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宋朝軍費開支大，不隻是後人的歸納，宋人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我們找幾位有代表性的人，看看他們是怎麼說的。
宋孝宗被認為是宋朝一位出了名的好皇帝，他曾多次言及軍費問題：“養兵費财，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〇）他即将退位時對皇太子說：“當今天下财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四）
北宋蔡襄以書法聞名後世，其實他也是位頗有政績的大臣，他在任三司使時向皇帝上奏：“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六七。”（《忠惠集》卷一八《論兵十事疏》）“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忠惠集》卷一八《國論要目·強兵》）所謂三司使，時稱“計相”，是财政方面的總負責人，他此時堪稱專業官員，所講的話應是權威性的。
宋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中，朱熹曾說：“财用不足，皆起于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朱子語類》卷一一〇）“今日财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晦庵集》卷二五《答張敬夫》）陸九淵也曾說：“輔相不任燮調，以吏事為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為政。……為日久矣。……養兵之費乃十八九。”（《象山集》卷二六《石灣禱雨文》）張載等也說過類似的話。
北宋神宗時期有位翰林學士，名叫孫洙，被人譽為“善論兵”者，他曾說：“自皇祐（宋仁宗年号）一歲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馀萬，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也。”（王铚《樞庭備檢》，陳傅良《曆代兵制》等多次引錄）南宋範成大在參加在職官員考試的答卷中也說：“度支月給，諸軍居十之九；三歲大禮，犒軍居十之八。”
類似言論頗多，不便一一枚舉。其說不一，或十之八九，或十之六七，總之，都認為國家财政支出三分之二以上都用于軍費。試想今天如果哪個國家把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都用于軍費，那一定被稱為“窮兵黩武”了。然而，就宋朝的情況而言，事情并非如此。但是，軍費支出占到國家财政支出三分之二以上，畢竟是太多了。
宋朝的軍費多，首先是因為實行募兵制。宋朝的募兵制近似現代的雇傭軍制。但又不同于現代雇傭軍制，它有兩點特别突出，那就是軍人的職業性和終身制。所謂職業性，是指軍人以當兵為謀生手段，靠當兵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計。所謂終身制，是指軍人自入伍後，直到死，都是軍人。由于軍人的職業化，造成國家不但要養活軍人本身，還要養活軍人的家屬。這使人聯想到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木蘭辭》中說：“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鞯，南市買辔頭，北市買長鞭。”據說反映的是南北朝時的情況，當時服兵役的人是要自己置辦武器和基本裝備，包括馬匹。到了宋朝，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募兵制下，兵是國家花錢招募的，當兵者所持武器，包括馬匹，都是由國家提供的，軍費怎能不多？人的一生，大抵二十至三十歲是當兵打仗的最佳年齡，四十歲以後，可能就不适合當兵了。宋朝人也認識到軍人終身制的不合理，例如大文學家蘇轼就曾講：“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馀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馀年，今廪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東坡全集》卷四七《策别》）官方一度也想淘汰年老體弱的軍人，後來發現行不通。因為軍人脫離農業時間長了以後，就很難再讓他重新務農；且淘汰老弱者，還會讓正在服役者産生心理波動，加深軍人對朝廷的不滿情緒。官方也曾讓戍邊軍人屯墾，以求既減少官方供給，又可以改善軍兵的生活狀況。但同樣因為軍人不願務農，遭到抵制，收效不佳。在募兵制下，不可避免地要實行定期晉級的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軍隊中有官者人數的增加，有時竟出現某些部隊官多兵少的現象。由于終身制，軍人要養活家屬；而由于軍兵人數多，又受到軍官的盤剝，軍人生活貧困的情況普遍存在。募兵制下，軍人當兵是為了謀生，他們缺乏保家衛國的信念，軍人貧困，就會使他們産生拼命打仗究竟值不值得的疑問，導緻戰鬥力下降。對此，官方隻好用增加人數的方法彌補戰鬥力不足的缺欠。而在軍費不變的情況下，軍隊人數增加又造成軍人待遇更差，最終導緻惡性循環。
宋朝的軍費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軍隊人數多。宋朝軍隊人數為什麼會這麼多呢？因為軍人除了參與軍事活動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不直接參與軍事活動的，這是由宋朝軍隊多方面的社會職能造成的。
首先，從現代角度看，宋朝的軍隊要擔負現代警察的職責，即負擔社會治安責任。不但要管治安，還要管消防，宋朝軍隊中有專業的“潛火隊”，是專門負責消防（救火）的。宋朝實行禁榷制度，實行國家壟斷貨币發行的制度，實行“銅禁”“錢禁”，實行鹽、酒、茶、礬的分區，貨币的分區，這些經濟立法都需要有強制措施，而這些強制措施都是由軍隊實施的。在這個意義上，宋朝軍隊要承擔經濟警察的功能。宋朝各級官府都設有監獄，看守監獄的事也是由軍隊擔負的。
其次，宋朝軍隊有一部分是在從事非軍事、卻與軍事有關的業務，如軍器生産、造船、軍馬養殖等。宋朝軍事裝備既是由國家籌辦，就設有禦前軍器所、都作院、作院等，其中服役者大部分是軍人。宋朝的水運每年要有數百艘船隻的更新，因而官方設有多處造船場，其中服役者也大部分是軍人。宋朝軍馬缺乏，向境外購買遇到種種困難，于是就想自己養殖，為此設立了不少養馬場。軍馬在非戰争時期也需要定期放牧調養，這也由養馬場負責，養馬場的服役者也主要是軍人。
還有，宋朝的軍隊還要承擔信息傳遞和部分物資運輸任務，這主要是由遞鋪兵負責。宋朝在全國範圍内建立了驿遞網絡，有數以萬計的驿遞兵服役其中，官方文件、軍事情報，包括一些信件的傳遞都是由遞鋪進行的。遞鋪不隻傳遞文件，有時還承擔物資的運輸。比如運輸軍事物資，也包括運輸禁榷商品如鹽、茶，運輸宮廷用品如香藥等。漕運本來是由官方征調或雇募百姓來進行的，但為了保證安全，要派軍人押運。後來官方為了節省運費，索性部分用軍人代替百姓。有些軍人更被指派服裝卸勞役，于是就有“裝禦（卸）指揮”的建置。宋朝還用軍兵維護重要的水利設施，于是有“撩湖兵”“捍江兵”等。為了保證官方酒的供應，還專門設造酒兵。宋朝軍費不足，允許軍隊在一定範圍内搞創收。軍隊的創收辦法五花八門，有開酒館的，有開商店的，有長途販運的，甚至有制賣木偶、醬菜的。于是，軍隊中就有各種手藝人、技工、善經商者。宋朝官方在各地設樓店務，負責興建維修官署用房和兵營，同時也經營房屋出租等，于是就用部分軍人做勞動力。蔡襄曾論說運輸、土木建築合用軍兵說：“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今天下無名綱運最為枉費兵士。邊郡兵官替移迎候送還，廂軍動皆數百人，多者至千人。”“廨宇亭榭無有不足，每遇新官臨政，必有改作，土木之功處處皆是。不惟枉費财用，必須多役兵卒。”（蔡襄《端明集》卷二二《論兵十事》）孫洙曾針對軍兵用于非軍事方面發表議論：“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寝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王铚《樞庭備檢》）南宋後期人方嶽更議論道：“手藝者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虛籍者十之二，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較耳。是七十馀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無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戰而常負也。”（方嶽《秋崖集》卷一八《代範丞相》）
宋朝軍隊人數多、費用多，還同如下幾種情況密切相關。首先是消極防禦的戰略主導思想。宋朝在大部分時間裡，實際上都貫徹消極防禦的戰略原則，這勢必造成兵力分散。宋朝接受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竭力避免軍權集中，這也加重了兵力分散的趨向。兵力分散就使得每逢外敵入侵，局部總感到兵力不足，朝廷往往就采取臨時募兵的辦法增加兵源。北宋後期雖對西夏采取攻勢，卻又采取堡壘蠶食戰略，未能改變兵力分散的格局。其次，宋朝與唐朝相比，喪失了西部、北部的大片國土，獲取馬匹更加困難。宋朝的騎兵常常是三四個人才有一匹馬，而質量高的軍馬更是少而又少，這導緻在戰争中常常陷于被動。無奈之下，隻好采用增加步兵人數、以人多取勝的辦法。最後，宋朝軍隊人數難以控制，與軍将抵制裁軍有一定聯系。軍隊将領的利益與所統率軍隊的人數有密切關系，這是不言而喻的。而宋朝軍隊又相當普遍地存在将領“吃空額”的情況，這種現象北宋時期就存在，官方雖多次努力想加以根治，但效果很差。事實上，由于軍政越來越混亂，吃空額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使得一部分國家的軍費支出，實際上沒有真正用于軍隊，而是流入了軍将的個人腰包。
軍費開支大，給宋朝财政造成巨大壓力。每當發生戰争，都會造成财政的入不敷出。為了平衡财政收支，宋朝官方作了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設法增收。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無論增收措施怎樣巧妙，歸根結底都會增加百姓的負擔，激化社會矛盾。另一方面是減少軍費的努力，大抵有兩個方向。一是試圖廢除募兵制，二是裁減軍隊。宋朝朝野都對募兵制利弊作了廣泛的讨論，然而未能形成一緻意見。王安石就曾設想恢複唐朝府兵制，恢複寓兵于農的古制，他推行的保甲制、保馬法、民兵制都是朝此方向努力。但這種努力與對西夏、土蕃的戰争發生矛盾，其結果是軍隊人數沒能減少，卻同時增加了百姓服勞役的負擔。宋朝曾多次裁軍，有時也收到一定成效，但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軍費開支過大，始終是困擾宋朝的大問題。
新書快遞
《陶文鵬說宋詩》，陶文鵬著，32開，定價：29元陶文鵬先生為您鑒賞王禹偁、曾公亮、梅堯臣、歐陽修、蘇舜欽、李觏、劉敞、王安石、王令、蘇轼、孔武仲、道潛、黃庭堅、陳師道、徐俯、曾幾、陳與義、陸遊、楊萬裡、蕭德藻、朱熹、葉紹翁、文天祥等二十三位詩人的三十八首經典詩歌，見詩心，見功力，審美解讀與藝術探尋兼顧。
《我的史學人生》，瞿林東著，32開，定價：39元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研究領域碩果累累。本書展示了瞿林東先生三個方面的情懷和追求：一是感悟、回憶老師一輩學者的器識和風範；二是結合教學和研究的需要，研讀一些史書，品評它們的旨趣；三是探索史學演進的軌迹，以及它跟社會與人生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