獻王劉德便取《考工記》補入，劉歆校書時改《周官》為《周禮》。
曆代有關《考工記》的注釋和研究層出不窮，其中成績卓著者，早期有漢代的鄭玄，中期有唐代的賈公彥，晚期有清代的戴震、程瑤田、孫诒讓等。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随着大量考古新發現，豐富了先秦文物的知識；加之科學方法的應用，對《考工記》的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一概說
《考工記》年代久遠，關于作者、成書地點、編撰時間，至今仍有一些争議。
多數學者認為，《考工記》是春秋戰國時齊人所作。齊國春秋稱霸，戰國稱雄，不僅具有經濟、軍事上的實力，其學術思想也十分活躍。齊統治者建稷下學宮，厚待四方學者，勉其著書立說，稷下學宮一度成為聞名諸國的學術中心。許多重要的典籍已被學界肯定與稷下有關。如管仲與其後學所著《管子》，《晏子春秋》與《荀子》的部分内容，都作于稷下。故有學者認為，《周禮》成書于稷下（參楊向奎《〈周禮〉在齊論》，《管子學刊》1988年第3期）。
分析《考工記》可見，它與《周禮》其他篇章、《管子》《晏子春秋》中某些述文相似或有聯系，這不能說是巧合。倒是可以說，《考工記》在齊國稷下産生的結論，有順情合理之處。
關于《考工記》的性質，史學界基本肯定該書具有官書性質。這可從兩方面具體說明：其一，《考工記》反映出當時的手工生産已有嚴格的組織和管理。書中所記六大技術門類三十個專業，各專業具體從事技術勞動的是“百工”（工匠），而其上都有專職官員管理生産，職稱有“人”“氏”“師”。按該書記載，在某些專業分工中，達到一定的技術水準，則稱之為“國工”，即“國家級”工匠。這顯然不是民間手工業的情況。《考工記》所記載的器物多為軍品或宮廷用品。軍品如兵車、銅兵器（戈、戟、矛、劍）、弓矢、皮甲等。春秋時期，幹戈不息，重要的兵器生産皆為國家控制，以保證兵器的數量和質量。而禮器、鐘磬多供統治階級所用，不是百姓生活所必需。其二，《考工記》述及的多是具有制度性的生産操作規程、技術規範，而非一般的生産技術資料彙編。通觀《考工記》，主要内容涉及：統一産品部件名稱用語；确立用料标準及選材方法；制訂産品設計标準；确定生産工藝規範；規定産品檢驗制度、檢驗标準；建立城邑營建制度及設計制度。這顯然都不是技術資料之類的内容，而是具有國頒标準意味的生産技術制度。
關于《考工記》的成書年代，漢鄭玄注《考工記》時，隻在标題下寫了簡單一句——“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唐孔穎達作疏時以為是西漢人作；清代學者注重考據，研究深入，江永認為《考工記》是“東周後齊人所作”。及至今日，諸家争鳴，形成了多種觀點，如成書于春秋末期，成書于戰國初期，甚至有人認為成書于秦漢時期。
總體看來，《考工記》非一人編撰，非一時成書，許多篇章在春秋末（少數甚至更早）就已形成，而整體成書不晚于戰國初期。然而不可否認，有個别文句是秦漢時置入的。
二技術工藝價值
《考工記》以其豐富的技術工藝信息，在先秦古籍中獨樹一幟。整體上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中國特色”的技術專論
在古代，由于地理條件方面存在的差異，東西方技術在器物形制、材料選用等方面都形成明顯差異。分析《考工記》可見，該書所記載的木車制作、青銅合金配比、制鐘技術、制弓技術等，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1）木車設計制作總彙
春秋時期，木車已是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和作戰裝備，車的生産也成為當時手工業生産中的重要部類。正由于此，《考工記》說“一器而聚工多焉，車為多”。《考工記》詳細記載了木車的主要部件（輪、蓋、輿、轅）的設計規範和制作工藝，以及檢驗車輪質量的方法。這些總彙性的記述加上古車實物，若與同時期古希臘的木車比，更能看出其“中國特色”。例如對制成的車輪，《考工記》要求進行嚴格檢驗：
規之，以視其圜也；萭之，以視其匡也；縣之，以視其輻之直也；水之，以視其平沉之均也；量其薮以黍，以視其同也；權之，以視其輕重之侔也。
這裡借助器具和自然物質組成六大檢驗手段：一是用圓規檢驗輪圈是否圓正；二是用正輪的萭檢驗輪子兩側平面是否平整；三是用懸垂線檢驗上下輻條是否對直；四是用水來檢驗輪子質量分布是否均勻；五是用黍粒測量輪軸與毂孔的間隙看内外是否相等；六是用天平衡量兩輪的重量是否相等。
自中國古代車輛制造技術達到《考工記》記述的高峰，以後再也沒有超越過，這不能不讓人深思。
（2）青銅合金配制法則
商代大量精美青銅器的出土，令人贊歎驚異。據冶金史學者研究，古人通過長期的實踐摸索，把銅、錫、鉛所占的比例适當調配，使青銅合金的性能符合所鑄器物的要求。商代前期，銅的含量偏高，約在90%以上。到商代後期，青銅器中錫、鉛的含量有了顯著的提高。專家對大量的商代青銅器取樣分析，結果表明，商代冶金工匠已能根據各種器具的不同用途，選擇銅、錫、鉛的不同比例。
正是在商周青銅鑄造技術成熟的基礎上，形成了《考工記》“金有六齊”的記述，并成為世界上最早的有關青銅合金配制法則：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文中“金”指青銅，“六齊”的“齊”通“劑”，指六種青銅合金配方。關于“分”（銅錫比例）的理解，學者有一些争論，但都肯定《考工記》“金有六齊”的重要價值。
（3）制鐘技術專論
中國古代鐘的前身是陶鈴，随青銅冶煉的出現，始有銅鈴。銅鈴有固定音高，能發出清越嘹亮的樂音。值得注意的是，鈴體為扁圓形，形體雖小，已見日後編鐘的雛形，這與歐洲古代圓形樂鐘有質的區别。在銅鈴的基礎上發展成铙，到西周中期，铙進一步發展成鐘。鐘的特點是形似合瓦的橢圓形殼體。成組的鐘稱為編鐘，又分紐鐘、鎛鐘和甬鐘，其中甬鐘形制最複雜、鑄造技術最高超。《考工記》“凫氏為鐘”記載的正是甬鐘，内容涉及甬鐘的部位名稱、尺度比值、鐘之特征及聲學效果。
（4）制弓技術專論《考工記》中，“弓人”的内容占很大篇幅，可視為一篇古代制弓技術專論。
弓箭在中國起源很早，這與先民的狩獵活動有關。正是在曆代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到春秋時期形成了有關弓箭制造的詳細記錄，并見之于《考工記》，對弓箭的制造給予明确規定，并用以進行指導。
《考工記》中“弓人”指出，制弓所需六種材料，“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弓人”對材料的選擇非常講究，如弓幹，排比了七種材料的優劣：“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檢驗弓也有一套方法：“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這顯然是經過反複摸索和實踐而得到的經驗總結。
2.文字記載可與出土文物印證
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發掘發現了大批先秦文物，對文物的分析深化了對《考工記》的研究。反過來，依據《考工記》記載，對諸多先秦文物形制、工藝特點、技術規範的認識也更加準确。
戈、戟是春秋戰國時十分流行的兵器，《考工記》有關文字記載也詳略得當，明确無誤。但後來實物或毀或埋，千百年間，世上絕迹，使得後人往往曲解戈，特别是戟的形制。1931年，郭沫若發表《說戟》一文，大膽論證戟是戈和矛的結合，矛即《考工記·冶氏》中所說的“刺”；後來被出土的古戟實物證實，在考古學界一度傳為佳話。近幾十年來，考古發掘已多見雙戈、三戈的戟，特别是曾侯乙墓出土了三種不同形式的戟（三戈一矛式、三戈式和雙戈式）後，人們對戟的形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明确《考工記》所記載的是一戈一矛（刺）式的戟。
又如據《考工記》對鐘的各部位名稱、比例關系的叙述，結合出土實物分析，使今人對先秦編鐘也有了清楚的認識。鐘上有一部位稱“隧”，究竟在何處，有何功用？長期以來模棱兩可。《考工記》說：“于上之攠，謂之隧。”鄭玄注：“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窪而生光，有似夫隧。”按鄭玄之義，“隧”位于鐘的内壁。而後世注家如戴震、程瑤田卻誤認為“隧”位于鐘外壁的鼓中部。把《考工記》的文字與鄭注、先秦出土的編鐘實物結合起來研究，可以看出，“于上之攠”是在鼓部又不是鼓部，所以說“于上之攠，謂之隧”，以與鼓相區别。而“隧”是指鐘内壁經磨錯形成的半圓形溝槽，其磨錯量約為壁厚的六分之一。工匠一邊磨，一邊比照預定音律進行測試，直到音高相合為止(參華覺明、賈雲福《先秦編鐘設計制作的探讨》，《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