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季君
明代播州的楊氏土司，在傳世二十九代、存續七百二十五年後，至萬曆二十八年，被朝廷徹底剿滅。楊氏土司之覆滅，是一個重大曆史事件，史稱“平播戰争”，是“萬曆三大征”之一，在西南地區震動巨大，影響深遠。在沉寂了四百一十五年後，2015年7月4日，平播戰争主戰場貴州遵義“海龍屯”遺址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産。播州土司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
一播州土司的形成與經濟發展
播州，今為貴州遵義，古為夜郎東南隅，漢代屬牂牁郡。唐貞觀九年（636）置郎州，十三年改稱播州。宋時置播州安撫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為宣撫司，明洪武五年（1372）設播州宣慰司。萬曆二十八年（1600）楊氏土司被剿滅後，萬曆二十九年改播州之名，分置遵義府和平越府，分屬川黔。清朝雍正七年，遵義府隸屬貴州。
播州地處川黔要沖，西通巴蜀，東連湖南，為中原入貴州的重要門戶。山川險峻，大婁山脈自西南向東北橫亘其間，成一天然屏障，曆來為兵家所重。此地雖遠離發達的漢人農耕區，但自然條件優越，境内河流縱橫，既有可耕的沃土，又有可供射獵的豐富資源，山藏礦物，冶煉技術發達，故其經濟發達而富饒的程度，在明代貴州位居第一。楊氏土司就是在播州這塊肥土沃野上發展起來的，并使播州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楊氏獨立王國”。
楊氏并非播州土著，其祖輩自唐末入播州，發展成一方勢力。經五代入宋，“納土”臣屬，遂受官職。入元，建新制，楊氏第十六代傳人楊邦憲受“招撫”，命為“宣慰使”，始有“土司”之名。明承元制，楊氏仍領播州宣慰使，其下又轄諸多安撫司、長官司，轄地跨四川、貴州兩省，故“元明有‘思播田楊，兩廣岑黃’之諺，言土司之巨者，實則田、岑、黃三姓，亦非楊氏之比也”（譚其骧《播州楊保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試看元明之貴州，竟是楊家之天下！
楊氏入據播州經曆了一段曲折而複雜的過程。早在唐代宗大曆五年（770），播州僚人“反叛”，泸州僚族首領羅榮率軍隊收複并據有播州，開始對播州這塊土地實行世襲土官統治。與此同時，居于黔西北畢節以及黔中貴陽一帶羅閩人（亦即彜族）的勢力逐漸強大起來，而與居于經濟條件比較好的黔北地區僚人時有争戰。公元8世紀中葉，今滇西北洱海地區以烏蠻為主體的南诏部落崛起，勢力大肆向東擴張，幾度把戰火燒到貴州高原。水西羅閩亦正好借南诏之勢攻占了僚人世居的中心——播州，故史書上有“南诏陷播”的記載。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南诏進犯播州，被唐軍擊敗。懿宗鹹通十四年（873），南诏“回寇黔中”時，播州被南诏同族群之水西閩族所侵占，其首領羅太汪被播州僚人和羅閩人逐走，乞援于同族楊端收複播州，給了楊端乘勢南取播州為王的機會。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居住在叙永以東，合江、泸縣南境邊徼習水及赤水河流域下遊一帶的僚族土酋楊端，偕八姓族人興兵，羅太汪帶路，自泸州、合江“迳入白錦（今遵義縣南）”，結土豪庾、蔣、黃三氏，打敗羅閩人和僚人，據有播土。但楊氏并未把播州交還給羅氏，而是取代羅氏，自任播州刺史，世代盤據于此，從此開始了統治播州長達七百二十五年的曆史。
宋代播州轄境逐漸擴大，據《宋史·蠻夷傳》載，徽宗大觀二年（1108），楊光榮以其地内屬，诏建播州；《宋史·地理志》載，同年楊文貴獻其地，建遵義軍及遵義縣。這樣，楊氏叔侄所據播州是兩宋時期貴州最大的羁縻州之一。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宋都臨安被元軍攻占，宋亡。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使臣到播州招降，并許世代封爵。當時播州統治者是楊氏第十六代傳人楊邦憲，他雖然對宋朝忠心耿耿，但無奈見宋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為了家族繼續對播州的統治，大哭三日後隻得“遣使納款”，以表臣服。“世祖即降玺書，授為紹慶珍州南平等處邊宣撫使”，楊邦憲成為播州首任土司。“（至元）十八年，升宣慰使”。播州土司由于“盡臣節”，表現突出，深受朝廷親睐，被加以流官官銜和虛銜，《元史·楊賽因不花傳》載：“漢英，邦憲子也，……二十二年，……命襲父職，賜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花。二十五年，……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大四年，加勳上護軍（正二品），诏許世襲。”在有關播州的曆史文獻中，自唐時楊端入播始，土司中楊漢英乃是寫入正史列傳的第一人。可見，從元代開始，播州土司的政治影響逐漸擴大。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楊铿歸順明王朝，太祖授楊铿“金牌銀印銅章衣币等物”，诏楊铿仍領播州宣慰使。明王朝每置一土司，皆定其賦稅，而對于播州土司率先來歸給予優待。《明史》載：“（洪武）七年，中書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圖，當收其貢賦，歲納糧二千五百石為軍儲。’帝以其率先來歸，田稅随所入，不必以額。”直接派官兵加強對播州的防守，“（洪武）十五年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千人戍守”。播州土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于農，必須聽從朝廷軍事征調。明朝播州幾代土司都能為朝廷“附揖諸蠻，謹守疆土”，為維護西南邊疆的統一做出了貢獻。
播州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為各民族社會生産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加之土司制度的建立，伴随而來的是大規模的移民屯墾，大批漢族士兵和漢人進入，帶來了先進的生産技術和生産工具，農牧業和手工業得到發展，采礦、冶煉等生産門類逐漸興起。元朝天曆二年（1329），開辟遵義至貴陽的南大道，川黔大道聯通。明朝時期，播州農牧業發展到較高水平。有較高經濟價值的作物茶葉也普遍種植起來，“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甯、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伴随着農業生産的發展，手工業和商業漸趨興旺。土司楊愛設有“織造院”，“收民人趙其一百馀戶充織匠”，專司織造，織造布帛和服裝。朝廷在務川設有水銀局管州朱砂生産，成化時播州“有鐵戶八十六戶，遞年自行煉鐵營生”。能用土法開采銀礦，“遞年煎銀萬千馀兩，黑鉛數萬馀擔。”表明播州的手工業有了相當的發展。與此同時，播州地區的商業漸趨興旺，由于四川井鹽通過遵義進入貴州，食鹽運輸的發展，使赤水河、綦江、烏江沿岸的許多城鎮繁榮起來。遵義已成為貴州的經濟中心之一，“川原平衍，商販周遊”，商業發達。
二播州土司文化繁盛
從元朝土司制度創立之始，到明時的土司制度發展過程中，各朝都關注土司地區文化的發展。元朝在南方民族中提倡儒學、設立學校；明朝提出“蠻夷教化”方針，邊夷土官設儒學，土司子弟還可以優待進入國子監就學，應襲子弟強制入學，并對土人入學給以獎勵。播州土司積極踐行和傳播中原文化，使土司精英階層率先漢化，并促進了土司地區的中原文化認同，也強化了對國家的認同。元朝時期，楊漢英為政，重視教化，大治學宮。“南北士來歸者衆，皆量材用之”，播州文化教育得以發展。楊漢英本人也勤奮好學，成為名噪京師的學者、詩人，著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明朝播州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教育也日趨興盛。洪武十三年（1380），楊铿建播州長官司學。為了提高統治能力，鞏固統治地位，保證權勢世代相承，播州土司還積極送子弟赴京進國子監深造。永樂初，楊升“請開學校薦士典教，州民益習詩書禮義”。楊綱守職勤、用人善、尊賢重士。楊輝文武雙全，博鑒經史，行草遒勁可愛，文學上也頗有造詣。他還“修學校、延明師、育人才，而緻文風日盛于前，此其崇儒術也甚至”。
播州在繪畫、刺繡、銅鼓鑄造、書法藝術、民間音樂歌舞、墓葬建築、石刻藝術等方面都有獨特風格，産生過精美的代表作。已被發掘并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的楊粲墓，以規模宏大、雕刻精美，被譽為宋代石刻藝術寶庫。早在1957年于遵義縣龍坪皇墳嘴與楊粲墓隔河相望的趙家壩宋墓中出土了《備宴圖》《演樂圖》《梳妝圖》三塊墓壁石刻，其中《演樂圖》的建築正是一座線刻的宋代戲台建築——“勾欄”。特别珍貴的是，它是我國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有頂蓋戲台圖（參羅開英等《中國古戲台研究與保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56頁）。
三楊氏覆滅與播州改土歸流
據《明會典》載：“播州宣慰使司領長官司六，安撫司二。”（《明會典·戶部三》）其中位于烏江以南的白泥長官司、重安長官司、草塘安撫司、黃平安撫司和烏江北岸的馀慶長官司有“江外五司”之稱。《石匮書》說：“（播州宣慰）領二安撫、六長官司，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為目把，大事谘決焉。”據《遵義府志·土官》的記載，世為楊氏部屬者尚有何、宋、鄭、駱、冉、毛、韓、宋、猶等族。楊氏在唐宋、元及明初期，一直服從中央王朝征調，積極納貢，保持了良好的互動關系，并且與内部土官和平共處，共同維持了對該地區的統治。
楊應龍執掌播州以後，數次征調有功，如萬曆十四年（1586），領兵“征松潘諸番”；次年，征調播兵“入讨邛部蜀夷”；十八年（1590）“複調楊應龍領兵征疊茂”，以戰功封“都指揮使”“骠騎将軍”。楊應龍在承襲播州宣慰使前期，盡臣節，為朝廷屢立戰功。但楊應龍剛愎自用，濫殺無辜，即便是朝廷命官，他也敢随意殺戮；而平民百姓，稍有不滿，即行誅殺。如隆慶三年（1569）為奪回其祖上勢弱時失去的領地，殺死沙溪裡千戶長官屬下宋恩等十七人。寵愛小妾田雌鳳，為她修建莊園、寺廟，在田氏挑唆下，于萬曆十五年（1587）醉殺原配張氏及嶽母，并屠殺全家。張氏一家奮不顧身赴京告狀，所轄五司七姓不堪楊應龍殘酷統治，紛紛上告。十八年（1590），貴州巡撫葉夢熊疏論應龍諸惡事，巡按陳效曆數應龍二十四大罪，請發兵征剿。時為防禦松潘，調播州土兵協守，四川巡撫李化龍認為應龍素征調有功，疏請暫免勘問，主張招撫，讓應龍戴罪立功。次年，葉夢熊主議播州改土歸流，與李化龍意見不同，朝廷令楊應龍到重慶聽勘。楊應龍到重慶後，泣請死罪，朝廷将其革職為民，“其子楊朝棟以土舍屬印管事”，罰白銀四萬兩，助朝廷采大木贖罪，以其子楊可棟為人質，質押重慶府，應龍縛獻沖殺官軍的黃元、阿羔等十二人“抵應龍斬”。時因朝鮮戰事，兵部欲緩應龍案，而應龍願赴朝鮮抗倭贖罪，因此乘機脫身。楊應龍回到播州後，可棟神秘死在重慶，數次索要子屍不得，同時重慶知府催交四萬贖罪銀，楊應龍“益痛恨”，遂起反意，揚言“吾子活，銀即至也”。萬曆二十三年（1595）十月，楊應龍大集役夫工匠，重修天塹海龍屯，屯前後置九道石關，屯上砌三重城垣包繞，建築宮室，屯糧駐重兵，作為軍事大本營，抗擊征剿明兵。城堡内則修建樓房、家廟、倉庫、兵營和水牢。經過他的這一番經營，海龍屯成了一個設施齊備、糧草充足的軍事堡壘。楊應龍如意算盤是：播州即使為明軍完全控制，憑借海龍屯固若金湯的防禦工事，能與明軍展開對峙消耗戰，直到把明軍拖得兵疲糧絕，不得不望洋興歎而退。
楊應龍走到反叛這一步，從中央到地方官員處置不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王圻作《楊應龍始末》，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事諸臣始而狎，繼而玩，又繼而縱之，養成滔天之禍！”（《續文獻通考》）生活在明清之際的學者談遷也對楊應龍事件做出評論：“應龍非有逆志，不過積惡嗜殺，而當事或重視之如虎，或藐視之如鼠，均失其等，釀成大禍。”（《國榷》）洪武五年，播州宣慰司劃歸四川布政司管轄。十五年，設貴州都指揮使司，播州軍政事務劃歸貴州都指揮使司。當時播州大部分歸屬四川，但黃平、凱裡又屬貴州。川、黔兩省官員各從自身利害出發，對待楊應龍的态度分歧很大。川、黔撫按疏辯，在蜀者謂應龍無可勘之罪，在黔者謂蜀有私匿應龍之心，使之有隙可乘，以緻“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加上有的官員受賄袒護，或借“會勘”進行勒索，以緻“會勘”無法繼續進行，使楊應龍有時間做大規模起兵反明的準備。楊應龍做了準備後，于萬曆二十七年以“朝廷不容我，隻得舍命出綦江”，打着“擒王剿叛”的旗号，公開叛亂。
萬曆二十八年（1600）朝廷發動了平播之戰，命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軍事大權，“賜化龍劍，假便宜讨賊”。朝廷經過幾個月的調兵遣将，從陝西、甘肅、浙江、湖廣、雲南等省征調的軍隊不斷開往川貴，加上川貴本身的兵力，共計二十馀萬，号稱百萬，二月二十二日兵分八路攻播州。官兵一路過關斬将，曆時百馀日，于六月六日攻下海龍屯，楊應龍自焚，平播之戰以明朝廷勝利而結束，曆二十九世、七百馀年的播州土司灰飛煙滅。
震驚全國的“平播之戰”是明神宗執政時期發動的大規模血戰，雙方決戰一百一十四天，八路大軍共斬首級二萬馀，生獲楊朝棟等楊氏家族親信等百馀人。明朝官兵殺戮甚重，播地化為廢墟，“播土舊民，自逆囚芟夷之後，大兵征讨之馀，僅存者十之一二耳，遺棄田地，多無主人”。明軍傷亡也達四萬馀人，以重大的代價取得了戰争的勝利。萬曆首輔大學士申時行《賜賢堂集·雜記》中寫道：“向使委官不索賄，應龍不系獄，調必赴，招必來，何至稱兵叛逆乎？挑釁起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殚财，非國家之利也。事可永鑒也。”萬曆二十九年（1601），朝廷在播州實行“改土歸流”，将播州分設遵義、平越兩個軍民府，派流官進行治理。
黯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争鳴，播州之名随着播州土司的終結而不複存在，隻為後人留下了可供憑吊的古戰場海龍屯，它見證了播州土司的曆史，見證了我國古代封建王朝對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管理制度由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歸流”的曆史變遷。
（作者單位：遵義師範學院曆史文化與旅遊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