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南北關系貫穿于中，一直都是一個極為重要、至今也仍顯得有些薄弱的課題或領域。江南地區和江東政權對于北朝各個方面有着廣泛、深入的影響，北方地區和北朝政權對南朝同樣有着極大影響。因為雙方各有特點和優勢，尤其到下一階段這些往往在南、北相關因子的不斷融彙中繼續發展，其情形的錯綜複雜，以至于時或難以辨别其間輕、重，這是衆所周知和經常需要學者面對和處理的問題。但這裡我想特别強調的一點是，盡管文明和文化經常隻能相對而言、不能厚此薄彼，但江東地區在精神世界、知識領域上長期居有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仍是此期曆史的一個顯著現象（2013年我在為《曉莊學院學報》“六朝史專欄”所寫賀辭“江東的文化自信”中，曾點出孫吳以來江東在天文學等領域的領先地位）。而建康作為江南地區和江東政權各方面發展的一個中心，自然又首當其沖，當之無愧地引領着當時東亞的相關潮流，并對整部魏晉南北朝史有着深遠的影響和特殊的意義。
在儒學上，比之于相對保守和更多地傳承了漢學特點的北朝經學，南朝經學較早在闡義述理上趨于“清通簡要”，最終在隋代出現綜合南北特色而多“以南統北”的儒經定本過程，到唐代《五經正義》在隋人綜合基礎上彙為一體而進入經學發展的新階段，這都是史籍中載明的事實。需要看到的是，南朝經學之所以形成具有明顯革新性、主導性的“清通簡要”的特點，誠如唐長孺先生在“三論”中所述，是南方經學與玄學、佛教有着特别密切的多重交流的成果之一。而若對唐先生此論再加引申，那麼其同時也是與建康為之提供的條件，與建康對此的引領、倡導分不開的。
具體如《世說新語·文學》所載：“褚季野語孫安國雲：‘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餘嘉錫先生以為《北史·儒林傳序》稱“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語即本此。這一本就清談名理而言的南北學術特點，至唐初撰定《北史》時又被進而概括為南北經學的特點，這本身已甚值深思。更何況，從褚、孫、支三人之履曆可以推知，褚、孫對話中關于南北學術特點的高度概括，應在褚裒任司徒府從事中郎、給事黃門侍郎，孫盛任著作佐郎之時，也就是發生在東晉成帝鹹和年間（326-334）的建康。而身兼佛玄儒多重學養的支道林，應是同期或此後在會稽，方聞褚、孫所論而譬成其理的。也就是說，這正是建康形成的相關觀點得以廣泛傳播和被加以發揮的佳證，至李延壽承父李大師撰就《北史》對此的強調，則是其進一步影響隋唐時人對南北經學特點概括的例子。
類此的例證還可以舉出不少，如蕭齊劉瓛在建康中寺與高僧釋法安及張融等清談之士“共為法友”（《高僧傳·釋法安傳》）；蕭梁吳郡人皇侃師事賀玚，成名後任教于建康國學，釋經多略名物制度而用老、莊之旨，這都對南北經學影響巨大。在漢唐間經學風格轉折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經師，均與建康因緣深厚，借建康在知識和精神領域的優越位勢和儒釋道交流之盛而成其學、成其名、成就其作用，其間之原因和史脈，又豈可忽視？
在佛學上，建康佛寺，尤其在佛教傳播和發展中居于中心地位的重要佛寺，其數量實為南北之最，也已有大量研究對其盛況及其在南北佛教中的重大作用加以刻畫和揭示。這裡我想強調的一個重要事件，是晉宋間高僧道生大師對于“一闡提人皆可成佛”之義的堅持和發揮。
據《出三藏記集》卷一五《道生法師傳》，道生家世士子，少從竺法汰出家，曾在建康覆舟山麓龍光寺精研佛學，後赴廬山精舍幽栖七年，又與慧叡、慧嚴、慧觀同往長安師從鸠摩羅什，其學大成後還至龍光寺，“乃說阿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涅槃經》未至此土，孤明先發，獨見迕衆。于是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邪說，譏忿滋甚，遂顯于大衆，擯而遣之。生于四衆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于經義者，請于現身即表疠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舍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星行命舟，以元嘉七年投迹廬嶽，銷影岩阿，怡然自得，山中僧衆，鹹共敬服。俄而《大涅槃經》至于京都，果稱闡提皆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契”。後文載道生至元嘉十一年（434）十月庚子卒于廬山精舍講闡《大涅槃經》精義的座上，“于是京邑諸僧内慚自疚，追而信服”。
道生大師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在于其先于《大涅槃經》孤明獨發的“一闡提人皆可成佛”，及其相應倡揚的“頓悟”等義理學說，皆對後來中國佛教有着重大影響。而所謂“一闡提人皆可成佛”，即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顯然與莊子說道在萬物之中之義相連（《廣弘明集》卷二三收錄的劉宋釋慧琳《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诔》，即述道生所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于此為易矣”），又與中國佛教特重大乘，尤其強調“衆生平等”“普渡衆生”“是法平等”之類的傾向内在相關。在魏晉南北朝這樣一個門閥等級盛行、種族關系複雜的時代，道生當時獨排衆議而力主“人人皆可成佛”，無疑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在我們今天研究南北朝門閥制度逐漸衰落、民族融合不斷推進之時，考慮門閥制度衰落至于齊梁尤為明顯、民族融合至孝文帝以來驟然加速等現象時，佛教此義的傳播及佛教在精神領域的獨特作用，及其常由各色人等一體參加的各種講經法會等活動方式的影響，恐怕正是一個有待加深認識和重視的重要問題。
而道生之學正可說始于龍光寺又成于龍光寺，其雖遊學南北博取衆家，卻畢竟是在建康形成“人人皆可成佛”的認識的，從中不難推知當時建康彙聚南北佛學精華，又與諸玄學、儒義交流争鋒的狀态。而道生的這種認識随《涅槃經》傳至建康而終成不可阻遏的潮流，既是建康地位獨特，衆僧而後信服道生之義的結果（這有一個過程，上引釋慧琳《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诔》，惟述其披經釋義之功，遂使“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而于其“一闡提人皆可成佛”之義，則掩而不說，語多保留，與齊梁至唐對道生此義的極盡褒揚迥異其趣）。同時也與道生門人弟子對相關義理的進一步發揮密切相關。如道生弟子道猷據以注釋《勝鬘經》，并為宋文帝講解“頓悟”之義；另一弟子寶林在龍光寺著《涅槃記》等，皆能闡發道生之義，即可為證。
上面所舉固然是一些顯白的例子，但稍作分析，仍足見建康在南北朝時期精神世界和知識領域無可置疑的主導地位，有助于認識建康對整部六朝史和魏晉南北朝史以至于隋唐史的重大影響。因此，根據更多的史實，結合近年所出愈多的碑刻資料對之加以進一步研究和讨論，以凸顯各種與建康相關的曆史事件和思想動态的内涵，揭示其對中古史發展演化的意義，仍是目前中古史界需要高度重視的一個課題。由此再回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北關系，那麼今天的研究者尤其應當自覺意識到，北朝和南朝史均是在彼此之間的多重關系中發展變化的，如果不能深入認識南朝史，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六朝建康的種種事态，那就無法準确地認識北朝史和整部魏晉南北朝史，反之亦然。
本文據作者在“六朝曆史與南京記憶”國際學術研讨會（2017.3.12）上的開幕辭縮減而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六朝曆史與南京記憶”國際學術研讨會成功舉辦
3月12日至13日，由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南京曉莊學院主辦，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編輯部、社會科學處承辦，六朝博物館協辦的“六朝曆史與南京記憶”國際學術研讨會在南京曉莊學院方山校區成功舉辦。此次學術研讨會邀請了李憑、樓勁、阿部幸信、戚安道（Chittick·Andrew）、金秉駿、劉淑芬、中村圭爾、呂宗力等13位海内外知名學者做專場報告，另有來自中國大陸、港澳台地區以及美國、日本、韓國等3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80馀位專家學者參會，按照“文物考古資料中的六朝與南京”“文獻資料與六朝曆史研究”“南京城市史、都城史研究”等主題分為三組進行學術讨論。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副院長胡阿祥教授，南京大學考古文物系張學鋒教授、吳桂兵副教授參加會議。
(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顔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