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史記·孔子世家》)。它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軍事始終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之相适應，就是軍事史研究理應成為曆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強化軍事史研究，對于推動整個曆史研究，深化人們對曆史現象的全面認識和對曆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實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必須重視對軍事史的研究，這是由軍事在社會生活與曆史演變中具有決定性意義這一性質所決定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就中國範圍而言，軍事往往是曆史演進的最直觀表現形态。在中國曆史上，國家的分裂與統一、新舊王朝的交替換代、政治勢力之間的鬥争傾軋，下層民衆的反抗起義，中華民族内部的融彙整合等等，絕大多數都是通過戰争這個途徑來實現的。戰争是社會生活的焦點，是曆史演進的外在表現形式。從大的範圍來講，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某種意義上便是一部軍事活動史，抽掉了軍事内容，就談不上有完整意義的中國曆史。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曆史上，軍事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成為曆史嬗變的指針。具體地說，最先進的生産力往往發源于軍事領域，軍事技術的進步在科技上呈示引導性的意義。換言之，即最先進的工藝技術首先應用于軍事方面，最優良的資源優先配置于軍事領域，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于軍事實踐。這種情況早在先秦時期便已出現，所謂“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㔉，試諸壤土”(《國語·齊語》)；“聚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論百工之銳器”(《管子·七法》)雲雲，就表明軍事技術的發展程度乃是整個社會生産力最高發展水平的一個标尺。秦漢以降，軍事技術的标尺地位仍沒有絲毫改變，戰船制作水平的提高、築城工藝技術的進步，火藥、火器的使用，鐵等先進武器裝備的鑄造等等，都是該曆史時期先進生産力的集中體現，都起着帶動其他生産領域工藝技術水平進步的重要作用。戰國采桑宴樂射獵攻戰紋
軍事在曆史演進中的中心地位同樣也體現在政治領域。曆史上中央集權的強化，各種制度建設的完善、重大改革舉措的推行，往往以軍事為主體内容。所謂的中央集權，首先是對軍權的集中，這從“虎符發兵制”“杯酒釋兵權”，到朱元璋以“五軍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設置“軍機處”等制度的設置和行政措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國家的法律制度與規章，也往往是在軍隊中首先推行，然後逐漸向社會推廣。如軍功爵制濫觞于春秋時期趙簡子的鐵地誓師辭：“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農工商遂，隸圉人臣免。”(《左傳·哀公二年》)戰國時期普遍流行的“什伍連坐法”、秦國的“二十等爵制”等，後來也逐漸由單純的軍中制度演變為控制與管理整個社會的獎懲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是國家制度建設的先行者，軍事在國家政治發展中起着引導的作用。至于中國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幾乎無一例外以軍事為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如商鞅變法中“尚首功”的措施，王安石變法中“保甲”“将兵”等強兵措施，張居正改革中的整饬邊防舉措，均是具體的例證。而戰國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則更是完全以軍事為中心的全面改革運動。
就世界範圍而言，軍事史作為曆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無可懷疑的。西方早期的曆史著作，如希羅多德的《曆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争史》、凱撒的《高盧戰記》、色諾芬的《長征記》，大都是軍事史著作。這一傳統長期得以延續，使得在當今歐美國家的曆史學界，軍事史仍然是人們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有關戰争、戰略、軍隊編制、作戰技術、武器裝備、軍事地理、軍事人物、軍事思想等各個方面的研究都比較成熟，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傑弗裡·帕克主編的《劍橋戰争史》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之一。與此相對應，軍事史在曆史學界，甚至整個學術界都擁有較高的地位，産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整個軍事史的研究體系中，軍事思想史也即“兵學史”的研究占有核心的地位，具有指導性的意義。柯林伍德指出：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其言信然！我們認為，思想史是曆史學研究的主要内容與主體對象，思想史的考察，是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林德宏教授曾專門讨論了思想史在曆史學研究中的關鍵作用：曆史研究的順序，是從直觀的曆史文物開始，展開對曆史活動(以曆史事件為中心)的認識，再進入對曆史思想的探讨(叩問思想背景，尋覓思想動機，從事思想反思)。換言之，思想史是最深層次的曆史。隻有了解人們的思想動機和反思結論，才能理解人的活動的本質。人的活動産物(物的曆史)，隻有通過人的活動才能了解；而人的活動(事件的曆史)，隻有通過人的思想才能說明。隻有進入到思想史這個層次，才可能對人類曆史有完整而本質的理解與把握（參《思想史與思想家》，《傑出人物與中國思想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總之，各個領域深層次的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是曆史學研究的最終歸宿。這一點，在軍事史研究中也沒有例外，兵學思想的研究，是軍事史研究的主幹與重心。換言之，在中國源遠流長的軍事史中，軍事學術思想無疑是其靈魂與核心之所在，它在很大程度上規範了整個軍事的面貌，是豐富多姿、異彩紛呈的軍事文化現象的精神濃縮和哲學升華，是具體軍事問題的高度抽象，也是軍事發展規律的普遍揭示。所以，理應成為軍事史研究的重點，也應該成為整個學術思想發展史認知中的重要一維。
軍事學術思想，用我們比較規範與傳統的概念來表述，就是中國古代兵學。所謂“兵學”，指的是中國曆史上探讨戰争基本問題、闡述戰争指導原則與一般方法、總結國防與軍隊建設普遍規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學說。它淵源、萌芽于夏商周時代，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獨立的學術理論體系，充實提高于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發展于兩宋迄明清時期，直至晚清讓位于近代軍事學。二兵學地位的退化
說到中國古代兵學，得先從《漢書·藝文志》說起。
衆所周知，《漢書·藝文志》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具有提綱挈領、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承載了先秦至秦漢學術形态演變的基本脈絡，是後世梳理、認知、評判先秦及兩漢學術的最重要憑藉。因此，還原《漢書·藝文志》形成的曆史場景，再現《漢書·藝文志》編排的内在邏輯，梳理《漢書·藝文志》論列學術的基本考量，對把握先秦秦漢學術的文化整體面貌與基本特征具有關鍵意義，而後世對先秦秦漢學術若幹重大問題的争論，也往往以《漢書·藝文志》為探讨的邏輯起點與根本核心。套用明代兵家茅元儀評論《孫子兵法》的話來說，就是：“前《漢志》者，《漢志》不遺；後《漢志》者，不能遺《漢志》。”
《漢書·藝文志》是《漢書》“十志”之一。它首先是記載“六藝”百家文獻的圖書總目錄，其内容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共收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但同時又是體現先秦至兩漢學術文化發展總成就、總趨勢與總特征的理論總結，因為在叙錄書目的同時，《漢志》在每種圖書之後均有“小序”，在每一《略》之後均撰有“總序”，對先秦至兩漢學術文化的源流、嬗變、特色、價值、影響，都有系統的梳理與全面的總結。
稍加分析，我們能發現，在《漢書·藝文志》中，實用之學與理論之學是結合在一起的，“七略”實際上是“六略”。它傳承西漢劉向《别錄》、其子劉歆《七略》而來，在劉氏父子的學術總結基礎上集粹撮要，遂成文獻總目和學術淵薮。
第一略“輯略”，即導言、通論，緊接而來的“六藝略”，就是理論指導，詩、書、禮、樂、春秋、易，即國家的統治思想與文化；“諸子略”，就是中國的學術思想流派；“詩賦略”，就是文學藝術作品；“兵書略”，就是用于指導戰争實踐的理論及其相應的操作方法；“數術略”，近似于現代的“理科”，“方技略”，頗類似于今天學科體系中的“工科”。這些都是屬于自然科學範疇的東西。換言之，《漢志》“六略”，前三“略”，“六藝”“諸子”“詩賦”屬于同一性質，可歸入“道”的層面；而後三“略”，“兵書”“數術”“方技”又是一個性質近似的大類，屬于“術”的層面。“道”的層面，為“形而上”；“術”的層面，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講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為玄虛，講求實用，講求效益。但經史子集裡卻淡化了這些操作性、實踐性的東西，取消了兵書、數術、方技三大類圖書典籍的獨立地位，将它們納入“子部”之中。
所以，我們今天認知國學的眼光，不應該僅僅局囿于“經、史、子、集”，而理當超越它，回歸到《漢書·藝文志》的學科傳統中。西周時期的“六藝”，是培養“全人”人格的，德、智、體、美全方位發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導——“禮”“樂”，有自然科學知識、文化技能的掌握——“書”“數”，也有軍事技能、操作實踐能力的培養——“射”“禦”。但孔子之後的“六藝”卻變成了純粹的經典文獻學知識。實際上，經史子集就是次生态，原生形态應該是六藝之學，就是從西周的六藝之學，一直延續到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六略之學。而“六略”之學之所以向“四部”之學嬗遞，當與中國文化性格特征、價值取向的轉型有内在關系。這種轉型，從本質上來概括，就是由“尚武”轉向“崇文”，由陽剛轉向陰柔，由進取轉為守成。
在先秦乃至兩漢社會中，人們普遍推崇“尚武”精神，“執幹戈以衛社稷”才是正經的事業，隻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國家的棟梁，所謂“赳赳武夫，公侯幹城”（《詩經·周南·兔罝》），講的就是這種時代風尚。正如顧颉剛先生所言：“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浪口村随筆·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他們是“國士”，地位崇高，萬人欽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因此，《左傳·昭公元年》載，鄭國貴族徐吾犯之妹擇婿時，棄衣冠楚楚、忸怩作态的公子黑（子晳），而取“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孫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孫楚粗犷強悍，有一身的蠻勁，“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
這種魂魄，至兩漢而未改，故張骞敢于橫絕大漠，緻力“鑿空”；班超勇于進取開拓，“投筆從戎”；陳湯能斬釘截鐵發出铿锵有力的時代強音：“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尚武”的文化精神，折射到當時的圖書目錄分類，就是“兵書略”獨立成為一“略”，是一級學科，學科門類，與“諸子略”并列。而儒、道、墨、法、陰陽諸子，則是二級學科而已，兵家明顯高于儒、道、法、墨等其他諸子。但是，在後來“崇文”的文化氛圍越來越濃厚的曆史背景下，兵家的地位日趨低落，兵書的總量相對萎縮，兵書略作為獨立一大門類被取消，歸入“子部”之中，且日益邊緣化，由“蔚為大國”退化為“蕞爾小國”了。到了清代《四庫全書》編纂時，所收錄的兵書，僅《孫子兵法》《司馬法》等寥寥二十種而已，這就是目錄分類變化背後的學術文化變遷之一個顯著事例，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兵學由盛至衰曆史命運的一個縮影。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竹簡
三古代兵學的載體和流派
概括而言，中國古代兵學主要包括曆史上豐富的軍事實踐活動所反映的戰争觀念、治軍原則、戰略原理、作戰指導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載體是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數量浩繁、内容豐富、種類衆多、哲理深刻的兵書。其他文獻典籍中的論兵之作也是其重要的文字載體，這包括《尚書》《周易》《詩經》《周禮》等中華元典的有關軍事内容；《墨子》《孟子》《老子》《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所載先秦兩漢諸子的論兵文辭；史書、類書、政書、叢書中的言兵之作；唐、宋、元、明、清諸多文集中的有關軍事論述，“漢中對”“隆中對”“雪夜對”等由史籍所記載的曆代政治家、軍事家的軍事言行。它們同專門的兵書著作一起，共同構築起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瑰麗寶庫。
毫無疑問，中國古代兵學的主要載體是數量浩繁的兵書戰典。民國時期陸達節編有《曆代兵書目錄》，著錄兵書1304部，6831卷。據許保林《中國兵書知見錄》《中國兵書通覽》的統計，乃為3380部，23503卷（959部不知卷數，未計在内）。而按劉申甯《中國兵書總目》的說法，則更多達4221種。《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曾對西漢以前的兵學流派作過系統的區分，将先秦兩漢兵學劃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等四個大類。在四大類中，兵權謀家是最主要的一派，其基本特征是：“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兼容各派之長的綜合性學派，其關注的重點是戰略問題。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兵書如《孫子兵法》《吳子》《六韬》《孫膑兵法》等，大都歸入這一派。兵形勢家也是比較重要的兵學流派，其特點是：“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主要探讨軍事行動的運動性與戰術運用的靈活性、變化性。兵陰陽家，其特征是“順時而發，推刑德，随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即注意天候、地理與戰争勝負關系的研究。兵技巧家，其基本特點是“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這表明該派所注重的是武器裝備和作戰技術、軍事訓練等等。秦漢以降，中國兵學思想生生不息，代有發展，但其基本内容與學術特色卻基本沒有逾越上述四大類的範圍。
中國古代兵學思想内容豐富，博大精深，大體而言，它的基本内容是：在戰争觀上主張文事武備并重，提倡慎戰善戰，強調義兵必勝，有備無患，堅持以戰止戰，即以正義戰争制止和消滅非正義戰争，追求和平，反對窮兵黩武。從這樣的戰争觀念出發，反映在國防建設上，古代兵家普遍主張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居安思危，文武并用。在治軍思想方面，兵家提倡“令文齊武”，禮法互補。為此，曆代兵家多主張以治為勝，制必先定，兵權貴一，教戒素行，器藝并重，賞罰分明，恩威兼施，勵士練銳，精兵良器，将帥賢明，智勇雙全，上下同欲，三軍齊心；在後勤保障上，提倡積财聚力，足食強兵，取用于國，因糧于敵；在兵役思想上，堅持兵民結合，因勢改制等。戰略思想和作戰指導理論是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主體和精華，它的核心精神是先計後戰，全勝為上，靈活用兵，因敵制勝。一些有關的命題或範疇，諸如知彼知己，因勢定策，盡敵為上，伐謀伐交，兵不厭詐，出奇制勝，避實擊虛，各個擊破，造勢任勢，示形動敵，專我分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善擇戰機，兵貴神速，先機制敵，後發制人，巧用地形，攻守皆宜，等等，都是圍繞着“緻人而不緻于人”，即奪取戰争主動權這一根本宗旨而提出和展開的。
總之，以兵書為主要載體的中國古代兵學，數量龐大，哲理深刻，體大思精，内容豐富，可謂是璀璨奪目，異彩紛呈，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彌足珍貴的優秀文化遺産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更多的研究、挖掘。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