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會祥
2015年12月10日，由中國書法家協會、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共同主辦，北京重文堂承辦的“向經典緻敬—王家新臨摹曆代書法經典作品展”在北京國家典籍博物館開幕。
關心書法、愛好書法的有各界知名人士，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書法家、書法愛好者紛紛前往參觀。這一“述而不作”、全是臨摹作品的展覽，不僅成為書壇一時關注的熱點、焦點，引起了強烈的震動，而且引起了持續、深刻的思考。
展覽展出王家新十餘年來臨摹曆代書法經典作品三十餘卷冊。這些經典作品，如隸書《張遷碑》《禮器碑》《乙瑛碑》《曹全碑》，楷書《九成宮醴泉銘》《雁塔聖教序》《顔勤禮碑》《玄秘塔碑》《膽巴碑》《鄭文公碑》，行書的《蘭亭序》《祭侄文稿》等，都是堪稱“元典”的赫赫巨制，也是人們最熟悉不過的“入門字帖”。按常理常情，著名書法家通臨各體，無非是淺嘗辄止、“得意忘形”，相當于閱讀中一目十行的泛覽而已，觀賞者也隻需走馬觀花，略知作者趣味即可。然而，當數十卷冊形神逼肖的臨作鋪展在面前時，我霎時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不僅再次領略了經典作品的至高無上，也不能不震攝于王家新的毅力、功力和感悟力。我想，每一個學書者在國家圖書館展廳都會想到這樣的問題：這些字帖我臨過多少？即便對一碑一帖，我能臨到這個程度嗎？沒有這份“積學深至”，我能不能說自己“懂”書法？我每每揮毫的所謂創作，有沒有經典支撐，能不能經得起時間的洗禮？
在書法藝術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浮躁、功利、短視之弊，也早已堪憂，書壇前輩言之諄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其意皆在喚起同道，當此文化轉型之時，繼往開來，擔荷民族偉大複興之重。從這個意義上，此次展覽獲得了某種示範性和啟示性，已經超越了王家新個人藝術活動的範疇，将成為标志性的文化事件。
因此，對這次展覽，我們有必要繼續領略和解讀。
從當頭棒喝，到四十描紅
王家新《四十描紅》一文，交代了他近十年來重新臨摹經典書法作品的緣起：
我當選中國書協理事後，父親很高興，但對我的字一直不太滿意。他曾問我為什麼不寫楷書參展。我說現在不時興這樣寫了，多數人也寫不好楷書啦。他說盡胡扯，不會寫楷書算什麼書法家！我用小楷抄寫自己的詩給父親看，他說你這楷書“不在體兒”，寫楷書要讓人看出你是學誰的，是學王羲之還是學顔柳的，要抓特點。“學柳字就要硬朗，要有勁道”；“寫字不能拖着筆，要振着筆才精神”；“起筆得藏着，末筆要收得住，字裡含着一團氣，不能洩了”；“你得臨摹字帖，把每個字都整明白了，不能提筆時現琢磨”。這些活，當時我并不以為然，父親從年輕時就自負得很，挨他批兩句很正常。可是，我心裡明白，我這字該回爐了。
王家新書法由他父親啟蒙，他父親算是一位“非著名書法家”，然而他這些話，真知灼見，如醍醐灌頂。王家新年紀輕輕就成為中國書協理事，後來成為最年輕的中國書協副主席，不了解其學行者，可能認為得身處樞要之便，實際上，平心而論，即使在相同聲望職位的書法家中，其學其才，其全面的素養和超人的勤奮，都鮮可匹俦。記得2004年華寶雅集時，在北京華寶齋，我第一次見王家新揮毫，他在一片紙頭上起草詩稿，略作修改，然後抄成大幅。讀其詩，有高邁曠朗之意，觀其書，有汪洋姿肆之感，其行草書融會碑帖，似得力于于右任、徐悲鴻，然而又不留迹象，允為書作雙美，不禁暗暗欽佩。想家新先生尊人嚴厲批評“不在體兒”之時，尚在此後。嚴父之嚴，固然有期望殷切、戒驕戒躁之意，而這位“年輕時就自負得很”的父親，可能憑直覺發現了當代書法的重大缺陷。不客氣地說，在毛筆退出日用、傳統文化屢蒙劫難之後，當今書法家的書寫水平，即便與晚清民國間賬房先生相比，從某種意義上也并不能勝出，特别是少了那種“書寫就是書寫”的從容淡定。當書法卑怯地不斷向美術靠攏之時，“振着筆”書寫那種振迅天真，幾成廣陵之散。然而，衮衮諸公，未必有這樣一位自負的父親，也未必能聽得進這逆耳的忠告，王家新勇于接受父親的批評，樂于接受父親的忠告，尤其難能可貴。
讀到王家新這樣的文字，我想，誰都會為之動容：
四十描紅，這種書寫的狀态很懷舊，仿佛回到了我的少年時代，安甯、緩慢而純粹。在北京無數個沉靜的清晨和午夜，我經常會在寫到某個字時，突然領悟到父親當年所講的道理，真實不虛，那是一位非著名書法家的書寫心得。而今，父親已經卧病三年，寫不了字了，也說不了話了，但從他的目光裡，我能感受到一份忠告和期許。他告訴我寫字是最騙不了人的，你有多深功底、多大學問，做人老實不老實，一望便知。父親，那我就從唐楷開始，從描紅寫仿開始，重新做起了哈。前年，第一次在北京見到王家新臨摹的《顔勤禮碑》《九成宮醴泉銘》，通篇無懈怠，幾如拓本翻墨。問他何以做到如此精準，他說，像《顔勤禮碑》，近年臨摹百通以上了。
述而不作，懷古一何深
有這樣的疑問，遍臨百家有沒有必要？臨得太多、太雜，是不是會影響技法取向？這樣的疑問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還未能領會王家新臨古的價值和意蘊。
一般情況下，所謂學宗一家，書法家從一家入門，奠定基礎。等到有了基礎，雅有門庭之後，再上溯下探，知其所宗師者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再進一步，融會百家，自出機杼，造就獨立面目。如果僅把書法看成一技之長的手藝，當然可以有所偏嗜。但是，藝術可以偏執，藝術家卻要有全面的修養。即便個性極其鮮明的藝術家，其實也有多層次的藝術經曆，甚至相互沖突的藝術體驗。冷逸怪偉的八大山人，能寫一手峻峭的歐體，還能寫一手空靈的董其昌。亂石鋪街的鄭闆橋，還能寫一手斂入規矩的館閣體。開創立體主義的畢加索，當然也有超人的寫實功夫。沒有繼承，也就談不上蛻變；不了解截然相反的風格，也就形不成藝術取向的内在張力。對于書法家來說，通臨百家的意義，還不止于技藝的煅煉和眼界的擴展。
錢穆說：“非通中國人文之妙，宅心之深，何可言書法？”在文化傳統中，書法是君子之藝、學問之藝、修養之藝。以傳統的眼光看，為人“首孝悌，次見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以經史為綱，詩文為目，書法不過詩文餘事，也就是黃道周所謂“學問中第七八乘事”。然而即便是“第七八乘事”，它也是奠定中國審美心理基礎的藝中之藝，果能以學問視之、以修行視之、以生活視之，則何嘗不需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覽古今，胸中懷百家之言，始為通人，有通才通識，始可通權達變，通情達理。不論東方西方，古代的聖賢往往是他們所處時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道理即在于此。時移世易，現在不可能再産生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但是，在某一領域内，如果真有遠志、有大量，博學綜覽，恐怕還是必備的前提。
真愛臨帖者，樂在其中，不複以功利為念。“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所謂與古為徒，即以先賢學行為師友、以經典作品為師友，在臨摹的過程中，以目遇之，以手遇之，以心遇之，呼吸吐納，絲絲如扣地與古人合拍，正如對至尊，亦如對至友。臨帖本身就是一種生活，過程即是目的，在日居月諸中，學養技法，潛移默化，入古而不知，出古亦不知，有意無意間，達到圓滿和通融。或有臨帖者，朝秦暮楚，一曝十寒，一帖未竟，已然創作，二帖未熟，已然嫁接，是不知臨帖三昧，亦不得臨帖之樂矣。
經年以來，王家新小學生般堅持臨摹描紅本，見縫插針的時間裡，臨摹數百本，積高數尺。又十遍百遍通臨曆代經典，一一規模形貌神采，其意志、毅力，對經典作品的觀察、解讀、再現、融會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鍛煉，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中國書協名譽主席張海在展覽序言中說，王家新臨摹碑帖“其種類與數量之多，臨摹把握之精準，不僅在當下，曆代書家中也是不多見的”。在我看來，不僅是“不多見”，簡直是僅見。明代吳門書家，往往好在一個手卷中展示多種書體，其實除一兩種平時所擅外，其他無非是炫才炫學，同時追求個中趣味而已。清人臨帖最勤者大概是何紹基，臨漢碑動辄百通，其隸書左右晚清，不能不說也是苦學的結果。王家新臨帖也動辄上百通、數十通，與何紹基颉颃，而臨習範圍可能比何紹基還要大些。前輩書家中，遍臨百家者亦自不少，然而往往是意興所到，遺貌取神的意臨，其實是自己去闡示碑帖而已，雖“六經注我”未為不可，終究有乖臨摹的本意。
王家新這裡真正做到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實，“古”非唯時序之謂，已經暗含了是非褒貶；“述”自然是遵循秉承之意，而有所選擇，“作”也自在其中矣。所以，王家新的臨摹實踐，是一種砺志的修行，一種書法生活方式，也是一種将大有為的前奏。後者雖然言之過早，然而正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當仁，則不讓于前賢。
景行行止，偉大心靈的回聲
此次“向經典緻敬”，隸書涉及《張遷碑》《禮器碑》《乙瑛碑》《曹全碑》；楷書涉及锺繇、王羲之、王獻之、鄭道昭、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顔真卿、柳公權、趙佶、趙子昂、文徵明，乃至黃自元；行書則《蘭亭序》《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祭侄稿》。顯然，此次臨摹不涉及古文字。在今文字階段，偏于正書，即隸書和楷書；在正書中，又偏于楷書。行書中僅涉及數帖而已。這些碑帖的選擇，當然不是随機、任意的，這一方面是王家新臨摹生活的真實記錄，更深層次地則表現了王家新的審美旨趣和責任擔當。這些碑帖，都是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與所謂“民間書風”無涉。這一選擇的傾向，在魏碑書體僅占一席，而且是“北朝書聖”鄭道昭《鄭文公碑》上，更是充分體現。菁蕪并存的北朝石刻可謂浩如煙海，王家新其實對魏碑也多有摹習，這裡僅選一碑，豈偶然哉？
這些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為正則、為典型、為楷模，近之，則為漢字書體樹立标準形象；遠之，以正大光明氣象，維系世道人心。“端端正正寫字，堂堂正正做人”，吾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識與倫理觀念，二而為一，從來相互通會、相互支撐。“尺牍書疏，千裡面目”，“苟非其人，雖工不貴”。顔真卿書被人視為“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人格與藝術高度統一，是謂崇高的理想。大部分經典作品，在曆史上甫一出現，就創立審美準則，左右一代風尚，進而化育千萬，垂範後世。經典的長河，層層累積地模鑄了民族審美的基調，為主流，為大宗，标志着民族文化的高度。
藝術上的“崇高”，西方哲學謂之偉大心靈的回聲。中國美學不主故常，曰真、曰正、曰中、曰大，皆無不可。真書取一“真”字，謂字形之本來面貌，亦謂書寫之一筆不苟。《自叙帖》裡懷素引顔真卿語評價張旭：“雖姿性颠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特為真正”，乃極高藝術境界。白蕉在《書法十講》裡說：“至于學書先求‘平正’，諸位休小觑了這二個字。‘橫平豎直’真不是易事。學者能夠把握‘橫平豎直’，實在已是了不起的功力。”其實，家新先生父親講的不能“振着筆”、“提筆時現琢磨”，正是當今書家過不了“真正”這一關所緻。“中不偏，庸不易”，不偏不欹，無過無不及乃得中。大哉乾元！“充實之謂美，充實而光輝之謂大。”經典作品煥發出的，總是浩然正氣。如文天祥《正氣歌》所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在書法中，目擊道存，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人物之美與書法之美二而為一、毫無二緻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王家新通過近十年的臨摹實踐，首先表達了自己的藝術取向，即“特為真正”，直取元典，不事枝蔓，不激不厲，風規自遠。如果與他隸、楷、行、草諸書體的創作風格相觀照，不難看出其追求的方向，是中正、博大、雍容、郁勃、曠朗、剛健、笃實，總之曰寫的浩然之氣，光芒外曜，生生不息，弘揚的是主旋律，釋放的是正能量。當然，藝術探索過程中不排斥任何風格取向，隻要不是自欺欺人，愈是特立獨行，倒愈應獲得充分的尊重。然而，在衆神喧嘩之時，藝術界魚龍混雜，真假莫辨，誤入歧途而不自知者、立意騙盡世人者也并非鮮見。大抵故弄詭谲，甚至嘩衆取寵，往往容易吸引眼球。“大道甚夷，而人好徑”，這就需要擔當道義的鐵肩。
立定腳跟，堅持雅操，殊非易易，而隻有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其至人如常的境界，才能起到廣大教化主的作用，這在書法傳承過程中至關重要。王家新在《晏園述古》的自序中，用到過“深偉莊肅”一語，視經典深偉莊肅，敬畏于是，安詳于是，歡娛于是，才能不負古人、不負後人。
讓書法回歸生活，回歸文化
王家新書法實踐的意義，當然不止于臨摹經典，他自覺地踐行或者說引領着書法文化回歸的浪潮。
王家新并不是“專業書法家”，因為工作關系，他參與推動國寶《研山銘》《出師頌》的回歸，“中華善本再造工程”“重大曆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等一系列延續中華民族千年文脈的史詩般文化工程，躬行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格言。繁重的日常工作，卓有建樹的業績，造就了宏大高遠的文化視野和胸懷。這既是有信仰、有理想、有操守、有情懷的公務人員的職分所在，也暗合了傳統讀書人修齊治平、兼濟天下的崇高理想。古代，王羲之、顔真卿、蘇轼等無數大師巨匠，在曆史大事件、大關節中往往有所作為，社會實踐才是其人生詩史最重要的華章。現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不少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以魯迅為代表的不少文學家同時也是書法家，更是完成了千秋偉業。書法的文化回歸，首先是社會實踐的回歸、責任意識的回歸。日前，劉奇葆在第七次書代會講話中指出的書中有“文”、書中有“道”、書中有“人”、書中有“德”，也正是“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的當代闡釋。王家新在工作崗位恪盡職守，直接聯系着文化産業的統籌發展，直接作用于民族文化的複興繁榮，他是幸運的，也可視為書法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
王家新并不單單是書法家，他同時是作家、詩人和學者，是對多種文藝形式深有研究，而且在不少領域頗有建樹的通人。他是國内藝術經濟學的開拓者之一，特殊的履曆使其治學風格帶有綜合性和前瞻性。他有關文藝評論特别是書法評論的文章，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識見通達，議論風生，對藝術發展有指導意義。他兼擅現代詩歌和古體詩歌創作，其現代詩長于駕馭宏大結構，營造情感旋律；其律詩、絕句格律精嚴，氣象高華，特别是古體絕句樸素曉暢，深得初唐況味。也許因為工作要求，他對不同門類的中外藝術作品，都需要有所了解和把握，王家新曾七個小時不間斷地觀看某部超長的經典影片。其心力、定力，确有過人之處。人們驚歎于他“通史”般地臨摹經典書法作品，感覺簡直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其實，在他的知識結構和研究領域中，書法不過是業餘生活中較重要的一方面而已。
其業餘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當然是讀書，他在閱讀中獲得了方向和力量。據說，王家新有數萬冊藏書，他的閱讀範圍之廣自不待言，他如何讀書、如何處理浩繁的信息，我不得而知，但從他閱讀中國文史經典所做筆記輯成的《晏園述古》中，或可管窺蠡測。《晏園述古》隻是其讀書筆記中的一少部分，全以毛筆小楷書寫，一絲不苟，内容涉及經史子集四部經典數十種，間有朱筆批注。難能可貴的是，抄錄經典既是他的讀書生活，也是他的書法生活，學識的涵養與藝術的修習合而為一。當此鍵盤時代，這種古典情懷不僅可以引發溫情，更有溝通古今的意義。他說：“我堅持認為書法是一種生活方式。多年來我的業餘生活是閱讀和書寫狀态的，臨帖、抄書、記日記，詩稿和文稿也大多用毛筆寫就，而所謂的書法創作則退居其次了。抄寫是閱讀記憶的最好方法，這是經過古來讀書人實踐驗證過的。一卷在手，或通錄或摘抄，時間就緩慢下來，内心就安靜下來，書法在此際回歸于書寫性與實用性，而聖賢先哲們偉大道德智慧凝結成的隽語嘉言，直可燭照我心，導向良知與光明。”
我自問讀書寫字亦頗知珍惜光陰，然而在王家新的勤奮和業績面前，不得不望洋興歎，甚至不敢遽信。昔弘一法師服膺馬一浮學問淵博，曾說：“馬一浮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還不及馬先生之多。”這當然是極而言之，世上并無生而知之。“應知學問難，在乎點滴勤。”王家新何嘗不是如此。他在為沈鵬書法精英班學員講課時介紹，工作之餘，他讀書寫字每至淩晨兩三點，每天休息約四個小時，以稍快的散步鍛煉身體，恢複精力。這确實有點天賦異秉，不過，合理、科學地安排時間，如米芾所謂“片時不廢”，最有效率地支配時間，也往往是有所成就者的通例。我們無法想象周恩來的日理萬機，無法想象馬一浮的博洽，無法想象梁啟超口授著述，文不加點的才華和功力，無法想像周氏兄弟著譯的文字量，其實一言以蔽之，正如魯迅所說：“哪裡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工作上了。”
王家新的工作、生活、讀書、寫作和書法活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當代文化人、書法家的個案。
擔荷未來，當代書法家的使命
這裡解讀王家新此次展覽，我并無意為王家新個人的藝術成就唱贊歌，作品斯在，也無需鼓吹。筆者認為，當社會步入新常态，書法藝術發展也将邁入一個新的曆程。這一新的曆程，無疑将指向全面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承前啟後，創造無愧于曆史、無愧于時代的成果，投身于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為此，當代書法人需要全面掌握曆代書法藝術菁華，需要腳踏實地地藝術耕耘，需要全身心地遵循書法藝術規律，需要擔荷未來的勇氣和信心。
20世紀80年代當代書法藝術複興以來，書法藝術走過了甦生、探索、技法再發現等不同時期，産生過“現代書法”“新古典主義”“藝術書法”等不同的思潮，在與美術、文史等學科的彼此關涉中漸漸獨立，在以展覽為主要生态的活動中漸漸壯大，書法教育從無到有、從起步到完備，書法研究的觸角漸多、深度漸深，可謂碩果累累。但是，浮躁的心态、空殼化的作品廣泛存在，“有高原，無高峰”的現狀也是不争的事實。如果當代書法人有一分擔當，則務必沉下來、再沉下來，在曆史、生命、文化和藝術的高度上，再一次理清書法的屬性，讓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回到本初，實現超越。那麼，王家新的藝術實踐，至少為我們提供了借鑒。
王家新在一次講座中曾說：“要常懷敬畏之心，謙卑之态，回歸經典，正本清源。要以宗教的情懷對待曆史上的書法藝術經典，要創新首先要接近傳統、深入傳統，繼承就是創新。書法家要有深厚的文化修養，要有文人風骨，對社會對民族要有擔當。”他還說：“書法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生态度，要用心去體悟，要用一生來探尋書法藝術的至高境界，這個過程不應該是做作喧嚣的、急躁和功利的，應是一種生活的常态，隻不過這種生活與藝術水乳交融，它歡娛并安詳，也深藏着一份責任與使命。”
王安石說：“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家新已經走在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