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楊揚
20世紀之交，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接踵而來，敦煌遺書、明清大内檔案、殷墟甲骨、漢晉木簡，這被後人稱為中國學術史的“四大發現”，徹底改觀了中國曆史之研究。其中，無論以文獻的數量還是信息重要性而言，敦煌遺書都可稱魁首。1900年，遠在大漠敦煌的王道士鬼使神差地打開了莫高窟的藏經洞，不期然地開啟了中國學術史的全新時代。這批海量文獻資料至今仍放射出灼灼光華，照亮六朝隋唐史的學術研究。
據推測，彼時藏經洞所藏文書手卷或逾十萬冊，而幾經掠奪、竊取、遺失，輾轉波折，到目前所知總數仍大概有58000餘件，主要藏于英國大英圖書館、法國圖書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他一些博物館和私人藏家也有數量不等的收藏。﹝1﹞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幾十件珍貴的敦煌文書，主要包括黃文弼、羅振玉、梁素文、唐蘭等人舊藏，其中有書法精美的經卷，也有史料價值珍貴的公私文書。
一、國博藏《本際經》的流傳
此卷《太玄真一本際經》（可簡稱為《本際經》）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原中國曆史博物館1962年購于慶雲堂的敦煌寫卷精品，是我國著名金石考古學家羅振玉（1866-1940）舊藏。
羅振玉是對敦煌文獻的搶救、保存、刊布、研究等諸多方面居功至偉的人物。1909年中秋，法國漢學家、探險家伯希和約請北京的名流學者，于蘇州胡同寓所觀摩其1908年從敦煌掠得的石室遺書，敦煌藏經洞的存在才為國人所知。羅振玉經東京文求堂店主田中慶太郎介紹前往，得見《老子化胡經》《尚書》殘卷等十餘種寫卷精品，大為驚歎。當他得悉敦煌仍有八千餘件寫本尚存，便立即與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商議,提請學部電令陝甘總督查封藏經洞，并将剩餘八千卷押送回京。正是這一舉措方使得敦煌遺珍未佚失殆盡。
羅氏也是最先将各方所得寫卷影印出版的第一人，從1909年直至1940年，他于三十年間不遺餘力整理各方收藏，并予以刊布，前後編撰有《石室秘寶》《佚籍叢殘初編》《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遺書三種》《敦煌石室碎金》《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等,撰寫了大量敦煌寫本跋語和校勘記。王國維曾在《雪堂校刊群書叙錄》序中感歎：“辛亥以後，（羅）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虛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其為敦煌學所作的奠基工作至今令人感懷。
貞松堂藏品後來流散，一部分輾轉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其中一件就是本文所要介紹的《太玄真一本際經》。該卷由《太玄真一本際經付囑品卷第二》和《太玄真一本際經第五》兩件殘卷合裝而成，保存相對完整，前有羅振玉題簽：“唐太玄真一本際經二及第五殘卷，有後題”。全卷長近四米，有烏絲欄，楷書寫成，計224行，行17字，曾收錄在羅振玉1939年編撰的《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中。這部羅氏去世前一年付印的叢書，影刊了其自藏的敦煌寫本36類52卷，全書僅錄圖版而無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