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蔔興蕾
若想考證某人的生平行迹，通常須要查檢這樣幾種信息：其人在曆史上有無？生于卒于何時？生于長于何地？是何身份？有何作為？等等。但若考證《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衒之，便還要追究其姓名，尤其是姓氏的寫法，這似乎有點不同尋常。更甚的是，作者姓氏為何，實又牽動對其籍貫、身世、家學的種種解釋。關于姓氏與籍貫的問題，範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附編《楊衒之傳略》，輯錄了周延年的《楊衒之事實考》，周祖谟在《洛陽伽藍記校釋》中亦有考證。曹道衡在範、周二書的基礎上，再生辨證，發為《關于楊衒之和〈洛陽伽藍記〉的幾個問題》一文。範子烨《〈洛陽伽藍記〉考論》單列“作者姓氏考”一節，就楊衒之姓氏的三種寫法一一稽考，最終定為“陽”姓，并由此劃定其籍貫，推想其身世，論述其家學。曹虹《〈洛陽伽藍記〉與漢晉辭賦傳統》也有一段姓氏小考，舉出管雄先生的推斷，可說是為論證作者辭賦才能的家學淵源鋪設了一個前提。
論者為何對楊衒之其人有如此濃厚的“考據癖”，除史傳阙載的緣故外，或也因為始終心懷疑雲：《洛陽伽藍記》這樣一個奇特文本究竟出于怎樣的一個人之手，他的學識與才能是否可以與書相互匹配？諸如此類的謎團，似乎可由楊衒之本人親自解開，因他在寫《洛陽伽藍記》時，有意無意地也把自己寫了進去。
楊衒之最醒目的“顯身”，當屬由“衒之”引出的數條言辭。這些言辭大約分為兩種：一為考據的按語，一為史評的論贊。是書卷二“明懸尼寺”條載：
衒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并雲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遊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于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本文所引《洛陽伽藍記》文句，以周祖谟《洛陽伽藍記校釋》為底本，恕不另注）此條屬于考據的按語。前一個“按”，自是為辨證陽渠石橋四柱的敕造年份而發。後一個“按”，則不妨視為作者著述旨趣的重申，亦即，叙事須經親覽，非可聽信傳聞，這便與原序“武定五年，歲在丁卯，餘因行役，重覽洛陽”等語所體現的實錄精神頗可照應。不過這段看似一本正經的說辭，卻又隐現一種戲谑的腔調：既諷刺了劉澄之、戴延之記載失實，也嘲笑了後之學者不辨真僞不明虛實久矣。
又卷三“大統寺”條記：
衒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迹也。此條本由大統寺牽及寺南高顯略宅，故事大緻是說：高宅夜常見赤光行堂，尋光掘地，得金百斤，又依銘文所記，金原為蘇秦所有，得者要為其造功德，高顯略遂造招福寺以報。卷一“修梵寺”條所記董卓宅邸之事，與之相似，是說邢鸾掘地取得寶物、錢财，且有所謂的銘文為先前的持有者作證。與蘇秦的“慷慨”、高顯略的“守信”不同的是，董卓卻上演一出“還魂索金”的把戲，邢鸾自然不肯歸還，仿佛應了貪财的“惡報”，不久就死去了。若與邢鸾對照，高顯略可謂是因善舉而得善報。按照楊衒之的考據，所謂善舉卻未必全然契合蘇秦的真實心意，進一步想，所謂善報不如說是“歪打正着”。作者非要訂正蘇、高二人之間這筆陰陽官司，或不單是為考證“功德”到底意指為何，也不僅是為追究死者遺願得遂與否，而是為揭示時代易變、史事虛實、報應因果三者之間的錯綜關系。亦即，因時代之隔，史事多生虛妄，虛妄之事有時因報應而獲得驗證，似又成了實事，報應的因果仿佛可以模糊虛實的分際，乃至彌補時間的裂隙。
經由所“按”，既可窺見楊衒之的才學識見，亦可窺探文本的淵源流變，如卷五“宋雲惠生使西域”條：“衒之按：《惠生行紀》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紀》，故并載之，以備缺文。”即是一例。這裡也可以印證作者尚實的态度。與之前兩條按語連起來看，似乎更可以理解作者撰述的原則，因為他對時代之隔帶來的虛實之别格外敏銳，對時間似有一種緊張感，所以自己總在追求真實與詳盡。
史評的論贊，或可謂之“太史公曰”的馀脈，譬如卷四“宣忠寺”條：
楊衒之曰：崇善之家，必有馀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托夢增金馬，假手于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其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論之，不能加也。“宣忠寺”所講故事大緻可以劃分為兩段，分别以“崇善之家”及“積禍之門”二語概括，前者是就元徽而言，後者則是指寇祖仁。元徽的主要事迹在于：為魏莊帝手剪爾朱榮獻出一段詐言“皇儲誕育”以召之入朝的智謀。後來魏莊帝被爾朱兆所擒，元徽投奔寇祖仁。寇祖仁非但不念舊恩，反将元徽斬殺，謀其财貨，獻其首級，以向爾朱兆兌現賞金。有趣的是，爾朱兆并未勳賞祖仁，他做了一個夢：
兆忽夢徽雲：“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采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征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雲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隐，依夢征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三十疋，盡送緻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于死。時人以為交報。“交報”大抵也包括了兩個環節：首先寇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其後元徽“托夢增金馬，假手于兆，還以斃之”。倘若寇祖仁是“以怨報德”，元徽則可說是“以怨報怨”，一者回報，一者報複，一因一果。如是可想，“報”實由一個不容颠倒的秩序統攝、運轉，所謂“交報”或許隐含着一種前因後果的聯系。有賴因果的支撐，為惡者得惡報才被視為罪有應得，善者即便施予報複也會得到同情。楊衒之一方面藉故事講因果報應，另一方面，因與果也成為推進故事本身起伏跌宕的動力。叙事的因果鍊條系于三筆“金馬”的計算：一是元徽原有為寇祖仁所吞那筆，“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再是元徽托夢爾朱兆所述那筆，“金二百斤、馬一百疋”；三是爾朱兆依夢所掠那筆，“金一百斤、馬五十疋”以及“金三十斤、馬三十疋”。這三筆财貨，一而有二，二而有三，層層推開，環環相生。元徽夢中所示的第二筆，比實際數量多出一倍。寇祖仁其實并未說謊，但爾朱兆實在相信了元徽的夢語，加之其人貪婪、殘暴，寇祖仁的下場可想而知。元徽恰恰抓住了爾朱兆的秉性，故而順利實現了複仇。在此，寇祖仁之死又可讀解為一種“報”，即對元徽之死的償還。
稱寇祖仁為“積禍之門”，乃因其忘恩負義、謀财害命；稱元徽為“崇善之家”，則與作者奉北魏為正朔的政治立場相連，畢竟元徽最大的“善舉”也許就是協助魏莊帝殺死爾朱榮。由此可知，楊衒之是以政治立場為評判道德的基準。對道德評判，也是他評定曆史功過是非的标識。是故，卷一“永甯寺”條所記“衒之曰”，論及爾朱兆與劉秀、劉備之間的差别，與其說是因天道無常而喟歎，不如說是對“功濟宇宙，大庇生民”的君主的想望。
與考據、史評這樣“局外人”的出場方式不同，楊衒之也會化身成他故事裡的人物，作為“局内人”而亮相。卷一“景林寺”條記：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雲“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
又及：
永安中，莊帝馬射于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衒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鹹稱善，以為得其旨歸。
郦道元《水經注》卷十六亦載：“天淵池南直（即“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乍看之下，楊、郦二人所記碑文及立碑者似有分歧。
先說立碑者，前者謂之魏明帝曹叡，後者則稱“黃初中所立”，也就是魏文帝曹丕。趙東潛（即趙一清）曾說：“李同軌以公幹、仲宣羽翼明帝，亦未是。劉、王皆丕客，至叡時，二人之骨朽久矣。”（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十六）如其所言，劉祯、王粲羽翼的是曹丕而非曹叡。不過李同軌既為當時國子博士，似不應有如此張冠李戴的失誤。而楊衒之撰文秉持的是實錄姿态，對他書中有不實之處尚且批駁，對親眼所見的謬誤卻不加辨證，也教人感覺不可思議（參範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是故，李同軌所言“魏明”當為“魏文”，此處所見許是後人傳寫緻誤。四庫館臣為《洛陽伽藍記》所作提要稱楊衒之“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之《西征記》，考據亦皆精審”（《四庫總目提要》卷七十）。由是可想，四庫館臣恐怕就見過一個寫作“魏文”的版本。至如楊衒之所稱“高祖”即北魏孝文帝，郦道元所稱“魏文帝”，也應當指北魏孝文帝，可能後人想及下句曹丕的年号“黃初”，故而改“孝”為“魏”（參範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抑或還有一種可能：郦道元所書不誤，這裡的“魏文帝”不過是“北魏孝文帝”的一種簡稱。但郦氏既為北魏人，稱呼本朝君主而冠以國号，似又不合常理。
再說碑文，“苗”“茅”二字古時相通，本不當有誤解。百官讀碑質疑，李同軌又未知本意，直至楊衒之方才一語道破玄機，焦點實已不在碑文本身，而在楊衒之的才學。在這場知識表演中，楊衒之扮演的是主角，百官、博士則充當的是配角。因了配角的鋪墊、襯托，主角博學機敏的形象才得以彰顯，但配角的形象或多或少受了折損，甚至領受了一種嘲諷。照此看來，這個“局内人”，似與那個考論史事間或戲谑古今的“局外人”并無二緻。
楊衒之所發考據的按語，還見于卷一“昭儀尼寺”條，曰：
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雲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内，今太倉在東陽門内，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隐士趙逸雲：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于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此條按語與别處頗不相同。其一，可以找到内證與之呼應。同卷“景林寺”條即載：
建春門内禦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禦道北有空地，拟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西南有翟泉，周回三裡，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于翟泉”也。其二，可以找到人證——趙逸，為之講述此地的故事。趙逸何許人？楊衒之但稱其為“隐士”。此一提示，不免引人揣測：其名所謂“逸”者，或也隻是對其身份的一種回應，甚或隻是一個杜撰的名字。趙逸所知實為前朝舊事，似還有一個“遺民”的身份。卷二“龍華寺”條，趙逸再次現身，亦是為帶來建陽裡土台的前身：“此台是中朝旗亭也。”卷二“景興尼寺”條述及“杜子休宅”，趙逸第三次登場，才有幾句簡短的介紹：“時有隐士趙逸，雲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不過趙逸又一一回答了時人關于寺院由緒、舊京實況乃至其人的種種疑問，他的形象便也由此豐滿充實起來。
依據時人與趙逸的問對，趙逸所以知曉許多晉朝舊事，固然有其為當時之人的緣故，但所知之事往往又可以物證實，則在于其所記錄皆是遊曆都邑、目見而得。可以說他既是曆史的見證者，又是曆史的叙述者。作者筆下的趙逸，與作者本人相仿，亦信奉實錄精神。當其發現史書所記未必合于史實，碑志所載也非必關乎真情，即與實錄原則背道而馳時，便不得不發出對記憶、對書寫的省思：“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這話亦可當作作者本人的識見。無論是故事裡得字句之旨歸的楊衒之，抑或是史事外考故典之精審的楊衒之，還是《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衒之，總之都是曆史的見證者與叙述者，如此看來，趙逸恰如作者的一個縮影。作者在畫别人時，有意無意中，卻畫出了自己的面貌。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講過一個故事，似乎也是他一生惟一要講的故事：一個立意要描繪世界的人，最終發現自己所畫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模樣（參《詩人·結語》）。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其事略同。
有趣的是，楊衒之岔開一筆，特别提及時人對趙逸長生的好奇。按照趙逸自己的說法，他是自然長壽，并非依靠養生，郭璞曾有預測，他的壽命長達五百歲之久。趙逸為“晉武時人”，生而與晉共時，朝代易變之後，仍然在世，不妨将其視為晉代的延續。趙逸非但見證、叙述曆史，更似曆史本身，這一點作者恐怕無以企及。據說，郭璞“妙于陰陽算曆”，可以占蔔人事，亦可以預見世變，每每應驗（《晉書·郭璞傳》）。從常理看，趙逸自然無法活到五百歲，這是楊衒之的虛構，如若假托了郭璞之口，這又有另一層意思，即從晉世算起的五百年，本來應是洛陽伽藍存續的時長。趙逸是作者精心構思的一個角色，他是作者本人的代表，整個時代的象征，所有寺觀的隐喻，但終歸是一個虛構人物。他身上最具虛構性的特征也就是長壽，而他追憶的往事幾乎沒有虛辭。楊衒之為何要編織一個滿口實話的虛構之人？這可以用趙逸原話說明，因為“人皆貴遠賤近”，所以更願意相信前代遺民的證言。這個虛構之人又為何要擁有五百年的壽數？也可以用趙逸原話解釋，因為“生愚死智”，所以一個壽命足夠長久的人，才能越過大多數人的生死之隔，看清孰愚孰智。
曆史的見證者，“遺民”是一種，“移民”又是一種。前者知過去，如趙逸之輩；後者有外來的記憶，則如菩提達摩者。卷一“永甯寺”條載：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铎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雲年一百五十歲，曆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與趙逸相似，菩提達摩亦是長壽者，也有周遊的經曆。非惟如此，言辭之中，似又見出楊衒之意欲找出實證、寫下實錄的夙願，俨然又是一幅作者的自畫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