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蘇轼黃州寒食詩紙本34.5cm×199.5c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蘇轼的弟弟蘇轍在《亡兄子瞻墓志銘》中稱其兄：“初好賈誼、陸贽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東坡的放曠千古知名，大概他是引莊周為知己的。放曠而率真，逢與不逢，遇與不遇，當然要承當兩頭。這一頭是東坡居士有幸逢上了文風大被的北宋時代，而且又遇到了“獎引後進、如恐不及”（《宋史》本傳）的大貴人歐陽修，乃至成為歐陽門下高足。歐陽永叔對東坡的欣賞已達極緻：“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楊萬裡《誠齋詩話》），甚至是“讀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與梅聖俞》）！這種對待後輩的心态今人是少見了。由于有梅堯臣、歐陽修這批前輩的延譽與推毂，蘇轼初入京師、初入士林也算無比幸運。這是一頭。
而另一頭呢？才高招人嫉，有時又不免主動被動站錯隊，受陷招謗是免不了的，不是嗎？嘉祐二年（1507），22歲的蘇轼與弟弟蘇轍同榜及第，而榜出後，已招風波。主考官歐陽修竟在早晨上朝時，遭“澆薄之士”“群聚诋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為祭文投其家”（《宋史·選舉志》）。時人期望值高的未居榜首，而原藉藉無名的蘇轼卻名中進士乙科，其時已初見為人妒之端。而至于著名的“烏台詩案”之入牢，似也是這天才詩人的難逃命運。禦史中丞李定公報私仇，因受蘇東坡譏讪竟上章言東坡“可廢之罪”四條以枉害之。蘇轼當年曾寫下“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虿”這樣的名句。依我說呢，這與他的生肖屬鼠有關，且為摩羯座，易招小人。中國人俗稱命運吧。所以這一頭呢，是他才太高了，心太直了，口太快了，不免言多語失，不免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總之，東坡居士必須承當禍福兩頭。
1079年即元豐二年底，蘇轼獲釋出獄，外放黃州團練副使，仕途坎迍開始。翌年元豐三年（1080）正月初一，與長子邁在卸史台差人押解下出汴京赴黃州，可謂凄涼父子，風雪道途。嗚呼！中國古代士林人物，一旦遭貶，管你是韓愈還是蘇轼，都是一樣滋味盡在難言中。
元豐五年（1082），47歲的蘇轼建葺“東坡雪堂”，從此自号東坡居士。這一年的寒食節，他寫下了千年名作《黃州寒食詩帖》。“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真是“傷心人别有懷抱”。詩中的“春江”“雨勢”“小屋”“水雲”“破竈”““濕葦”“墳墓”“死灰”等意象讓人越千年而下，不免心有戚戚焉。
蓋東坡之字，予以為性出爛漫真率，如風行水上，波瀾不驚，而有餘韻蕩漾。如《天際烏雲帖》《前赤壁賦卷》《祭黃幾道文》《歸去來兮辭卷》《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合卷》等名作莫不如是，隻有《黃州寒食詩帖》一卷則不然，自平實起，漸入跌宕，終于激昂沉郁，令後人可以“仿佛親見其揮運之時”。以蘇東坡為代表的傳統型士夫文人，精神上或仙或佛，人生行迹概出儒門，忠君是不免的，報國是不免的。但如是庸才，則或不免屢獲升遷，因能奉迎之故；如是才俊，則多不免遭讒畏譏，受人排擠，而終緻懷才不遇，如東坡然。自唐宋而後，士林人物往往三教合一，外儒内道，外儒内佛，出入于三教宗門旨趣，以求自保或自适。東坡是倡言“适意”的，“我書臆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其實，出入三教又豈止從唐宋始？宋人推崇的顔真卿再上追至魏晉南北朝時的陶弘景、王羲之等不也是如此？當士夫文人找不到現實中的精神家園時，他們便必然向宗教或文化的深層尋求安身立命之處。慰藉一時會有，消遣也一時會有，便時朝雲輩的紅袖添香也不免令後人豔稱，然而内心的枯索落寞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所以近千年後我讀到蘇子這《黃州寒食詩帖》仍不免于心中的悸動與戰栗，心如死灰的東坡此際，一點爛漫也沒了，隻有現實的失望與無奈。
憤怒出詩人，國家不幸詩家幸。其實，哀傷也出書法名作。這是東坡幾乎唯一的一件書法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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