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浴洋
一書信中的學術交誼
百歲老人施蟄存（1905-2003）在20世紀中國的文學史與學術史上留下了一道長長的背影。在1949年以前，他以現代小說家著稱；爾後，他逐漸成為蜚聲海内外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尤以詩學與詞學見長。在施蟄存晚年的學術生涯中，一個突出的特點便是他通過書信與大量海外學者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聯系，留下了大批珍貴的“海外書簡”。
在與施蟄存建立交誼的海外學者中，時任耶魯大學教授的孫康宜也許不是通信時間最長的一位，但無疑卻是最為頻繁，同時也與他擁有最多“共同語言”的一位。在辜健編的《施蟄存海外書簡》（大象出版社，2008）中，就收錄了施蟄存緻孫康宜的三十二封信。沈建中編的《從北山樓到潛學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上輯“交遊篇”，收錄了施蟄存與孫康宜往來書信七十三封，對于施、孫二人的學術互動具有更為具體而全面的呈現。
“北山樓”與“潛學齋”分别為施、孫二人的書齋名稱。這一書名的選定，強調了一種學術傳承。根據孫康宜回憶，“在上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我就是那些從海外向施先生‘求教者’之一。那是我剛開始研究明清文學和中國女詩人，雖然已在耶魯大學當起‘教授’，但我卻把自己視為施老的‘研究生’。我經常在信中向他提出有關古籍和研究方法的問題，而他總是每問必答，為我指點迷津，而且還為我旁搜各種典籍和文獻，不斷托朋友帶書給我”（《從北山樓到潛學齋》，2頁）。二人的交誼是名副其實通過書信建立，并且以此為主要載體的。
1984年，孫康宜收到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轉來的施蟄存的來信，向她索要她關于詞學的英文著作《詞與文類研究》，兩人從此“神交莫逆”。對于這一瞬間，孫康宜一直記憶猶新。當日後此書在大陸出版時，她專門寫了序言，提及“我要感謝上海的施蟄存先生，他是本書原著的第一位大陸讀者。還記得二十多年前，本書剛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發行後不久，我就收到了從錢歌川先生處轉來的施先生的一封來信，信中說他多年來一直努力于詞學研究，所以希望我能送給他一本那剛出版的英文書”（《〈詞與文類研究〉北大版自序》，《詞與文類研究》，李奭學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頁）。直到十二年後的1996年，兩人才在孫康宜訪問上海時初次見面。此後，由于施蟄存的身體條件每況愈下，兩人的通信也就逐漸終止。所以，兩人展開對話的階段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十馀年。
晚年的施蟄存主要從事詩學與詞學的研究。孫康宜與他的交流直接圍繞兩人當下的工作展開。是故，兩人的互動不但圍繞具體的學術話題進行，更涉及與此相關的雜志編輯、會議組織、著作譯介與書評撰寫等方面的内容。一個時代的學術生态與學術潮流也就由此“躍然紙上”。
二詞緣與學緣
在《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中，孫康宜之關注陳子龍與柳如是，乃是從辯證陳、柳詩詞中的“情”與“忠”的觀念入手，旨在揭橥“情詞”與“悲詩”變奏背後的“家國興亡”意識，以及詩人與詞人在“天地玄黃”之際“抒情”的意義。在她看來，“忠國意識”與“豔情觀念”在兩人的詞作中交相輝映，尤其“在陳子龍及其交遊眼裡，晚明婵娟大可謂‘情’與‘忠’的中介：心中佳人乃豔情的激勵，也是愛國的憑藉”（《〈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原英文版前言》，《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李奭學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頁）。這一視角，顯然為“情詞”的文類功能拓展了闡釋空間。在孫康宜之前，如此論述的文學史家并不多，所以，她曾經特别談到自己的這一思路在施蟄存那裡獲得的共鳴。
孫康宜是在完成自己的《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研究》（鐘振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之後，轉入曆代女性詞人的系統研究的。陳子龍與柳如是成為她在這一領域的首要研究對象，并非偶然。在六朝詩人與晚明詞人之間，顯然在作品主題、修辭話語、典故系統、文類選擇、個人境遇與曆史命運等諸多層面上具有相通甚至相同的成分。何況孫康宜本人也具有某種相似的曆史經驗，并且自覺對此做出反思（參孫康宜《走出白色恐怖》，三聯書店，2012）。所以，在她研究陳、柳詩詞因緣的背後，乃有一種情懷。她的“發掘”工作，既指向曆史，同時也指向自己。而這，無疑與施蟄存晚年的精神追求十分接近。
在情懷之外，孫康宜通過與施蟄存的交流，更收獲了具體觀點以及材料等方面的啟發。施蟄存作為陳子龍研究重鎮，不僅在孫康宜進入這一領域之初，就為她指示了文獻搜集與閱讀的路徑，而且特别提醒她調整對于柳如是詞作的評價分寸，并且關注同一時期另外一位重要的女詞人王微。這些建議不僅直接寫入了《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之中，而且在完成這部英文書稿以後，孫康宜還專門撰寫了一篇《柳如是對晚明詞學中興的貢獻》請施蟄存指正。日後她在“附記”中說明：“不久施教授即來信，他在信中說：‘我覺得你對柳如是評價太高了，她的詩詞高下不均，我懷疑有陳子龍改潤或捉刀之作。’……他說：‘當時吾們松江還有一位曹衣道人王微（修微），文才在柳之上。’關于王微的詩詞，我一向讀得不多。經施教授一指點，我開始細心追查。”（《從北山樓到潛學齋》，151頁）之所以能夠給予孫康宜如此切中肯綮的修改意見，除卻施蟄存多年治詞形成的“老吏斷獄”的眼光之外，還與他同一時期正在編輯《王修微集》有關。
如此互動，一直存在于施蟄存與孫康宜兩人的通信之中。孫康宜的《詞的演進》一書完成，施蟄存為她反複推敲書名。孫康宜與蘇源熙合編《傳統中國女作家選集》時，施蟄存提出了詳細的修改建議。此書出版之後，孫康宜首先給施蟄存寫信——“在這個Valentine’sDay寄給您這本詩集，特别有意義。此選集剛出版，在‘序’中特别感謝了您（見p.vii），但還是語猶未盡，因為若非您的幫助，許多女詩人的作品很難找到。多年來您對我們（指63位漢學家）的幫助，豈是語言可以表達的？”（同上，142頁）這封寫于2000年2月14日的書信，是施蟄存與孫康宜兩人通信中的最後一封。2003年11月19日，施蟄存在上海以百歲高齡謝世。在他身後留下的，除卻一生傳奇與多種著述，還有一個與海外學者(包括“63位漢學家”在内)一道組成的“學術共同體”。
三跨越國族的“學術共同體”
自覺發起并且參與建構一個跨越國族的“學術共同體”，是施蟄存學術思路的重要部分。作為“文革”以後最為重要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雜志《詞學》的主編，施蟄存緻力于将刊物營造成為一個“世界學術”的平台。他對于孫康宜的“發現”并且主動約稿，就體現了他在這一方面的努力。
《詞學》中多次發表孫康宜的論文，但是施蟄存用心最多的，還是她的那篇《北美二十年來詞學研究》。目前所存施、孫兩人的第一封通信，就是施蟄存的約稿信。在信中，他告訴孫康宜：“《詞學》希望你惠賜大作，能否寫一短文見惠，或将你的英文著作譯一二章來亦甚歡迎。”（同上，3頁）孫康宜随後即發來此文。施蟄存馬上給她回信：“此文正是我需要的，來得正好。”（同上，5頁）因為文中涉及諸多漢學家的英文姓名，施蟄存建議她添加中文譯名。孫康宜複信解釋了為何部分漢學家沒有中文譯名的緣故。施蟄存再度回信時，進一步肯定了此文的價值——“閱足下文，始知北美詞學，近來如此熱鬧。大作發表後，一定會引起此間青年學者之震動，從而推進詞學研究之深度、廣度”，并且認為“足下文中介紹之‘消構式批評’，我覺得關系到中國的‘比興說’。……我建議足下寫一篇《消構主義與比興論》，一定可以成為東西新舊文評的比較研究宏著”（同上，9頁）。所謂“消構式批評”，借用孫康宜的話說，即“隻見讀者，不見作者”的“解構批評”（deconstructivecriticism），正是其時北美詞學研究中的理論熱點（參《〈詞與文類研究〉中文版序》，《詞與文類研究》，2頁）。她很快就接受了施蟄存的建議，答應撰文。同時，施蟄存還由她的這篇文章聯想到，可以編輯一份《海外詞學書目》，“凡近年所出英文本詞學書籍，一并列入一目錄”（《從北山樓到潛學齋》，11頁），并且具體拟定了這份目錄的體例。孫康宜請自己當時指導的研究生王暧玲負責編輯了書目。施蟄存收到以後十分高興，複信說：“你的那篇文章，對這裡的青年學者大有沖擊，他們想不到美國一地已有這許多人在鑽研詞學。羅馬尼亞去年出了兩本《中國詞選》，似乎東歐方面，也有人在探讨中國這種文學類型。因此，他們敦促我組織一個國際性詞學讨論會，請海外同行來談談，交換交換意見，見見面，表示欽仰。”（同上，17頁）随後，關于組織這一會議的具體設計，施蟄存又事無巨細地與孫康宜進行了讨論，往返書信多達數通。與此同時，他還主編了《詞學》的“海外詞學專号”，其中論文也有數篇系由孫康宜代為約稿。因為種種緣故，施蟄存籌劃的國際詞學會議功敗垂成，未能召開。但是《詞學》專号卻如期出版，獲得廣泛好評。
從1986年施蟄存向孫康宜約稿，到1990年他在給孫康宜的書信中将“海外詞學專号”的論文目錄最終定稿，前後曆時四年，施蟄存在通信中一直保持着十分興奮的狀态與非常活躍的思路——由論文，而目錄，再到會議與專号。從一篇《北美二十年來詞學研究》入手，施蟄存看到了打開詞學研究的“世界學術”格局的可能性，并且為此積極奔走争取。孫康宜的支持與配合，無疑發揮了推動作用。盡管施蟄存的有些計劃無從落實，但是僅就已經完成的部分而言，已經十分可觀。而兩人的學術交往，此時也就超越了個人論學的層面。
四發掘者被發掘
孫康宜的“學思曆程”與施蟄存一樣存在轉向。在她與施蟄存通信期間以及在此前後，雖然具體的研究領域幾度遷移，但是“文類”與“性别”問題可謂是其一貫的關注對象。施蟄存治中國古典文學，基本也是如此。不過，在孫康宜看來，“進入21世紀以後，我的研究方向又有不同。我逐漸對回憶和書寫很感興趣，因為變得更加跨學科”（《談談我的學思曆程：專題演講》，《孫康宜自選集：古典文學的現代觀》，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269頁）。此時施蟄存已經不在，無法再成為她的論學對象，然而他的舊體詩詞卻以研究對象的身份出現在了孫康宜的面前，兩人的學術因緣也由此得以延續。
在施蟄存生前，雖然兩人交往頗多，但是除去為施蟄存的《唐詩百話》撰寫過一則書評，孫康宜其實并未進行過嚴格意義上的施蟄存研究。2013年，施蟄存誕辰110周年，孫康宜向學界貢獻了兩篇長文：一是《施蟄存的詩體回憶：〈浮生雜詠〉八十首》，一是《施蟄存的西行逃難詩歌》。兩文分别着眼于施蟄存晚年與早年的舊體詩作，切入的問題意識正是此時孫康宜關注的“回憶和書寫”問題。
在1974年至1990年間，施蟄存斷續完成了自己的詩體回憶錄《浮生雜詠》八十首，記錄了1937年以前的精神軌轍與生活印記。其中最後一首詩曰：“倭氛已見風雲變，文士猶為口号争。海渎塵嚣吾已厭，一肩行李賦西征。”并且自注：“1937年夏，省立雲南大學改為國立，清華大學熊慶來教授出任校長。熊公，滇人也。來上海物色師資，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毂，受熊公聘。熊公回滇，而滬戰起。我至八月尾始得成行，從此結束文學生活，漂泊西南矣。”（《施蟄存全集·北山詩文叢編》，劉淩、劉效禮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154-155頁）根據孫康宜的闡釋，“從今日的眼光看來，這樣突然的興趣轉移——從現代派小說轉到‘玩古之癖’——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其實這正反映了施蟄存自幼以來新舊兼有的教育背景以及他那進退自如的人生取向。……這樣的人生哲學使得施蟄存在1937年夏天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當他看見時局已變，整個文學創作的氣氛已非往昔，他就毅然決定受聘于雲南大學，從此講授古典文學”（《從北山樓到潛學齋》，218-219頁）。由此可見，在施蟄存轉向前後，其實具有内在的一以貫之甚至相生相成的生命聯系，隻不過是在不同的階段以及領域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已。
在《施蟄存的西行逃難詩歌》中，孫康宜發現對于施蟄存來說，抗戰時期的“昆明似乎永遠代表着内在心靈的避難所”（同上，253頁）。所謂“内在心靈的避難所”，指向的主要是施蟄存此後的學思生活與精神結構。在這一層面上，施蟄存的“西行逃難詩歌”也就與曆代“易代之際”的文學經驗與詩體表達具有了某種同構性與對話性。施蟄存及其作品自此也就成為了“傳統”中人與“傳統”中文。這一“傳統”由他本人參與“發掘”，而他在文學史以及知識分子心靈史中的地位最終也在這一“傳統”的曆史化與經典化的機制中“被發掘”。在孫康宜看來，施蟄存正是這樣一位兼及“發掘者與被發掘者”雙重身份的人物（同上，161頁）。
五有溫度的“世界學術”
閱讀施蟄存晚年的“海外書簡”，令人印象深刻的除去其在學術工作中的“老骥伏枥”的身影與心情，還有其“貧”“病”交加的生活。
當施蟄存在1996年首次與孫康宜見面時，脫口而出的是“你怎麼到現在才來看我？你再晚來點，就看不見我了”。孫康宜對此表示：“我完全能理解他這句話中的期待與責備，因為自從十多年前我們開始通信以來，我一直打算來上海看他，但每次在安排前往上海的計劃之後，又臨時因為家累或其他緣故而取消行程。”（同上，158頁）兩人首次通信時，施蟄存八十初度；而待到兩人真正見面時，他已是九十三歲的老人。其間經曆的從希望到失望的反反複複自不待言，更讓孫康宜備感自責的是，施蟄存晚年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太理想。所以，當孫康宜終于成行之時，讓施蟄存頗感遺憾的是“我今年體力大衰，承你遠來存問，十分感激。但我已隻能晤談一二小時，不能盡地主之誼，有所招待，十分抱歉”（同上，158頁）。在施蟄存與孫康宜的通信中，目力不濟與筆力不及是一個始終存在的話題。然而，讓人感動的是，即便在“風燭殘年”之際，當得知孫康宜确定成行時，施蟄存還是接連兩日主動去信問候——“我勸你不要乘飛機去武漢、成都。最好是從上海到西安，從西安到北京，即從北京返美”，以及“到上海後有伴否？要不要介紹一位女伴，為你導遊”（同上，158頁）。殷殷之情，可謂溢于言表。
另外一處讓施蟄存在與海外學者交往時頗為尴尬的地方，便是經濟條件的拮據。當他的《唐詩百話》出版後，他寫信給孫康宜說：“我希望你找一本賜讀，如果能有幾個人合譯為英語，對漢詩的宣傳必有影響。本來我應該送你一本，隻因航空郵資付不起，故至今未寄贈，不怕你見笑，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窮，和他的知識成反比例的。”（同上，158頁）日後，孫康宜使用《唐詩百話》作為課程參考書，給予很高的評價，并且組織了自己的學生進行英譯。施蟄存對于英譯工作也多有指導。然而就是這樣一部學術名著，起初卻完全因為經濟原因而無力“漂洋過海”。
孫康宜寄贈了一張支票給施蟄存，施蟄存說：“足下此舉，使我大窘，我已先申明，不是吝啬，隻因為此間生活水平較低，對于用錢的觀念，和你們有差距，以可省則省的原則。”（同上，39頁）其自尊與倔強，從中可見一斑。施蟄存最終并未将支票留作私用，而是以其他形式進行了返還。
施蟄存與孫康宜經常需要互相寄送書籍給對方。在兩人的通信中，時常出現的内容便是關于寄送方式的讨論以及寄送成本的核算。施蟄存托孫康宜購置英文書籍或者寄送過期的英文舊報刊給自己時，往往都是立刻請自己在海外的子女或者朋友彙款給孫康宜。而當孫康宜需要某些書籍時，施蟄存一般則會根據她的迫切程度，與她具體商議究竟采用海運還是空運。更多的時候，則是托赴美的朋友或者返美的訪客幫助帶去。大量讨論這些問題，當然耗費了施蟄存很多時間，卻也留下了一個時代的真實寫照。
每期《詞學》出版以後，施蟄存在給孫康宜的書信中，都會詳細報告海外學者應得的稿費，并為他們預存起來，留作他們在大陸購置書籍的基金。孫康宜曾經會同海外作者提出：“通常由于彙款不便，而且在美國出版東西習慣上不給稿酬，所以在美華人總是不except從大陸雜志社拿到什麼稿酬。所以，是否可将那一百元美金做為《詞學》有關費用，不必麻煩？”（同上）盡管《詞學》的出版經費十分緊張，但是施蟄存并沒有采納孫康宜的這一建議。他在與友人的交往中，體現出了極強的原則性。
當回顧施蟄存與孫康宜的學術交誼時，他們的學術互動所具有的學術史意義固然應予重視，但在學術周邊的這些冷暖曲直或許也不應忽略。因為正是它們，讓這一“世界學術”的視野具有溫度。
如何在國際學術交流中兼及“人”與“文”、“公心”與“私情”、“事功”與“精神”，既充分開放又堅持自我，既張弛有度又進退有序，既獨立思考又共同研究，施蟄存晚年的這些經曆與風度，可堪反複閱讀。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