诋诃文章，掎摭利病

曹植《與楊德祖書》收在《文選》卷四十二“書”類，楊修《答臨淄侯箋》收在《文選》卷四十“箋”類，又見《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裴注等。曹植信稱：“仆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五年矣。”此言有生之年，而非好賦之年。由此推斷，兩封書信寫于建安二十一年（216）。這年四月，曹操進位為魏王，曹植信說“吾王”設天網籠絡天下才子，則信又寫在這年四月之後。楊修回信稱“《暑賦》彌日而不獻”，李善注：“植為《鹖鳥賦》，亦命修為之，而修辭讓。又作《大暑賦》，而修亦作之，竟日不敢獻。”據此還可以把曹植信的寫作時間确定在這一年暑月前後，具體說來在建安二十一年五、六月間。

（一）
    曹植在信中，談及自己對文學批評的一些基本看法，如為人與為文之間的關系、文學批評的态度與标準、關于民間文學的評價等問題。信曰：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仆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發迹于此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複不能飛軒絕迹，一舉千裡。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仆贊其文。夫鐘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餘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遊、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荪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鹹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仆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将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開頭幾句，就像老朋友聊天，非常率直：“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随後說自己喜歡欣賞并寫作文章已經有二十五年之久，因此有資格品評建安諸子文章的長短優劣。他特别拈出六位，一是王粲（仲宣），二是陳琳（孔璋），三是徐幹（偉長），四是劉桢（公幹），五是應玚（德琏），六是楊修（德祖）：“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發迹于此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王粲曾在荊州依附劉表，故曰“漢南”。陳琳曾在冀州袁紹幕下，故曰“河朔”。徐幹世居青州，故曰“青土”。劉桢為東平甯陽人，離齊地海邊不遠，故曰“海隅”。應玚南頓人，地接魏都，故曰“此魏”（一作大魏）。至于楊修，乃是太尉楊彪之子，世居京城，故曰“上京”。所謂獨步、鷹揚、擅名、振藻、發迹、高視，意思都是一樣的，即名揚一時。所以說“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靈蛇之珠即隋侯之珠，荊山之玉即和氏之玉，都是舉世珍寶。這裡用于比喻各位才華如玉，文章雄視天下。“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指曹操，當時稱魏王。頓，猶整。八纮，天地之間的廣大地區。《淮南子》曰：“九州島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纮。”天網，彌天之網。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内之雄。”這兩句是說曹操能延攬天下英才而用之，悉集茲國，即彙集京都。這是褒獎各位。

随後筆鋒一轉：“然此數子，猶複不能飛軒絕迹，一舉千裡。”飛軒絕迹，即文章還不能達到極緻，也就是說還有所不足。他特别以陳琳為例，說：“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陳琳的辭賦不是強項，但是他反而自比司馬相如。作者嘲笑他畫虎不成反類犬，評價很低。“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仆贊其文。夫鐘期不失聽，于今稱之”。曹植此前曾有書信嘲諷陳琳的辭賦，陳琳不解，反而認為是贊美他。鐘子期知音，聽必不失，至今人們稱贊他。作者由此感歎說：“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餘也。”忘歎，或作“妄歎”，即不敢信口開河。這裡有知音難覓的感慨。

是他不理解别人，還是别人不理解他？從下文看，作者以知文自居，是擔心别人對他有誤解。他說：“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他的好友丁廙（字敬禮）常常叫自己為他潤色文字，曹植多次推脫。丁廙說：“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文之佳惡”，五臣本作“文之佳麗”。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認為“佳麗”為是：“言吾自得潤飾之益，後世讀者，孰知吾文賴改定耶？”黃侃《文選平點》卷五則力主“佳惡”。他說：“惡，《魏志》作‘麗’。然此不誤。意言子定吾文，吾可以自得其佳惡。後世既與吾不相知，亦焉貴定吾文耶？其旨如此，非欲假力子建以欺後世也。”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遊、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這是《史記》的記載。孔子的文辭，或許可以彼此互用。至于孔子所修《春秋》，子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作者引此，改“贊”為“措”，措，更改。過此，除此。這句話的大意是說隻有孔子的《春秋》，弟子不能改動一個字。除此之外，還沒有這樣的著作。言下之意，所有的著述，都有修改的空間。但是由誰來品評修改，還是有一定講究的。“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南威，古代美女。《戰國策》載，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龍泉，寶劍名。作者這樣寫，無外乎是想說，隻有南威這樣的美女才能說得上美豔，隻有龍泉這樣的寶劍，才能談得上鋒利。還有一句話，作者沒有說，即隻有像作者這樣懂得文章的人，才有資格品評文章。劉表的兒子劉季緒曾著詩賦頌六篇，論才能不及上述各位作者，卻“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诋诃，毀謗、斥責。掎摭利病，指摘毛病。作者認為這樣做不自量力。戰國時，齊國的詭辯家田巴常常口出狂言，随意評說三皇五帝以及春秋五霸，讓很多人佩服。魯仲連對他提出指責，說敵軍壓境，國家處在存亡之秋，先生的議論并不能救國家之急于萬一，不如閉嘴不說。田巴從此果然閉口不言。劉季緒的論辯功夫顯然還不及田巴，當今像魯仲連這樣的人應當很多，像劉季緒這樣的論辯應當停止了吧！當然，作者又退一步講，就是文章的好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像“人各有好尚，蘭茝荪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人們都喜歡鮮花的芳香，但是海邊就是有人喜歡臭魚的味道。相傳黃帝樂叫《鹹池》，颛顼樂叫《六莖》，後世看來都是聖人的音樂，所以大家都喜歡，隻有墨翟著《非樂篇》表示異議。所以對于文章好壞的評價，相去甚遠。

盡管文學批評沒有一定之規，但是批評者要有一定的創作實踐才應是基本要求。為此，作者寄出新近撰寫的辭賦，希望得到楊修的品評：“今往仆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街談巷說，擊轅之歌，乃市井俗說、野人之歌。作者自謙雖然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然匹夫之思，亦未可輕易放棄。更何況，這些創作終究屬于“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由此看來，作者并非是真心貶抑文學，而是自謙所作膚淺。東方朔《答客難》說自己“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官位很小。揚雄自幼以文學名世，但是後來著《法言》，說這些少作乃“雕蟲篆刻，壯士不為也”。曹植以東方朔、揚雄自比，說：“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韓愈《答崔立之書》“仆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吾以發吾之狂言”，亦本此而來。他們都是以立德立功為目标。如果選擇立言，曹植也願意做一個“采庶官之實錄”的史學家，或者是“辯時俗之得失”的思想家，依然沒有文學的位置。這是因為，史學家、思想家可以“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

“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這裡用了幾個典故，一是司馬遷《報任安書》所立下的誓言——“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目的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二是用張衡與人書中的話：“其言之不慚，恃鮑子之知我”，以管仲和鮑叔相知自比。三是用莊子與惠施的友情自比：“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惠子，即惠施，戰國時魏國著名的刑名家，與莊子為至交，常互相辯難。惠子死後，莊子過其墓，曰：“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也，吾無與言之矣。”（《莊子·徐無鬼》）莊子稱沒有論辯的對手了。作者這裡以惠施喻楊修，以莊子自比，說明兩人相知很深，故敢于如此大言不慚。
    （二）

楊德祖，即楊修，字德祖，弘農華陰（今屬陝西）人。弘農楊氏，三世公卿。楊修又為袁術外甥，博學多才，聰慧機智，與曹植關系甚為密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立曹丕為太子，視楊修為後患，借故将其處死。為此，曹操還作《與太尉書論刑楊修》，稱：“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複即宥貸，将延足下尊門之累，便令刑之。”楊彪亦作《答曹公書》，表現出驚人的平靜。曹植的母親卞夫人也曾《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袁氏亦有《答書》論楊修被刑，稱楊修“始立之年畢命”（這幾封書信，并見于《古文苑》卷十。又見《殷芸小說》，文字略有異同）。從蔡邕《楊賜碑》中可以看出，這個家族始終較有骨氣。《三國志》裴注引《典略》載，楊修臨刑時對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因為他知道，自己實際受到曹植的牽連。“修死後百馀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從這個背景看，楊修應當說是一個具有才華又非常自負的人。信曰：

修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複，雖諷《雅》《頌》，不複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複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牍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鹖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荦，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為皆有諐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辄受所惠，竊備蒙瞍誦詠而已，敢望恵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雲。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楊修信的開頭亦如曹植，比較率直，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侍，指侍奉左右。幾天未見，就好像隔了好幾年。當然是由于對我多所愛顧，一往情深所緻。不僅如此，還“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曹植地位高，其緻信給楊修，實在有所“損辱嘉命”。其文章格高，近似《詩經》中的《雅》《頌》。認為曹植對于王粲、陳琳、徐幹、劉桢的評價非常準确。曹植說：“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發迹于此魏。”回信一一對應：“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對自己的贊美，作者回信說有所不安：“至于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曹植說“足下高視于上京”，回信說：“目周章于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載孔子曰：“出乎四門，周章遠望。”周章，惶遽，謂無暇顧及遠望上京。然後作者筆鋒一轉，便把頌揚送給了曹植：“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君侯，指曹植。發、旦，為周武王、周公之名。聖善，用《詩經》“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之意，謂其有母教之善。五臣注謂聖善指父教，這樣的理解有點牽強。“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徳，光贊大業而已”。這幾句針對曹植文章最後一段話而言。曹植謂自己“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楊修則認為曹植獨秉承美德，能夠光贊大業。至于其文學業績，雖然不是刻意追尋，業已“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王，王粲。陳，陳琳。言君之才，皆包含衆人，度越于其外。“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這是說曹植的才能是上天賦予的，無人企及。這種才能，是自己親眼所見，每次寫作，似乎“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其才能之高，如日月高懸，難以逾越。楊修自稱隻有仰望的份兒。曹植作《鹖鳥賦》，命楊修同題而作，楊修辭不應命。曹植作《大暑賦》（陳琳、劉桢亦有《大暑賦》，見《藝文類聚》《初學記》《韻補》等書節引），楊修雖然亦有和作，但是多日不敢拿出。“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增，集注本、九條本、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日古抄五臣注本《文選》并作“憎”，當是。就像見過西施的容貌，就會自嫌其醜了。來信叫楊修勘定文章，這叫楊修不安。故曰：“猥受顧錫。”猥，頓。錫，賜。

曹植信說孔子修《春秋》，弟子不敢贊一辭。楊修回複說：“《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呂氏春秋》成書後，呂不韋将其放在鹹陽城上，有增改一字者予以千金。又說：“《淮南》，字直千金”，《文選鈔》：“《淮南》成，亦懸視，能改一字，賞五百金。”從目前文獻記載看，似乎沒有人提出修訂意見。原因何在？“賢聖卓荦，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卓荦，高大狀。這是說曹植的論著超越群倫。至于詩賦，不經過孔子的删改，即與《風》《雅》相近。

然後說到自家揚雄：“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少作”是什麼呢？揚子《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原來，少作多指辭賦。而老來著述又是什麼樣的作品呢？作者說：“若此仲山、周旦之俦，為皆有諐邪！”諐，過失。仲山，指仲山甫。周旦，指周公。《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尹吉甫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五臣張銑注：“周公作《鸱鸮詩》，仲山甫作《周頌》，此二人是古之聖賢，各有詩頌，如所君侯引子雲之說，則皆為過阙也，不得複賢聖。”所以楊修說，曹植叫他潤色文稿，實在是忘記了前賢的功業，隻是記住了楊家子雲的話，還是深思不足故也。

至于經國大美，千載名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應當與文章相輔而行，彼此不相妨害。他說自己讀到這些文稿，就像蒙瞍一樣，隻能詠誦而已，亦不能贊一辭。曹植書信最後引《莊子》典故，把自己與楊修的關系比作莊子與惠施一樣，這裡作者愧不敢當，回複說：“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忝，辱也。至于說到“季緒璅璅，何足以雲”，指劉季緒才情淺陋，不足挂齒。璅璅，小器。這也是回應曹植所說“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最後幾句“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能改齋漫錄》說書尾“不宣”，始見于此。
    （三）

綜上所述，曹植較多自己的觀點，楊修的文字很美，卻比較空泛。

第一，對建安諸子的評價。與曹丕不同，曹植在信中隻提到六位作家，即王粲（仲宣）、陳琳（孔璋）、徐幹（偉長）、劉桢（公幹）、應玚（德琏）、楊修（德祖），沒有孔融和阮瑀，因為二人分别在建安十三年和建安十七年即已離世，故不論。總體來看，雖然都很優秀，但依然未能“飛軒絕迹“，也就是說還沒有達到極緻，還有所不足。這裡，他指出陳琳的不足，說他“不閑于辭賦”，卻以司馬相如自比，作者嘲笑他畫虎不成反類犬，評價很低。這一點與曹丕的《典論·論文》所說，人多“暗于自見，謂己為賢”。這一點，楊修也表示贊同。

第二，關于文學批評問題。《史記》記載說，孔子作《春秋》，弟子不能贊一辭。在作者看來，隻有孔子的《春秋》，别人不能改一字。除此之外，還沒有什麼著作不能改動。他就很欣賞丁廙（字敬禮），多次叫他修改潤色文字，作者認為，正常的文學批評是必要的，所有的著述，都有修改的空間。

問題是誰來批評，持什麼樣的标準來批評。劉表的兒子劉季緒曾著詩賦頌六篇，論才能，遠不及上述各位作者，卻“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作者認為這樣做不自量力，沒有資格批評别人。這裡的潛台詞是說，隻有像他這樣懂得文章的人，才有資格品評文章。這就涉及到批評與創作的關系問題。不管怎麼說，有一定的創作經驗，對于批評者來說，還是必不可少的。當然，作者也承認，文章的好壞，并沒有一定之規，批評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當然，如何做好文學批評，作者并沒有展開讨論，後來的《文心雕龍·知音篇》才有系統的論述。

第三，關于民間文化的價值。曹植信中說，街談巷說，擊轅之歌，乃市井俗說、野人之歌雖是“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這個觀點也很重要。建安時期的詩歌創作，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充分吸收民間創作的經驗。我曾在《曹植創作“情兼雅怨”說略》（《光明日報》2006年1月27日）一文指出，曹植的創作，表現出鮮明的下層文化色彩，這與曹氏家族“三世立賤”特殊家族背景密切相關，也與東漢後期文化重心下移密切相關（參周勳初《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才為出身寒微的曹氏家族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反過來，曹植家族當政後又為這種“風衰俗怨”的潮流推波助瀾，逐漸推動了建安文學的繁榮。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