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孟獻志
哥舒翰是唐朝中前期一位著名的突厥将領，以骁勇著稱于世，西鄙人所作《哥舒歌》“北鬥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全唐詩》卷七四八《景龍文官士》，中華書局，1960），便歌頌了哥舒翰在西北地區為國守衛邊疆的事迹。同時期的詩人如高适、杜甫等都有詩文歌頌哥舒翰戰争時期的英勇事迹。同時，哥舒翰又是一位受過傳統中原文化影響且有着愛國之心的将領。《新唐書·哥舒翰傳》記載：“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并且曾作《破陣樂》：“一唱盡屬唐國，将知應和天心。”（轉自黃進德《說哥舒翰〈破陣樂〉》，《唐代文學研究》，1998，215頁）唐玄宗曾經對哥舒翰之子哥舒曜說：“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但就是這樣一位有着傑出功績且對國忠誠的将領，卻在安史之亂爆發、被授予重任之後戰敗投降，其中的原因為何？
一起伏的人生三階段
《新唐書·哥舒翰傳》中說哥舒翰為突騎施酋長哥舒部的後裔，母親為于阗王之女。父親哥舒道元曾為安西都護将軍、赤水軍使，世居安西。哥舒翰年少時以恩蔭補效毂府果毅，因為“家富于财，任俠重然諾，縱蒱酒長安市”。同時，“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由這些記載可以看到，哥舒翰年少時過着一種無憂無慮的生活，同時因為種族與其父為官的緣故，哥舒翰有着草原民族豪爽、仗義的性格，且又受到漢文化影響，也有漢族傳統文化中深明大義、重義輕利的性格特征，由此可以發現哥舒翰是文化融合的典範性人物。但因為生活較為安逸，哥舒翰在四十歲前不曾有任何突出事迹。這是他生平經曆的第一階段。
在四十歲時，哥舒翰父親去世，不惑之年遭到如此變故，哥舒翰起初并不想有任何變化，仍居于長安，但卻“不為長安尉所禮”，雖然不知何事受到不禮的待遇，但可以想見，從小生活安逸且性格比較直率的哥舒翰肯定覺得受到奇恥大辱，故而“慨然發憤，遊河西，事節度使王倕”（《新唐書·哥舒翰傳》）。從此，哥舒翰的仕宦生涯真正開始。憑借着膽識與謀略，哥舒翰赢得了多場戰争，受到玄宗賞識。天寶十一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之後又官拜至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随後又進封西平郡王，不久進太子少保。可是因為嗜酒，好聲色，又得了風痹，所以便養病在京師。這是哥舒翰生平經曆的第二階段。此階段主要為哥舒翰在西北邊疆征伐立功的階段，并一直升到高位。但哥舒翰因性格的原因與安思順、安祿山不和，被楊國忠利用，卷入了政治鬥争當中。
告假養病的哥舒翰并沒有享受到半點安甯。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起兵反叛。此時，哥舒翰因其威名以及與安祿山不和的緣故，被玄宗征調“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同上），率二十萬人守衛潼關。但因為統軍将領争權奪勢、戰略部署受到楊國忠的幹擾等原因，哥舒翰在潼關之戰中敗給了崔乾祐，自己也被部下火拔歸仁送至洛陽安祿山處。因向安祿山獻策投降，哥舒翰遂“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上）。之後被囚禁起來，最終被殺。此階段是哥舒翰生平經曆的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為哥舒翰與安史叛軍直接進行對抗，但因一系列原因，哥舒翰也隻能留下了戰敗投敵的罵名。
二投敵前的政治困境
哥舒翰作為唐廷一位高級将領，不可能與當時政治環境分開，要分析其投降原因，還要考察其所處的政治環境如何。胡寶華先生提出“了解古代君主社會的政治環境如何，最合适的觀察角度，首先應該是君臣關系。其次是那些具有監督皇權和國家制度運作職能的相關機構與措施”（《淺析唐代君主政治生态與制度文明》，《史學集刊》2015年第2期）。接下來我們便從這兩方面對哥舒翰所處的唐廷政治環境進行一下分析。
（一）哥舒翰與唐玄宗的關系
哥舒翰雖以恩蔭進入唐廷開始其政治生涯，但真正進入到政權核心地帶還是在天寶六年擊敗吐蕃、玄宗诏其入宮後，“與語悅之，遂以為鴻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攝禦史中丞，代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田副大使，知節度事”（《舊唐書·哥舒翰傳》）。之後又“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而“朝廷稱其義”（《新唐書·哥舒翰傳》）。從此，哥舒翰在朝廷中的聲望日益高漲。此時的玄宗欣賞哥舒翰的才能與膽識，哥舒翰也感謝玄宗的知遇之恩，兩人的關系處于蜜月期。而在此後的時間裡，哥舒翰長期駐紮在西北邊疆，通過石堡城之戰，“吐蕃在河隴地區經受了沉重的打擊，完全喪失攻勢；唐王朝則不再局限于防守，而是振奮軍心，向對方展開全面進攻”（李曉偉《哥舒翰與石堡城之戰》，《社科縱橫》1997年第6期）。可以說這一戰解決了玄宗多年的心頭之患，哥舒翰得到重賞也是情理之中。而此時安祿山也憑借在東北地區對奚與契丹戰争的勝利，得到了玄宗的賞識。此時朝中因李林甫的強勢專權，使安祿山“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寶十年”條），“國忠素憚林甫”（同上，“唐玄宗天寶十一年”條）。這兩位玄宗最為欣賞的官員都如此，便不難想象其他官員了，所以日後兩大權臣的矛盾因李林甫的強勢而沒有顯現。但随着天寶十一年李林甫去世，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的矛盾便爆發出來。但玄宗似乎對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的矛盾并不關心，反而對安祿山、哥舒翰之間的矛盾頗為在意。但玄宗的調解并沒有起到作用，自此哥舒翰便長期駐紮邊疆，而與玄宗之間的關系也逐漸生疏。一直到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要求哥舒翰帶兵平叛，但哥舒翰此時卻隻想在家賦閑不願出兵，而在其被迫出兵後，玄宗又聽信楊國忠建議而不聽哥舒翰之策，強令哥舒翰出兵進攻，最終導緻兵敗被俘。這一階段可以看到玄宗與哥舒翰關系已由皇帝近臣變成普通君臣。而此前與其地位相當的楊國忠卻一躍而成朝中首屈一指的權臣。雖然楊國忠此前與哥舒翰聯盟共同對抗安祿山，但安史之亂爆發後，哥舒翰先是除掉了安思順，這讓楊國忠“由是始畏翰”（《資治通鑒》卷二一七“唐肅宗至德元年”條），随後哥舒翰軍中又有誅殺楊國忠的建議，雖然“翰不應”，但“國忠大懼”（《資治通鑒》卷二一八“唐肅宗至德元年”條）。這樣的君臣關系和與朝中權臣關系的惡化，也預示着哥舒翰最終的悲劇命運。
（二）安史亂前唐廷的政權監督狀況
安史亂前，唐廷一直處于權相專政的時代，先是張九齡，後是李林甫。但從曆史評價來看，李林甫成了要為唐代衰敗負主責的人物之一。唐元和年間，宰相崔群評價說：“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範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舊唐書·崔群傳》）但宋社洪認為：“唐玄宗朝社會經濟的變化要求改革宰相制度，集權于主相。”“當然，是那種忠于皇權，代表皇權，使皇帝放心而感到‘不專’的專權。”（《李林甫專權與盛唐轉衰關系再探讨》，《文史哲》2004年第6期）所以我們也可以認為李林甫的所做所為其實是得到玄宗認可的，他是玄宗的代言人。
李林甫有了皇帝作靠山後，為了鞏固自身勢力，便對朝中制度破壞十分猛烈。比如他對唐廷監察制度的破壞。《資治通鑒》記載：“初，李林甫為相，谏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禦史言事須大夫同署。”（卷二一九“唐肅宗至德元年”條）這條記載可以看到李林甫為相時，谏官如要向皇帝提出建議，都需先向宰相彙報，如果彙報完畢還要向宰相說明所谏何事，這樣宰相便可控制對自身不利的建議。但這樣的谏言也就起不到監督朝政的作用了。同時在禦史制度方面，“玄宗後期，由于李林甫、楊國忠相繼專權，禦史彈劾的事例就很少見了”（胡滄澤《唐代禦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55頁）。所以說在天寶末年，唐廷幾乎沒有任何對宰相有效的監督方式。同時李林甫還改變起居注的記錄方式：“開元初，複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資治通鑒》卷二四六“唐文宗開成四年”條）開元初，唐代修起居注是要求修史官可随宰相進入到内殿記錄宰相向皇帝彙報的機務，這樣史官便可以接觸到唐廷的核心政務。但李林甫專政後廢除此制度，這樣也就沒有宰相以外的人可以接觸到自己彙報的核心政務，由此可以直接影響到皇帝的政策決斷。李林甫的權勢憑借此兩種方式有了制度性的規定。故而當時有觀點認為“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資治通鑒》卷二二四“唐代宗大曆元年”條）。而且這兩條制度性改變都延續到了安史之亂爆發後，也就是一直到哥舒翰投降前，整個唐廷一直處于宰相權力無有效制度監督的狀況，這成為了在李林甫去世後，楊國忠擅權的原因之一。而哥舒翰投降不能說與此混亂局面毫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