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古代繪畫追求表現自然，彰顯藝術家的個人修養，産生了經典的山水畫與文人繪畫，雖也有《清明上河圖》《姑蘇繁盛圖》一類的以城市為表現對象的作品出現，但藝術的主流，并非對城市及城市生活的描寫。雖然藝術家也大多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本着“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的創作目的，其作品仍然以山水題材為主。時至近代，伴随着東西方互通，以及工業文明的勃興，城市文明得以迅速傳播，在古老的東方國度之中，近代文明塑造了上海、廣州、南京等一批新興城市。這一現狀直接影響了近代藝術的發生與發展，可以說探讨近代的藝術，離不開探讨城市文明。
20世紀的藝術評論家張若谷、朱應鵬、傅延長在《藝術與城市》一文中就認為：“不談近代藝術則以，如果我們在近代而要談藝術，那就萬萬離不得城市了。”（傅延長、朱應鵬、張若谷《藝術三家言》）畫家倪贻德1925年在《藝術之都會化》一文中指出：“我們倘若再一看近代的藝術，則這一種趨向卻又漸漸的轉過來，換了一個方向，那便是近代的藝術，是慢慢地趨向于實際的人生方面，大都會的生活，變成了他們描寫的核心。”（倪贻德《藝術之都會化》）可見，近代的藝術城市化成為了重要的特征之一，藝術家們生活在城市中，創作在城市之中，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現在他們的思想中、文藝作品中。田漢的戲劇、郁達夫的小說無不透露出濃郁的都市情調。
文藝工作者感受到了城市對于近代藝術走向的影響，也樂于表現都市題材，他們敏感地嗅到了世界藝術的都市化走向，而且将這種走向通過美術刊物介紹到國内藝術界。審美情趣的擴大，使得文學上對于城市文化表現的作品豐富起來，同時也帶動了戲劇、音樂、美術的共同進步。可以說城市題材藝術作品，體現了近代文藝審美情趣的多元化趨勢。
近代長江三角洲的城市發展，也呈現出了不均衡的特征，既有開埠通商後發展起來的新興大都會如上海，也有傳統人文氣息濃郁的蘇州，景色旖旎、宗教文化濃郁的杭州，以及兼具傳統與現代的南京。未被國際主義風席卷之前的城市各具特色，體現在城市題材風景畫中呈現出了人文風景、自然風景并存的多元化的面貌。伴随着近現代美術教育的展開，形成了以南京、上海、杭州、蘇州為教學基地的，對于畫家自身生活場景的描寫，以及以杭州、蘇州、甯波為寫生基地的旅行寫生風景兩大分類。
藝術教育的重要途徑
城市風景畫的創作者多為近代美術教育的參與者，有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教師王濟遠、倪贻德，蘇州美術專科學校的顔文樑、黃覺寺，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的陳澄波、汪亞塵，國立藝術院的李樸園、方幹民，中央大學的徐悲鴻、潘玉良等。他們對于城市的描寫，包括了自身生活環境的寫照，也包括了城市景觀的描繪，作品也成為了美術教育的教材。這些教材包含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各個教育階段，成為了實現美育理想的重要工具。
城市為寫生提供了重要場所和豐富的題材。長江三角洲地區既有現代都市，亦有傳統傳承，豐富的城市面貌為旅行寫生課程的展開提供了多樣的表現題材。率先在長三角城市間旅行寫生的，當屬上海美專，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二十五周年紀念一覽》一書中，明确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上海美專首創了旅行寫生課程，時間為1918年4月，寫生地點為杭州市，文中記述到：“七年四月創行赴各處名勝旅行寫生，初次赴西湖，借寫白雲庵，并舉行旅行寫生成績展覽會于杭州省教育會。”（摘自《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二十五周年紀念一覽》的校史部分）上海美專不僅開設了旅行寫生課程，進而還成立了寫生教育的常設機構—旅行寫生系。在上海美專旅行寫生章程中記載到：“滋以審美教育粹砺士氣，改造社會之用心，特于本期暑期學校，增設旅行寫生系。”（《上海美專暑期學校旅行寫生系之趣旨及簡則》，見《直隸教育旬報》）他們既寫都市的忙碌，也寫蘇州的古樸，同時也熱衷于杭州的平淡之美。這些繪畫無疑成為了近代中國長三角地區城市面貌多元化的佐證。
描繪城市風景并展開作品展覽活動，除了在美術象牙塔中的教育意義之外，更廣泛的意義在于其對社會的陶冶作用，以及美育理想的社會教育作用。城市的市民階層是近代迅速擴張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審美意識的提升是美術社會作用的重要環節。林風眠認為：“藝術的杭州隻是在提起國人，不要看輕風景對于民性的陶冶，對于繁榮經濟這些上頭，我想不是沒有一些作用。”（林風眠《美術的杭州（導讀）》，見《藝術論叢》）劉海粟在《寒假西湖寫生日記》也說道：“餘之旅行寫生，每欲遍遊國内，寫風土人情，供人展覽，裨吾人得以交換智識，此于美感教育、社會教育，均有極大之關系。”（劉海粟《寒假西湖寫生日記》，見《美術》雜志1919年第二期）市民最為熟悉的藝術題材莫過于自身生活的環境，城市作為繪畫的題材，在寫生、創作後展開展覽活動，最容易得到市民的參與，并通過品評、欣賞藝術作品，提高審美趣味，得到美的熏陶，這便是城市風景繪畫更為宏觀教育意義之所在。
情調的表現與弊病的批評
近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面貌多元化的發展，近代化帶來的城市面貌的改變，以及浪漫的湖景風光所傳遞出來的獨特情調，成為了藝術家表現近代長三角城市的出發點。但當城市風景畫的作者們，經過了對于城市情調的陶醉贊頌之後，伴随着市民身份的深化，他們開始認識到城市帶來的光輝之後，存在着種種的弊病，流浪、疲倦、紙醉金迷罪惡的批評，漸漸出現在了畫面之中。
“以前的藝術是看重情感，而現在的藝術則力求情調之象征，大都會裡的情調最是新穎，最是複雜，無怪這一群藝術家都聚在這裡去探求靈感去了。”（倪贻德《藝術之都會化》）倪贻德對于這種描繪城市的風景繪畫從情感到情調的趨勢發出了由衷的感歎。“都會的風景，偶然描寫一二，的确能感到現代的，動亂的，急速的情調。”（倪贻德《畫人行腳》）現代繪畫對于畫面節奏感、音樂性的追求是西方繪畫的重要特征，倪贻德在其繪畫中也将城市中動亂、急促的節奏借助于畫面的形式語言予以實踐，如《上海南京路》作品中運用了粗重的垂直筆觸描繪了南京路兩側的西方建築，以垂直線條的莊嚴感襯托城市建築的雄壯，地面忙碌的人群、穿梭的電車，運用細碎的筆觸襯托了城市忙碌的節奏和獨有的情調。對于杭州城市的描寫，題材也大多集中在了西湖附近，着重的筆墨落在了水影婆娑間的、浪漫情調的表現上。如汪亞塵、李樸園、陳抱一等畫家對于西湖的描寫均呈現了這種趨勢。
在這種情調充斥的時代中，也有冷眼批判着城市弊病的藝術家。評論家李寶泉在《走出藝風社展覽會之後》一文中寫道：“龐薰琹的‘無題’，灰的色調，疲倦的姿态，頹廢的神色，處處表現出都市生活的一種情緒，他的确可以代表上海這大都會生活的描寫者了。”（李寶泉《走出藝風社展覽之後》）龐薰琹的畫面中不再以贊頌的語調，描寫現代城市文明帶來的光輝與律動，而轉向了描寫都市生活帶來的疲倦與頹廢。
陳秋草和方雪鸪均為白鵝畫會的畫家，常以水彩、粉畫描繪城市生活，在表現都市中瞬息萬變的美好光影情調的同時，在他們二人的筆下，更多地開始關注都市之中底層市民的悲慘生活，以及都市中的種種弊病與罪惡。在《秋草雪鸪粉畫集》中，陳秋草對于二人1928年的創作以及生活做出了闡釋：“凄涼之街，是雪鸪十七年（1928年）夏夜俯瞰街頭随感而作，全幅以立體光的措置象征節奏，幽綠的色調表現出凄楚的景況，背景非常寫實，街燈是那麼慘淡，鬻歌者是那麼生涯寥落地躊躇獨行……我不禁又感到認識的環境中，能有幾個注意到這荒漠冷酷的情味來。”（陳秋草《秋草雪鸪粉畫集》）
對于大都市上海的城市弊病的批評，源自現代化帶來的忙亂、頹廢、厭倦。而對于杭州城市弊病的批評，則源自對于西湖景色的沉溺。一味地描寫西湖的旖旎風光，導緻了人文關懷的缺失和精神的萎靡。因此，林風眠在《美術的杭州》一文中贊頌了西湖對于杭州城市的美育作用，也清楚地指出了杭州城市風景的弊病：“西湖之美向為沉寂之空氣所籠罩，益以古人勝迹大有令人玩味不盡者，故辦學于此，雖天然之美足以陶情養性之助，而每使體魄益柔使精神萎靡之可能。……西湖之美，餘校盡收，西湖之病，餘校亦無不盡糾正。”（林風眠《美術的杭州》）潘玉良秦淮河
劉海粟南京夫子廟
陳澄波上海外灘東方情趣的發現劉海粟在1920年考察日本美術的時候認為：“我國近來研究西洋畫地底人漸漸底多了，但都是拿因襲為能事的，不曉得藝術一道，東方與西方的民族氣質都有不同的地方，因為本國與他國的風俗人情也亦有表現的特殊一點，倘若專以模仿為能，那麼多位拿藝術來支配社會這句話就說不得了。”（劉海粟《日本美術的新印象》）林風眠也認為：“我們的藝術，尤其在城市方面的，在受着西洋的，近代的影響的時候，要希望它完全能夠指揮我們自己的國民性，而成為我們自己的國民藝術。”（傅延長、朱應鵬、張若谷《藝術三家言》）中國西洋畫的先驅及第一、二代藝術家，學習西洋藝術的目的，具有強烈的複興中國藝術的使命感，以及改造社會的責任感。因此，城市風景藝術也不例外地回歸到民族藝術語言的探索中來。
倪贻德在前往杭州、蘇州、常熟寫生之後談及寫生的目的時寫道：“現在我們畫西洋畫的人，常在醉心于東方情趣的發現。”（倪贻德《蘇遊漫筆》）近代的美術家們正是通過對于東方情趣的發現，逐步探索城市風景藝術的民族化。我國的繪畫藝術曆經千年演變，其中山水畫成為了傳統繪畫中的重要門類，較之西洋風景藝術的發源要早幾百年的時間。可以說，西方繪畫與東方繪畫最接近的交彙點正是風景藝術。在長三角的近代城市風景畫中，這種東方的趣味與抒情特征，首先體現在了城市風景繪畫的題材上。如潘玉良繪制的《秦淮河》，表現的正是南京秦淮河兩岸魁光閣的中式建築，以及秦淮河上船隻駁岸的東方情趣，而畫面左上角的西式建築以及電線杆排布，也說明着這座城市的現代特征。劉海粟的《南京夫子廟》、王濟遠的《都門瑞雪》也都是這一類型的作品。
蘇轼在評論王維的畫時曾用“畫中有詩”來形容，的确，中國繪畫與詩歌有着重要的聯系，對于詩意的表現往往在繪畫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因此，詩意也是東方繪畫趣味重要的組成部分。近代藝術家同樣也試圖以詩意的筆調對城市進行描寫，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一系列對于西湖、玄武湖等城市标志性風景的描繪，滲透着詩意的東方趣味。東方趣味的融入，也見證了近代藝術家将西洋藝術融入民族血液的努力。在認清其藝術與人文價值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其習作化的不足。在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的曆史關頭，長江三角洲依然是我國重要的城市帶，城市藝術圖像的繪制成為了藝術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議題。控制畫面情調的泛化，以人文的視角表現城市的新氣象，關注城市生活，表現城市生活，是當代藝術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本文為2017年甯波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課題編号：G17-ZXLL09。第一作者王卓然為美術學博士、甯波大學潘天壽藝術設計學院講師，第二作者朱曉清為美術學碩士。）
責任編輯：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