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件社會學

法國專家來北京師範大學講學，留下一批書要寄往巴黎，我的兩位研究生幫忙在北師大附近的北太平莊郵局将書寄走。他們返回後抄給我一份北京至巴黎的國際郵寄價目表，上面将空運、水陸運、郵品千克以下和以上的人民币單價與郵品的最高限重等都寫得十分清楚，規定詳細。我曾是國際郵局的常客，看了這份抄報，發現無論國家允許的國際郵寄種類、運輸方式，或者郵品的限重，統統都增加了，對國際郵寄的限制也明顯減少了。驗關費漲價了，可其他費用都不高，說實話，還要比從巴黎寄回北京更便宜一些。這個變化讓我萬分感慨。

我比較多地開始寄國際郵件是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從國内向國外寄國際郵件的政策、程序和内容也逐步開放，國際郵局很快變成了一個文化大氣場。我開始是在建國門附近的雅寶路國際郵局寄的，在那裡見到了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的公子梅葆玖，他常去寄東西，恍兮惚兮之間似乎京劇名家出了舞台進了郵局。我小時候跟父親看過梅蘭芳的《貴妃醉酒》，父親早上四點起來排隊買票，跟處理工作上的大事一般。我什麼也不懂，就知道劇場為梅蘭芳而沸騰。後來又從鐘敬文先生的書上看過他與梅蘭芳的合照，僅此而已，我從沒想過能見到與其父親長相酷似的梅氏子女。也正因為有了在國際郵局相遇的事，幾年後我們在去台灣的飛機上相遇時，才能點頭一笑。女指揮家鄭小瑛也是常去國際郵局的，後來她率團來北師大為師生演出，我也像在國際郵局遠遠望見她一樣的心情。别人聽她指揮可能會想到中央交響樂團，我聽她的指揮卻想起了國際郵局。諸如此類的往事還有一些，它們讓我對去路途很遠的國際郵局增加了額外的好奇和興趣。

從前國際郵品的海關檢查很嚴格，一件包裹、一封信寄到國外，好像物主本身出國過海關一樣。再後來，距北師大最近的北太平莊郵局也可以寄國際郵件了，其他各大區局也一樣，這個消息是國際郵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的，于是一般郵件不必再跑遠路，可以就地辦理。這個改革給各高校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因為高校總是國際郵件的大戶。但開始郵件送到北太平莊郵局後，要送到國際郵局再出國，轉了一個圈，速度就要慢幾天。

最初到北太平莊郵局寄國際郵件的大學客戶中也不乏名師。時間回到1980年代末，一些名師當年也不過五六十歲，他們依然能自己騎車或走路去郵局寄國際郵件。我就在北太平莊郵局看到過著名心理學家張厚粲先生，她是窈窕名媛類型，精神抖擻，在信封上寫一手漂亮、規整、正體的英文，給我印象特别深。我是從小學俄文的，俄文的寫法像古典英語的花體字，要知道莎士比亞念語言學校時就寫這種。這種俄文寫法對我後來寫英文也有影響，寫出來的字母都有點斜體，不過我見到張先生之前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看了張先生寫的信封，才發現原來可以這樣寫英文，英文原來有這樣不同于俄文的字體風格，現在這叫“跨文化”的感覺吧，實在有意思。我還在北太平莊郵局經常見到童慶炳先生，他總是一個人來，背個書包，從書包裡拿出一些信件，自己貼郵票，自己交給櫃台。我們教師都知道他的兒子在美國留學，我便想過他和夫人曾老師的“父母心”。但這是私事不能問，再說事情也不一定是這樣，所以我也從來沒問過他。我去郵局寄國際郵件的大部分原因是為鐘老工作，少數原因是家事。鐘老每年給他的外國友人寄賀年片，幾乎五大洲的都寄，以日本學者居多，現在這些人都不在了。

國際郵件的最大變化是1990年代中期全球化的到來，随之我國的國際郵件也“國際化”了。以價目表為例，過去每個郵件都是稱重計費，再按寄達目标國的地點換算為實際要價，這是農業社會的物物交易模式。“國際化”以後就不同了。我去郵局，郵局的服務不僅有物物交易，還增加了精神交易，例如，你寄賀年片，超過五句話就加價收費了。對英文的賀年卡怎樣算句子單位呢？郵局按标點符号算。郵局服務生說：“你們會寫英文的，寫了五句，隻點一個句号，那我們怎麼收費呀？”他們就按标點符号算，MerryChristmas！HappyNewYear！算兩句，DearProfessor，算一句。這可真逗，不過顧客也真沒脾氣，你讓郵局怎麼算呢？世界上的語言這麼多，寫字作文這件事又這麼主觀，你讓郵局怎麼設定客觀标準呢？我回校跟鐘老說這件事，鐘老也覺得有意思，就說還是聽郵局的吧。

2007年我去美國工作的前後，我國郵局已受到全球快遞業務系統的沖擊，一時間措手不及。西方發達國家流行高價高速的市場化快遞業務，并建立了配套郵路查詢系統，任何顧客的郵品隻要一發出，就能自己獲得查詢郵遞狀态的即時信息，這樣的郵遞天地可是太大了。我的所有美方簽證資料都是從美國高校快遞來的，今天寄，後天到，令人咋舌。

2012年，一位外國專家結束在北師大的合作研究任務回國，我幫他到雅寶路的國際郵局寄郵件，看到國際郵局已經全面市場化了。這所祖國标志性的國際郵局已經面帶微笑向中外市場打開了大門。郵局人員主動給了我們名片，說高校邀請的外國專家郵寄書物可以上門取貨，當場驗關、當場包裝，外國專家和我都很感慨，認識到變化深刻。

後來我就很少去國際郵局了，因為幾乎全部業務都可以在北太平莊郵局解決。偶爾再進國際郵局，就像邁進了新世界，全不見當年上層名流從府上流動到郵局的身影，都是尋常百姓出入。其實這時北京社會各界的名人也不用出門寄國際郵件了，連外國人都可以享受上門服務，何況為祖國文化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國寶月旦。

再後來，網絡郵寄也冒頭了，人們通過網絡郵遞，寄鮮花、寄月餅，寄各種禮品，舉手之勞，方便快捷。北太平莊郵局能寄國際郵件，也能寄網絡郵品，為顧客綜合服務。連國際間的這類業務也能照此辦理，我的一個教授朋友家就收到了孩子從國外寄來的鮮花，祝他們夫婦節日快樂，這把整天埋頭實驗室的教授驚訝得不得了。我與學生之間也産生了這種交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研究生，她能從網上做所有想做的事。她的媽媽愛吃家鄉的小米，她就從媽媽家鄉的售米網站上訂購，再寄給在另一所城市的大學教書的媽媽。她還與我們大學的快遞公司代理店建立了誠信“友誼”，她固定找這家代理店寄東西，代理店固定每次給她從優價目，郵費一律打折。她寄各種東西，書籍、衣物、食品、禮品，乃至行李，想寄什麼就寄什麼，代理店全都打折辦理，還保證按時按質寄到，從無差錯，雙方互惠互利。我問她會不會出問題，她堅定地說“不會”。我的其他學生對這套網絡購物和郵寄系統也很熟練，個個都是網購高手。他們出生的這個網絡信息時代，對大千社會的步入與對網絡的步入是結合在一起的，他們對社會信任的一部分就是網絡信任。他們常年生活在相對封閉的校園裡，一般不大與道途較遠的校外大區郵局或更遠的國際郵局發生聯系，于是網絡自然成了他們精神上的“高鐵”。他們在正式走上社會的職場之前，這條“高鐵”為他們運送精神品質的各種儲備，也為他們運送各種他們可以承擔的物質用品。除了大學生群體，這個社會，這個地球，現在不也是一樣嗎？

現在說郵件社會學。郵件是一種擁有多元意義的流動物品，它是一種物質，也是一種精神承載。在當今巨大流動的社會裡，人在流動，社會階層在流動，交通工具在流動，商品經濟在流動，高科技發明在流動，諾獎小說在流動，快遞哥在流動，什麼都在流動。而在物流量的整體系統中，郵件的流動量應該是最大的。流動量最大者信息量也最大。郵件的特定意義在于它是人類明确發出指令的、定向運動的、帶有明确的情感價值觀的、精神性的物化郵品。郵件由寄件人和收件人構成了一組社會關系，在全球化背景下，這種社會關系是世界各國各民族社會結構模型的一部分，郵件無論大小，都可稱為其縮影。有心者如果統計一下全球化郵件的社會關系，就能寫一本郵件社會學。這本社會學是人類社會從原始階段到現代化階段所有社會分類的擴展版，其信息涵蓋面達到政治、經濟、軍事、商業、法律、文化、教育、藝術、曆史和語言等各個層面。它的郵寄路線就是最新版的異質社會全球化地圖。

我開頭說的那種農業社會的物物交易的郵件，屬于同質社會的文化産品，它現在正在消失。它遲早還會變成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産。但我們始終不該忘記這種社會文化運作模式的原初意義。郵件的原初意義是來自同質社會的。在同質社會中，郵件是異動的物件。鄉下的耕夫村婦、城市的街坊鄰居，大家門對門地住着，臉對臉地生活，誰給誰寄郵件呢？如果說有“郵件”，“郵件”的情意都隐含在實物民俗中：過年的餃子、相逢的美酒、瓜田李下的農産品，我給你送，你給我送，移步之間，千尺深情，幹嘛上郵局呢？上了郵局就生分了。古代也寄郵件，那都是遇到了戰争、科舉、薦官外任或朝廷塘報等特殊情況。但是，也因為情況特殊、郵件稀少，所以在人們的思維中還是按照同質社會的模式去認識。在古代名人詩篇中，一種郵件變成千古詩篇，被自己和萬世感懷，這種例子也是因為傳遞資源少而震撼，如杜甫說“家書抵萬金”。換成網絡時代，上個WIFI，發個E-mail，連一分錢都不用花，有話随時說，精神思念的成本也就沒那麼高了。可我要說的是郵件的原初意義，在從前經濟、科技、交通都不發達、人員不流動的社會中，郵件所帶來的信任、摯愛和思念都極為寶貴。換到網絡時代，技術溝通是舉手之勞，人類這些最可寶貴的東西也可能就變成白開水了。

郵件是個好東西，全球化網絡速遞也是好東西，但好東西和好東西碰到一起卻不一定都産生好東西。如果人類不恪守真愛的文化品質，不保留誠信的人文精神，郵件的好東西與全球網絡速遞的好東西碰到一起還會産生壞東西。曾經看到有報紙報道說，恐怖分子由速遞郵件寄恐怖物品，威脅他人的生存，這就是壞東西，這就是“正正得負”。郵件社會學要研究什麼呢？就是要研究怎樣傳遞好東西，避免壞東西。網絡速遞能讓臉和臉不再照面，門和門變成虛拟，但人類的心和心總是要打招呼的。所謂打招呼，就是要加強全球化、高科技、網絡時代的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用崇高的人文精神和優秀文化遺産托舉郵件，用郵件傳遞人類社會的光明、和平和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