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得所編撰《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張大千畫選》，大衆出版社1936年出版（台北吳文隆提供）
張善子、張大千攝《黃山畫景》，上海錦明玻璃版印刷所1931年出版（台北吳文隆提供）
張大千與他的小猴兒（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提供）
張大千像（成都羅倫建提供）
1941年秋，張大千與甘肅士紳合影（成都羅倫建提供）
1947年，《張大千近作展覽目次》（成都羅倫建提供）
在台北摩耶精舍，張大千生前存放古畫的鐵箱（田洪攝）
20世紀30年代，張大千、黃賓虹、王震與日本友人合影（成都羅倫建提供）
山田喜美子緻張大千信劄（局部）2018年是張大千先生逝世35周年，2019年是他誕辰120周年，今明兩年海内外将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浙江大學出版社藝術與出版研究中心、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美國矽谷亞洲藝術中心于2018年6月8日至6月30日聯合舉辦“五百年來一大千—張大千出版文獻展”（以下簡稱“張大千文獻展”），特邀田洪、王叔重兩位先生為策展人，并編輯展覽圖錄。在百餘天的籌備過程中，兩位策展人先後前往台灣、四川、上海等地，拜訪張大千研究的專家、研究機構以及張大千文獻的收藏家，廣泛聽取各方面的建議，并借到一批珍貴的文獻展品。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内和有限的條件下，他們完成了一件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也是中國大陸首次舉辦“張大千文獻展”，令人不禁翹擘稱贊。
自1921年上海藝苑真賞社出版張大千撰句《魏張黑女志銘集聯拓本》至今的近百年來，海内外出版的張大千書畫集、傳記、年譜、研究專著、展覽圖錄、古書畫收藏等（以下統稱“出版文獻”）難以詳計，據不完整的粗略統計，總數約有千餘種，可謂百年以來第一人。沒有任何一個人或某家機構能夠将這些出版文獻全部收藏。當今收藏張大千出版文獻最多的台北吳文隆先生，也僅收藏了其中的五百種左右（截至2010年），并舉辦過引起參觀者驚歎的“張大千畫冊暨文獻展”。
本次“張大千文獻展”和所編的圖錄，展出及收錄了自1936年至2018年海内外出版的部分張大千出版文獻。展覽圖錄大緻分為五個部分：（一）出版文獻；（二）台北吳文隆藏張大千畫冊；（三）張大千及友人、弟子的信劄等，（四）照片，（五）其他文獻（書畫展目錄等）。由于諸多原因，除了第（二）部分為封面高清圖片外，其他均為海内外私人及相關機構提供的原件和實物。如就學術性和文獻價值而言，這些展品并無異議，尤其是私人收藏的信劄均為真迹。以下我根據展覽圖錄，膚淺地談一點個人的私見。
海内外出版的各種張大千書畫作品集、展覽畫冊、拍賣圖錄等，猶如掌中細沙，難以計數。但一些重要的作品集及重要的畫展圖錄均收入其中，比如台灣曆史博物館1986年至1990年出版的七冊精裝本《張大千書畫集》（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提供），這是海内外所出版的最具權威性的“标準件”書畫集。私人能夠收藏全套七冊者極少，在國内拍賣市場上已是“天價”。美國及中國台灣地區幾次重要的張大千畫展圖錄，如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中心《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日本講談社1972年英文版）、傅申編著《血戰古人：張大千回顧展》（美國沙可樂藝術博物館1991年英文版）、傅申編著《張大千的世界》（台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巴東主編《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台灣曆史博物館1988年）、巴東主編《張大千110歲書畫紀念特展》（台灣曆史博物館2009年）等，上述的幾種展覽圖錄，均為張大千研究和收藏的最重要的出版文獻，它們最為關鍵一點是所收入的書畫作品無一僞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書畫僞作就是僞文獻，尤其是僞作上的題跋，它們極具欺騙性和誤導性。我曾見過國内兩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私人收藏的張大千畫集，幾乎全是“一眼假”僞作。真令人瞠目結舌，憤慨難言。
私人收藏張大千畫作的出版文獻，推薦高美慶編《梅雲堂藏張大千畫》（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3年版，傅申提供），收入張大千曆年畫作一百餘件。高嶺梅（1913—1993），齋号梅雲堂，江蘇南京人。畢業于江蘇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早年在南京從事貿易和開設美倫照相館，抗日戰争爆發後，輾轉至昆明、重慶、成都等地。1944年，張大千敦煌歸來在成都舉辦畫展，高、張兩人結識定交。1949年高氏定居香港，先後開設香港和台北國際攝影公司，後又成立香港高氏東方藝術公司，成為張大千在香港的主要經紀人和策展人。高嶺梅收藏的張大千繪畫精而多，香港蘇富比曾兩次舉行高氏收藏張大千繪畫的專場拍賣，均以“天價”成交，轟動一時。
張大千是近百年來著名的古書畫鑒藏家之一，除了他的書畫藝術外，近十年來對他的書畫鑒藏研究也已成了一門顯學。盡管張大千的收藏中有僞赝或存疑之作，有時也帶有某些商業目的，但絕不可小觑他的鑒藏成就。張大千1947年就在上海印行《大風堂名迹第一集》（元明清畫十二件），不知當時是否有營銷宣傳之意？1956年，他又花費重金委托日本京都便利堂印制《大風堂名迹》四集（成都詩婢家提供），其中絕大多數藏品随後均被他變賣，成了過眼雲煙。張大千編、香港高氏東方藝術公司1978年出版《清湘老人書畫編年》，這是研究石濤書畫的一部重要資料書。雖然其中有存疑之作，甚至有人懷疑其中可能還有張大千自己的“傑作”，但此書的文獻價值不容忽視。
張大千曾收藏過趙孟頫款《九歌》書畫冊（今藏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此書畫冊先後三次由三家出版機構出版：1947年上海大風堂（李秋君題簽），1958年日本京都便利堂，1973年台灣學海出版社。本次展出的是大風堂和學海出版社兩種印本。其實，此書畫冊中之畫實為元人張渥所作，但其中《雲中君》一圖，因原作已佚，張大千認為是明末清初人補畫。小楷書法《九歌》則是元人俞和僞款趙孟頫之作。張大千在書畫冊末钤有“大千之寶”和“南北東西隻有相随無别離”等鑒藏印，另有一方白文方印“宛君侍讀”，此是三夫人楊宛君之印，頗為稀見。當年紅顔侍讀，文房閑情，可以想象。
自1968年中國台灣地區新聞記者謝家孝的《張大千的世界》出版以來，海内外出版有近百種的張大千傳記、口述回憶錄、年譜等書籍，但絕大多數的著作極少有文獻史料價值。其中有些所謂的傳記純屬東抄西摘或道聽途說之作，将本應真實嚴謹的人物傳記，寫成了随意虛構、想象和以訛傳訛的演義小說。
張大千曾經對謝家孝作過口述回憶，謝氏将這些采訪文字整理後出版了《張大千的世界》（台灣徵信新聞社1968年版）一書。此書後來由台灣時報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三次再印，堪稱洛陽紙貴，後又更名為《張大千傳》出版（台灣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盡管此書中張大千口述的某些内容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值得商榷，但它畢竟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張大千傳記，也是研究張大千生平的必備參考書，也成為後來海内外諸多的張大千傳記、小說和影視作品的主要資料來源之一。另外，推薦本次展出的許啟泰著《張大千的八德園世界：1953—1989》（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馮幼衡著《形象之外：張大千的生活和藝術》（台灣九歌出版社1983年版）、王之一著《我的朋友張大千》（台灣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版）等，上述著作皆為張大千的生前好友或英文秘書所寫，均不作宏大叙述，着重于日常瑣事和生活細節，内容大多真實可信，且富有情趣。名人傳記的第一要義是真實可信，否則即是消遣娛樂的小說。
在“張大千文獻展”展出的信劄中，有友人、弟子、情人等的書信原件，大多為同一藏家所提供，真僞無異議。其中有沈葦窗、高嶺梅、侯北人、馬晉、蘇立文、方召麟、匡仲英、王旦旦、李喬峰、李順華以及張大千和山田喜美子等。張大千可能是當代書畫家中一生寫信最多之人，他單就寫給摯友張目寒的信，可能就有三五百封之多。可參閱本次展出的《張大千緻張目寒信劄欣賞》（東方藝都拍賣公司2010年印）、陳步一編《張大千緻張目寒信劄》（江西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但張大千1949年以前留世的信件卻極少，而絕大部分是1949年以後在海外所寫，這不能不說是研究張大千前半生的一大缺憾。張大千的信劄，是研究他生平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其文獻價值不言而喻。
本次文獻展有十二件張大千寫給日本情人山田喜美子小姐（張大千改名為山田喜媺子，1932—2014）的信劄原件及實寄封，均為北京保利2015年秋拍“情愫東瀛—山田家藏大千遺墨”專場中的拍品，為私人藏家所提供。當時這批信劄中的“想起在偕樂園，您每天是陪着我洗澡，照應我換衣服”（拍賣編号863）；“你的長頭發剪了沒有？做夢都看你在梳頭。我是多麼喜歡你的長頭發唷”（拍賣編号860）等語，曾經“脍炙人口”，成為大千情書“名迹”，而且均以高價成交。張大千是性情中人，他在友人、家人、弟子等面前，或許會有幾分矜持，但在寫給情人的信中，其真情袒露無遺，也使後人看到了一個真實可信、有血有肉的張大千，而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
另外還有一封山田喜美子用毛筆寫給張大千的信，無具體年份和實寄封：“大千先生：好久不見了，您好麼？近來怎麼樣？我總是惦念大千先生的身體。差不多以前，到香港去時和回東京之後，給您兩封寫信了，但是沒有回信。在香港大千先生的展覽會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一月四日）見面了馮姐姐，她告訴我‘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東京’。我等了您，可是沒有甚麼消息。一直在巴西住麼？我希望見面大千先生。我從去年到今年去旅行沖繩、台灣、香港、澳門才回來的，很快樂了。特别喜歡台灣的風景，阿裡山的出陽，在鵝銮鼻遙望巴西海峽的時，我想大千先生。巴西快到冬天了罷？東京又不很冷又不很熱，真是好的氣候，現在開的薔薇很好看。我希望大千先生的回信一定給我罷？祝您健康！請先生替我令郎令媛問好⋯⋯”
山田的中文信雖然寫的不是十分通順，但已是難能可貴了，而且小楷也寫得娟秀靈動。此信雖然沒有具體年份，但信中提及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初的張大千香港畫展，即東方學會主辦在香港大會堂八樓的“張大千近作展覽”。山田遇見了大千女弟子馮璧池（馮姐姐），并告訴她“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東京”，由此可知此信應該寫于1967年6月3日。這是一件有價值的文獻。如要研究張大千的後半生，山田喜美子此人非常重要，僅次于四夫人徐雯波。
我曾在《張大千東瀛之戀》（拙著《近世藝林掌故》，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年版）一文中，根據“情愫東瀛—山田家藏大千遺墨”中的張大千寫給山田小姐的五十餘封信推測：張大千後來與山田斷絕往來，應該是在1962年某月，或是春夏，或在秋季。而山田的這封信，足以證明張大千和山田在1967年6月之前還未斷絕往來。但不知何故，張大千已經不回她的信了。究竟是張大千沒有收到信，還是給其他人私下藏匿或銷毀了？有關張大千與山田絕交的真相，至今仍是一個衆說紛纭的謎案。
在“張大千文獻展”中，還有許多展品值得一說，可惜難以在此一一詳述。張大千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能夠真正地了解他。而研究者也僅是憑借所掌握的有限資料，作出個人的某些評判而已，且不無主觀局限或自由心證。但通過此次的文獻展，人們多了一種視角來進一步審視或走近張大千，猶如“通過一滴水研究整個海洋”。這或許就是“張大千出版文獻展”的學術意義所在吧？
傅申先生在《血戰古人的張大千》一文中曾說過：“張大千在繪畫上，範圍之廣、幅度之寬、功力之深、天賦之高、精進之勤、超越之速、自期之遠、自負之高、成就之大，不論你喜不喜歡他，不得不承認，他不但是近代大家之一，也是整個繪畫史上的大家之一。”（傅著《張大千的世界》）在中國繪畫史上，有許多高峰是後人永遠都無法翻越的，隻能仰望觀止，而張大千也無疑是其中的高峰之一。
（作者為獨立學者，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