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畫之争,在西方是一個古老的話題。詩人貶低畫家有匠氣,畫家貶低詩人太幼稚。直到萊辛(G.E.Lessing,1729—1781)在《拉奧孔》(Laocoon:AnEssayontheLimitsofPaintingandPoetry)中将二者拉開,詩畫之争才告一段落。根據萊辛所述,詩畫之間的不同,源于它們使用不同的媒材。詩用在時間中進行的語言,适合表現動态的情;畫用在空間中展開的圖像,适合描繪靜态的美。直到20世紀的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1909—1994),仍然通過媒材辯護藝術的不同身份。不過,格林伯格着力區分的,不是詩歌與繪畫,而是繪畫與雕塑。他主張繪畫要維持它的平面性。如果繪畫在二維平面上追求三維的效果,那就越出了繪畫的邊界進入了雕塑的領域,繪畫就不再純粹。
在中國美學中,詩畫之争幾乎沒有發生。我們看到的是各藝術門類之間的一團和氣。這也許與中國文化推崇通變圓融有關。蘇轼曾經談到他欣賞王維詩歌和繪畫的經驗,認為它們之間沒有什麼不同。他說:“味摩诘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诘之畫,畫中有詩。”作為時間藝術的詩,可以包含作為空間藝術的畫;作為空間藝術的畫,也可以包含作為時間藝術的詩。當然,包含并不意味着相似。A包含B,并不意味着A等于B。不過,在别的地方,蘇轼的确強調詩與畫不僅可以相互包含,而且彼此相等。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詩寫道:“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蘇轼給詩畫關系來了一個蓋棺定論,那就是它們本來是一樣的。不過,就像這首詩的頭兩句所說的那樣,這裡的一樣不能僅從字面上來看,可能需要經過某種曲折的轉換才能達到。換句話說,我們不要太拘泥于蘇轼的文字,否則就有幼稚或外行之嫌。
詩畫之間既相似又不同。錢鐘書就發現了它們之間的不同。他說:“中國傳統文藝批評對詩和畫有不同的标準;評畫時賞識王世祯所謂‘虛’以及相聯系的風格,而評詩時卻賞識‘實’以及相聯系的風格。”(《中國詩與中國畫》)對于為什麼畫以“虛”勝而詩卻以“實”勝,錢鐘書沒有深究。徐複觀的一段文字似乎可以看作這裡的“虛”與“實”的注釋。他說:“我國文學源于五經。這是與政治、社會、人生,密切結合的帶有實用性很強的大傳統。因此,莊學思想,在文學上雖曾落實于山水田園之上,但依然隻能成為文學的一支流;而文學中的山水田園,依然會帶有濃厚的人文氣息。這對莊學而言,還超越得不純不淨。莊學的純淨之姿,隻能在以山水為主的自然畫中呈現。”(《中國藝術精神》)按照徐複觀的解釋,詩文之所以是“實”,因為它跟政治、社會、人生密切相關,與實用性密切相關;繪畫之所以是“虛”,因為它超越了各種人事的實用性的考慮,隻是以純淨的自然山水為對象。
今天我們進入了所謂的圖像轉向時代,繪畫日益興盛,而詩歌日漸式微,繪畫開始發揮詩歌的某些功能。我們既可以看到古典繪畫中的美,也可以看到現代繪畫中的詩意,還可以看到當代繪畫中的批判性和社會擔當。畫在取代詩的時候,也在為詩所改造。今天所說的“畫中有詩”,已經不再是詩意,而是文學所具有的批判功能。
(作者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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