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孟憲實
張良，作為秦末漢初最出色的謀臣，在輔佐劉邦逐鹿中原的過程中立功甚偉，與韓信、蕭何并稱“三傑”。劉邦稱帝之後，政治鬥争進入新的階段，張良又特具先見之明，及時功成身退，在後世留下無數贊歎。但本文要讨論的是另一問題，即張良的貴族身世何以成為平民皇帝的功臣？是張良深刻的洞察力突破了身世的迷障，還是時勢變遷影響了張良的抉擇？一個人的政治考量，怎樣反映了曆史變遷之方向？張良故事的這一側面，至今不乏曆史啟迪。
張良的事迹主要記載于《史記·留侯世家》之中。《史記》記載：“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大父就是祖父，張良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韓國的丞相，所以張良有極其深重的韓國情結。韓國被秦國滅亡的時候，張良僅有二十歲，還沒來得及為韓國出力，韓國就滅亡了。于是，張良選擇了一條艱險的人生路，為韓國複仇。張良家有一定經濟實力，家奴就有三百多人。張良的弟弟去世時，張良沒有好好去埋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可見，張良一旦選擇複仇便全力以赴，而家世背景是他走上複仇道路的重要動力。
張良為何選擇複仇，《史記》的解釋很清楚，以“五世相韓故”。韓國國君，與周天子同為姬姓，那麼張良呢？《史記索隐》提供的一種解釋是，張良本來是韓國王族中的公子，後來因為博浪沙刺秦之後逃亡，隐姓埋名，改為張姓，以後沒有再改回，于是就成了張姓。從“五世相韓”這個背景看，《史記索隐》提供的資料是有價值的。張良為韓複仇，即是為自家複仇，作為韓國公子，韓國的最高貴族，複仇這條道路的選擇大可理解。秦國滅六國，六國之後不甘失敗而伺機複仇者大有人在，張良不過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分子而已。
在伺機複仇的人群中，後來在推翻秦朝的鬥争中确實功績不凡的，有項梁與項羽、張耳、陳馀等，但最突出的要數張良。六國之後，大都是在陳勝、吳廣大澤鄉起事之後才動作起來的，而張良在秦始皇的時代，就策劃了震動全國的博浪沙刺秦，雖然誤中副車，沒有成功，但引發的後果可想而知。秦朝展開大規模搜捕行動，針對的都是張良，“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看來秦朝的偵破工作頗有成績，一定程度上鎖定了張良，否則張良也沒有必要更改姓名了。
反秦運動從大澤鄉開始掀起高潮。仔細分析，反秦的力量可以大體分為兩派，一派是陳勝、吳廣這種民衆造反，他們跟秦朝沒有世仇，實在是朝廷壓迫導緻的暴動反應而已。劉邦本質上屬于這一派。項羽、張良等屬于另一派，他們與秦朝從一開始就勢不兩立，是六國複仇派。唐人章碣《焚書坑》詩有“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的名句，其實劉、項并不是一路人，真不讀書的是劉邦而不是項羽。複仇派一直在等待機會，如果秦朝政策不失，複仇派可能會空等一生，但是最終他們還是盼來了山東大亂，于是立刻行動起來。
張良與所有複仇派一樣，終于等來盼望已久的良機，他集合了一百多人的隊伍，準備投奔自立為假楚王的景駒，但在留這個地方，他與劉邦不期而遇。張良在十幾年等待的過程中，認真研究《太公兵法》，已經很有心得，這當然都是為了反秦做準備的。但是，與他人解說兵法，常讓張良有對牛彈琴之感，而與劉邦談起，劉邦卻一點即通，并每每采用他的建議。張良不是領袖，所以他需要領袖，因為隻有在真正的領袖這裡，他的智謀才能發揮出來。于是他放棄原來投奔景駒的計劃，決定追随劉邦發展，因為“沛公殆天授”，他發現劉邦本身就是上天賜予的人物。張良看重劉邦的是他的個人才能，完全忽略了劉邦的平民出身問題，或者此時的張良，頭腦中已經不再有出身觀念了？
但是，張良與劉邦的合作并沒有持續太久，恢複韓國的念頭顯然戰勝了對劉邦的追随。《留侯世家》記載如下：
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将千馀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辄複取之，往來為遊兵颍川。
項羽的叔叔項梁，在秦末戰亂中，一度成為事實上的領袖，而複興六國，一方面符合六國之後的期望，一方面有利于瓦解秦朝的力量。于是張良乘機提出恢複韓國、韓成擔任韓王的建議。這個建議獲得項梁的支持，而張良成為實施複韓計劃的執行人。這符合張良的夙願，他找到了韓成，自己成為韓成的司徒。此事的發生，根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大約是在公元前208年六月。《通鑒》記載此事，也是這個時間點。
韓國恢複了，但發展極其不順。雖然獲得韓地幾城，但很快就被秦朝的軍隊奪回，緻使張良不得不跟着韓王成一起打遊擊，這就是所謂的“往來為遊兵颍川”。舊日韓王的傳人回到韓地，當時的人民自然還應該記得韓國，然而，張良盼望的一呼百應的局面卻沒有發生。顯然韓國民衆對于韓王歸來，并不是大旱之望雲霓，他們依然扮演着真正的群衆角色，看着韓王的軍隊與秦朝的軍隊往來戰鬥，他們無動于衷，冷漠地對待這些逐鹿的政治人物。
韓國的政治名号恢複了，但是恢複對韓國故地的統治卻徹底失敗。張良的複韓理想和熱情，與韓國普通人的冷若冰霜，對比太過鮮明。這個冰冷的現實，對于張良的内心産生了怎樣的影響，史書沒有交待，但我們觀察此後張良的複韓理想之火，确實逐漸熄滅。
張良在韓國故地遭遇的尴尬，直到一年以後劉邦到來才算獲得解脫。公元前207年夏四月，劉邦的軍隊攻下颍川，張良充當向導，劉邦軍隊在韓國故地攻城略地。後來，劉邦讓韓王留守陽翟，讓張良跟自己經略南陽。從此，我們熟悉的張良回來了，奇謀屢出，劉邦的帝王事業快速向前推進。
但是，張良與韓國的關系，始終時隐時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張良依然是韓國人。秦滅亡之後，項羽分封天下，劉邦被封漢中，而張良卻要回歸韓國。《留侯世家》有如此文字：
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鬥，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張良與項伯是老關系，在陳勝起事之前，兩人因為都是秦朝的罪犯而結下深厚的友誼。利用跟項伯的關系，張良讓劉邦在鴻門宴上逃脫，如今還幫劉邦獲得漢中封地。但是，從《史記》這段文字看，張良跟随劉邦一直屬于“借調”的臨時狀态。如今天下已定，君臣各領名分，張良應回到韓王身邊。當然，張良還在為劉邦認真打算，“明修棧道”的緩兵之計為後來劉邦暗度陳倉、出其不意攻擊項羽打下了基礎。
張良雖身在韓國，但一直心系漢王。而項羽對于張良追随漢王的經曆顯然十分警惕，最終韓王成也受到張良的牽連，不能返回韓國故地。當田榮舉起反抗項羽的旗幟之後，韓王不僅不能歸國，反而被降為侯，最後還是被項羽殺掉。韓王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史書記載實在太少。現在看來，從始至終，他不過是張良複國夢想的一個道具而已。他的成是因為張良的推薦，他的死也是受到張良的牽連。從反方向看，張良似乎對韓王成始終都抱有責任，那也是他的故國情懷所展現的方式。
項羽殺了韓王成，張良最後的一絲韓國情結被斬斷，這位末代貴族從此全力以赴擁抱一個新的時代。他再次逃亡，當然是去找漢王劉邦。張良受到怎樣的歡迎是可想而知的，從此以後他心無旁骛，一心幫助劉邦打敗項羽。
張良這位曾經熱烈堅持恢複六國的貴族公子，現在成了平民漢王最得力的謀臣。不僅如此，他在劉邦企圖恢複六國的時候，果斷反對，最終讓這一計劃化為泡影。
公元前203年，楚漢荥陽對峙中，劉邦漸漸支持不住。另一謀臣郦食其提出重新分封六國之後的辦法，他說：“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複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在郦食其的理論中，六國依然能夠代表天下，六國之後擁戴漢王，天下就會擁戴漢王，因此項羽就會屈服。劉邦還真的相信了，立刻決定“刻印”，積極推進。
就在這關鍵時刻，張良來見劉邦。劉邦便征求張良的意見。張良說：這是誰出的主意，大王的大事完了。然後，張良一條一條為劉邦分析，為什麼郦食其的計劃有問題。從多方面分析，劉邦目前的狀況是與商湯不同的，分封六國之後，不僅不能獲得天下，反而會瓦解現有的力量，因為現有追随漢王的人一定會有人轉而去追随六國之後。“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複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複桡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劉邦立刻撤銷了前一決定。關鍵時刻，張良制止了劉邦一項錯誤政策的出台，避免了劉邦的戰略失誤。
《史記·留侯世家》對此事的叙述，使用了大段文字，證明張良此事對于劉邦事業的重要性。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張良的思想在此事中顯現出的巨大轉變。一個曾經全力以赴要恢複六國事業的張良，情願冒着巨大的危險去刺殺秦始皇，證明他的信念無比堅定。但是，僅僅幾年的時間，張良的立場發生了根本轉變，從一個一心恢複六國體制的人，到堅決反對的人。他的反對意見，确實對漢王劉邦的事業有利，然而恢複六國，不是他堅決反秦的初衷嗎？一定是謀略家的大勢觀察，幾年的教訓體會，讓他懂得六國的湮滅是注定無法恢複的，社會人心對于六國并沒有希望的那種盼望。
張良立場的轉變，就這樣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轉變。新時代的逐鹿戰争，完全不顧及曾經的貴族，六國之後昙花一現，再也承擔不了曆史的要角。新的時代來臨了，王侯将相無定向，英雄不必問出處。
楚漢戰争勝利之後，劉邦一度安排張良輔佐韓王信，但并沒有成行。韓王信後來也成了漢朝的罪人。此事對于張良而言，連一個曆史注釋都是多馀的。張良不期然參與了一個時代的巨變，并且成為這個巨變的推動者之一。更确切地說，張良經曆了一個時代巨變，曾經的不期而遇，後來變得更積極主動。曆史人物，常常如此這般。
中國曾經有過一個貴族時代，夏商周都可以作如是觀。貴族掌控着社會，擁有經濟、政治、教育和軍事等特權。經過春秋戰國五百五十年的曆史運動，最終中國走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平民的社會，士大夫政治以及中央集權，凡此種種都明顯不同于此前的貴族時代。陳勝可以稱王，劉邦能夠稱帝，這些都屬于曆史新現象，在這些政治現象的背後，是更深層的曆史運動與變遷。
秦朝是走出貴族時代最重要的時期，但是秦朝還披着貴族時代的最後一層薄紗，秦朝的皇帝畢竟是從秦國君主發展而來，王室還流着“高貴”的血統。秦末戰争，是貴族時代的最後一次回光返照，從戰争烽火中走出來的劉邦，最後即位成了第一代平民皇帝。在劉邦身邊，是一群布衣将相，但也有張良這樣的傳統貴族。與一群屠狗販卒的将相比較，張良的曆史選擇及其轉變是十分顯著的，也更具有象征意義。一個以複興韓國為己任的韓國公子，終于走上了輔佐平民君王的政治道路，最生動地體現了時代的巨變。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