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永嘉之亂”後，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宋書•州郡志》：“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鹹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僑郡縣以司牧之。”據譚其骧估算，自西晉永嘉至劉宋南遷人口約有九十萬（參《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燕京學報》第15期），童超認為南渡人口有六七十萬，其中到達江東的三十馀萬（參《東晉南朝時期的移民浪潮與土地開發》，《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對南渡人口數量的估算雖有出入，但其數不在少則是可以肯定的。陳寅恪先生認為這些南遷人口的社會階級大體可分為三類：上層階級為皇室及洛陽之公卿士大夫；中層階級為北方次等士族；下層階級為低等士族和一般庶族。其流動方向亦不同，低等士族分散居住于吳人勢力甚大的地域，而為吳人所同化。次士族則居于京口晉陵一帶。而南渡的北方上層士族由于政治、文化上皆有最高的地位，因此随着皇室移居于新首都建康及其近旁之地。但建康是東吳舊都，吳人的勢力極大，北來士族若在此地求田問舍、殖産興利與吳人競争，則必招緻吳人之仇怨，這與東晉政權籠絡吳地士族的政治意圖相背，因此“新都近旁既無空虛之地，京口晉陵一代又為北來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吳郡、義興、吳興等皆是吳人勢力強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過錢塘江，至吳人士族力量較弱之會稽郡，轉而東進，為經濟之發展”（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2001，69頁）。所以南渡之後，會稽迅速成為建康之外重要的士族聚居地，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也指出：“由于會稽具有優越的經濟條件，在南北對峙形勢中又較安全，所以東晉成、康以後，王、謝、郗、蔡等僑姓士族争相到此搶置田業，經營山居，卸官後亦遁迹于此，待時而出。”（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64-65頁）
南渡士族的到來極大提升了會稽的文化品位，而會稽一帶山水秀美也促進了士人山水審美力的發展。《世說新語•言語》載：“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雲：‘千岩競秀，萬壑争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43頁）又“王子敬曰：‘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同上，145頁）從“人問山川之美”看，說明會稽山水之美已聞名遐迩，顧恺之、王子敬所言亦頗能形容。又如《嘉泰會稽志》載謝安高卧的東山，雲：“東山，在縣西南四十五裡，晉太傅謝安所居也，一名謝安山。巋然特立于衆峰間，拱揖蔽虧，如鸾鶴飛舞。其巅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堂址，千嶂林立，下視滄海，天水相接，蓋絕景也。”（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中華書局，1990，6874頁）李白《憶東山》雲：“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寫的就是此處。這樣的山水對北來的士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說：“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所以會稽一帶留下了很多士族名士的遺迹，如《嘉泰會稽志》載有“謝安石東西二眺亭”“王逸少書堂”“王子敬山亭”“許詢園”等，這些人文景觀豐富了會稽的文化内涵。
進一步促使會稽成為東晉中期清談和文學創作的中心，還與東晉思想文化政策的改變有直接的關系。鹹康五年（339）王導去世後，庾冰代之輔政，其為政方式與王導頗異，《晉書•庾冰傳》載：“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範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在政治文化上庾氏更為崇尚禮法，孫綽《太尉庾亮碑》雖然謂其“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但事實上庾氏對玄學的興趣要比王、謝諸人淡薄很多，所謂“以玄對山水”大抵虛飾的成分為多，《世說新語•輕诋》載：“深公雲：‘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鬥許！’”《太平禦覽》引《晉中興書》說庾亮“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太平禦覽》職官部四十三太子中庶子）。《晉書》謂庾氏兄弟雲：“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可見其家風還帶有比較明顯的儒學色彩。而王導雖也重實幹，但文化思想上則着力提倡玄學，《世說新語•文學》載其“過江後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所謂的“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正是指其玄學清談的造詣。經過西晉後期大動亂的破壞，東晉玄學清談重新得以發展興盛起來，實有賴于王導等人的努力和倡導之功，孫綽《丞相王導碑》說王導“雅好談詠，恂然善誘”（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1813頁）。東晉前期最著名的一批清談名士，如衛玠、殷浩、謝尚、王濛、劉惔、謝安、王羲之等人皆與王導有密切的關系，常預其談席。因此在思想文化政策上，庾冰也與王導頗為不同。在對待佛教上，王導是比較支持的，他與帛屍梨蜜多羅、康僧淵、竺法深等僧人皆有交往，如《高僧傳》載帛屍梨蜜多羅“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湯用彤先生認為王導“獎進僧徒，于江東佛法之興隆頗有關系”（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293頁）。庾冰則由維護儒學和皇權而排佛，《弘明集》卷一二載：“晉鹹康六年，成帝幼沖，庾冰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者。”他代晉成帝下诏曰：“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矣，将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将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耶，義将何取？繼其信然，将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内所？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明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由來，百代所不廢。”（釋僧祐撰，李小榮校箋《弘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66頁）雖然在何充、褚翜、諸葛恢、馮懷、謝廣等人的反對下，庾冰之議未得施行，但這卻成了沙門是否敬王者争論的開端，東晉後期慧遠作《沙門不敬王者論》即特别提及此事雲：“晉成、康之世，車騎将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骠騎有答。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同上，254頁）可見庾冰之排佛對東晉佛教影響是頗為深遠的。
庾冰的排佛在一定程度上使東晉前期建康的玄、佛發展受到抑制，《高僧傳》載竺道潛“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并欽其風德，友而敬焉。……中宗、肅祖升遐，王、庾又薨，乃隐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複結旅山門”（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156頁）。這裡所謂的“以避當世”，其實正是元帝、明帝之後，朝廷文化政策的變化促使僧人離開建康，尤其是346年何充去世後，離開建康的士、僧人數可能更多，荷蘭漢學家許理和認為何充主政後，“對佛教在南方的興盛所做的貢獻可能超過任何其他同期的政治家。……因此，我們可以把346年作為第一階段的結束：這是東南地區士大夫佛教的初創階段，其間佛教開始滲入并開始植根于社會的最高層”。又說：“（何充）與同盟褚氏在都城中多方刺激佛教的發展。何充與竺道潛和支遁關系密切；實際上，他是我們所了解的高級官員中第一位真正的佛教徒。”（許理和著，李四龍等譯《佛教征服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121、132頁）《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二條載：“何充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又第五十一條劉孝标注引《晉陽秋》雲：“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百數。”《法苑珠林》卷五五引《冥祥記》謂何充“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于齋堂，置一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何充本即奉佛，又其為政理念、政策皆與王導相契，深得王導器重，謂必代己，《世說新語•賞譽》：“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劉孝标注引《晉陽秋》謂何充“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曆顯位。導有副貳己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于上下”。正是這種佛教熱忱及為政理念，使何充成為東晉最重要的佛教支持者。因此，随着何充的去世（346），建康的佛、玄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由建康遷移到會稽的士、僧人數可能更多。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雲：“蓋在康、穆二代(343-361）的活動，支遁先在吳而後在剡,先是竺法深已在山。同居之名僧不少(如于法開、于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其時名僧名士,群集于東土,實極盛一時也。”名僧、名士漸從建康轉移到會稽，這個時間大概從庾冰在鹹康六年（340）的排佛開始，此後成、康二帝，接連有桓溫、殷浩北伐，朝廷的政策發生變化，未能如元、明之世注意提倡清談，加以頗能繼承王導政策的何充去世，故以346年為标志，清談中心明顯地從建康轉移到會稽。嚴耕望《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建康為六代三百馀年不曾遷徙之國都，在當時各國都城中最為穩定，加以東晉、南朝士大夫本尚玄學清談，佛教義學重義理論辯，與士大夫談玄風尚正相契合，互扇互發，蔚為時風，君主皇室又從而禮重高僧……故南朝佛學愈後愈盛，而建康尤為全國佛學之最大中心，群僧競相講研，闡明義理，殆亦愈益精密，為四方僧徒所向往，故群趨建康。”（嚴耕望《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8頁）從東晉南朝的整體來講，建康自然可以說是南方最大的佛教中心，但是具體到某些時期，則需詳加分析，如東晉穆帝永和年間（345-356），名士名僧多聚集于會稽，可以說其時的佛教中心已轉移到會稽。
名士、名僧群集會稽，是東晉時期會稽文化發展的一次重要的機遇。《世說新語•排調》：“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劉孝标注引《婦人集》：“太傅東山二十馀年。”《晉書•謝萬傳》載：“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将帥已下，安無不慰勉。”據《資治通鑒》，謝萬為豫州刺史受任北征，在穆帝升平二年（358）謝安随謝萬北征，此前則隐居東山，因此謝安大概在338年之前就已入東山。許詢則一直居住在會稽，支遁大概在永和初到會稽，王羲之則在永和七年（351）任會稽内史。《晉書•王羲之傳》：“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世說新語•文學》也說支遁、謝安、王羲之、許詢等在會稽“漁弋山水，言詠屬文”，至此會稽的清談和山水遊賞的風氣達到鼎盛。永和九年（353）蘭亭雅集更标志着會稽已成東晉中期山水遊賞與詩歌創作的中心，《世說新語•企羨》劉孝标注引王羲之《臨河叙》雲：“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将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鬥。”參加蘭亭雅集者達四十一人，賦詩的二十六人，共創作了37首詩，數量上是很可觀的，可以說這是東晉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詩歌盛會，這麼大規模的文士雅集同題賦詩，在後世也極少看到，這說明會稽在永和年間的确是當時名士聚集的中心，其山水文化在此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明代釋妙聲《送臻上人西遊序》雲：“會稽山水名天下，由晉以來群賢所遊集也。”正是東晉中後期名士群集會稽，奠定了會稽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