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論貫史是本書寫作的另一特點。文中以疊出新見的史學視角，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中國人物畫發展的整體趨勢，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認知角度。《中國人物畫史》對大量文獻材料的梳理和别具匠心的理論解讀是在一般畫史中難以得見的。近七十萬的文字内容、五百多張的圖片資料，足以見證作者所下功夫之深，這也是作者樸質和艱辛态度的顯現。文中十分考究對畫史材料的運用，因為有些傑出的作品的作者在無法完全确定的時候，畫史的撰寫就必須謹慎而又加以機智處理。作者往往運用如下方法：一、利用學術界普遍認可的見解，如顧恺之、吳道子、張萱、周昉等畫家，他們或為摹本或為傳作的作品，學術界基本上可以認定并能大緻體現他們的畫風特點。二、利用與其同一時期的壁畫以及石刻作品來進行參證。三、用我們前面提到的文字資料來加以佐證。這些方法實可成為探索藝術真相的必由之徑。
作者根據人物畫史發展曆程的不同特點，對相應時代的史學情境和背景進行了多重的勾勒，将讀者帶入曆史，溯本探源。文中切入各時代的視角是不同的。比如在史前至先秦前期，作者認為要了解原始人物畫所蘊含的創作動機，“隻有從原始文化觀念的整體結構中去尋找”，原始文化觀念的整體結構在此被創建性地分為了生存需求、巫術心理、圖騰崇拜、神靈崇拜和形式表達，這是五個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層次；在兩漢時期，作者從“重經授學”“天人感應”“行孝敬老”三個方面論述了這一時期人物畫中透視出的文化背景；唐代人物畫的重大發展以政治昌明為切入點，論及唐代文藝“重法”的審美風範（包括唐代律詩、散文、楷書、繪畫），并且作者對蘇轼認為的唐代人物畫“重法”的代表為吳道子一說提出了質疑，通過對文獻資料和繪畫作品分析的雙重推論，認為能代表唐代人物畫“重法”的代表為周昉。凡此種種，都映射出作者深厚的理論、藝術學養和敏銳的洞察力。
文中個案考析與宏觀叙述相濟相成的考察方式，讓讀者既整體又具體地把握了人物畫發展的曆史脈絡與個案特定的内涵意義，一定程度上彌合了一般理論的闡發與藝術經驗論述相互割裂的障礙，使獨立完整的人物畫發展系統得以凸顯，既使得藝術作品不僅有其直觀的可視、可知的表象特征，而且又着眼于内在本質的審美透視。個案考析與宏觀叙述得到了周詳而嚴密的結合。
作者以優美生動且富有邏輯性的論述語言，使藝術史的叙述方式與中國繪畫的美妙本性契合無間，令人閱之生敬，神思往返其間，趣味橫生而流連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