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興觀群怨”中所謂“興”，即指抒發情志；所謂“觀”，是說體察萬物；所謂“群”，講述人際溝通；所謂“怨”，在談諷谏怨刺。總而言之，“興觀群怨”說的是人格确立、格物緻知、厚敦合群、幹預生活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态度與價值觀念。
文彭俐
自古以來，中國曲藝藝人自覺不自覺地擔當了道德觀念與倫理觀念普及的角色。他們，并自始至終地起着社會價值引領的作用，隻是他們所使用的方式不是“說教”，而是“說唱”。或許，此前人們隻注意到曲藝作為藝術所具有的娛樂功能，卻多少忽略了其教化功能。都說“說書唱曲是勸人方”，說得在理，說得也在行，事情的确是這樣，曆史和現實都是這樣：
在中國曲藝藝人的說唱中蘊含着中華民族樸素無華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從曆史上看，中國沒有自己的原創宗教。因此，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宗教大國，卻堪稱一個曲藝大國。
數千年以來，我們國家各個民族、各個地區的藝人無數、曲種繁多、作品宏富、經典傳習，猶如萬千涓涓細流流淌不息，最終彙聚成一片大海汪洋，賞心悅目，蔚為壯觀。在學術界，我們有儒學所闡述的知識層面的倫理道德；在藝術界，我們亦有曲藝所傳遞的娛樂層面的道德倫理。二者聯手，多少彌補了宗教不在的缺失。
如果說書唱曲不是勸人方，那麼什麼還是勸人方呢？！
讓我們回到上個世紀前半葉，當我們在老北京的書茶館裡悠閑地啜茗，傾聽評書大師連闊如先生聲情并茂的演說他最拿手的長篇評書《三國演義》和《說嶽全傳》，為故事情節一再起伏跌宕、生死存亡總是懸念叢生而陶醉時，難道我們不是深深地沉浸在一種重情重義、愛國愛民、舍死忘生的英雄門所诠釋的道德美感中？難道我們不是被劉備、諸葛亮、關雲長、趙雲和嶽飛們的心地純良、性情溫厚、品行端正、人格高尚所感動？
再讓我們來到早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直播現場，像每一位中國人一樣帶着大年三十晚上的好心情，欣賞相聲藝術家姜昆和李文華合說的相聲《如此照相》，（以及此後）由牛群、李立山合說的相聲《巧立名目》，在為針砭時弊的對官場形式主義作風和腐敗現象的揭露、諷刺而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時，我們難道不是在和相聲表演者一道很嚴肅、很認真地認可和支持一種正直的觀點和正義的理念？
是的，曲藝藝術本身所具備的社會價值引領的責任和使命，一直都在每一次曲藝人的演出中得到最生動的體現和最完美的實現。這讓我們不僅為之感動，而且也為曲藝和曲藝人感到喜悅和驕傲。
社會價值引領的最基本、最本質、最重要的内容，便是人間的善惡相分，美醜甄别，真假辨識，也是正确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确立，還是家國情懷、道德信念、真理意識的培植，以及民族文化曆史認同感、人類人文精神和思想的養成，也就是人之為人的内在素質的熏陶與完善。無疑，除了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兩大重要因素以外，各種門類藝術的社會價值引領作用明顯。而在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戲劇、文學、影視等諸種藝術中，曲藝藝術的社會價值引領作用和功能尤其突出，其在現實生活中獨特的引領作為與效率明顯。
中國曲藝是社會價值引領的重要引擎。
而且，我們相信，并且堅信，它是功能強勁、動力十足、滿街跑的至少12個缸的大馬力引擎發動機。
我們這裡所說的社會價值引領，也可以理解為社會教化功能的實施。
引領之功誰屬？教化之責誰當？相比而言，盡管曲藝比文學淺顯、直白；比音樂通俗，易懂；比繪畫鮮活、生動；比雕塑活潑，有趣；比戲劇短小，靈活；比影視簡單，直觀……然而，曲藝自身的優越性也十分突出，非上述諸種藝術形式所能比拟。不可否認，作為說唱藝術的曲藝，比其他種類的藝術更為廣大普通民衆所喜聞樂見，即更容易、更方便被聽見看見，乃至常常引起街談巷議，每每口口相傳，不光雅俗共賞，而且老少鹹宜，且其“一人一台戲”的特點鮮明，使得其行動便利，機動性強，尤其不受演出場地和設備以及其他物質條件所限制。因此，它的絕不隔靴搔癢而是入木三分、從不皇顧左右而是直指人心的介入人生，影響習俗，塑造人倫，濡染世風的那種滲透力、影響力、作用力和感召力都顯得無與倫比，而又無可替代。曲藝，不愧是我們社會良好道德風尚的潛移默化的催化劑和清新劑，真正是春風化雨有其詞，潤物無聲有其曲，雖不載歌載舞，卻也有說有唱，凡是有雲朵飄過的地方就有琴弦，凡是有清風吹拂的地方就有闆鼓，中華大地上美麗的山川湖泊随處都是曲藝人表演的舞台，歲月流轉，薪火不斷，代代相傳中國心，生生不息華夏情。
如前所說，曲藝的社會價值引領作用是無可替代的。這是曲藝藝術自身紮根民間土壤，根深葉茂茁壯，濃蔭蔽日乘涼，服務蒼生萬方的特有屬性所決定。這就如同1000多年前，宋代大詞人柳永的作品廣為民間喜愛、傳揚一樣，那時人們說“凡有井水處，便能歌柳詞”，而今天，我們也可以說：凡有炊煙處，便能說書唱曲。曲藝的民間性與親民性，早已被大量的生活事實所驗證，就像不忌諱大量使用俚語、俗語的詞人柳永的歌詠曾經深受人們喜愛，我們今天的曲藝人以其通俗随俗而又不同流俗的說唱，也當得有腳陽春、天下說項的贊譽。曲藝人和曲藝作品的觸角，既能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最底層，也可觸摸到社會生活的最高端；既能波及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也可發散至社會生活的每個中心。可以說，正是曲藝，惟有曲藝，幸虧曲藝，占據着社會最廣大的生活領域和空間，它的身影和聲音無所不在，它的情感和思想無所不包，它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它的低吟淺唱盡是辭賦。任何其他藝術的足迹和影響力所不可及之處，都是曲藝輕松自在、唾手可得的栖息之地。我們可以輕易找到從來沒有或者很少閱讀小說、散文、詩歌的人，卻很難遇到一個從來沒有或者根本不願聽評書和故事的人；我們可以輕易找到從來沒有走進或者很少走進大劇院、音樂廳看芭蕾舞、聽交響樂的人，卻很難見到一個從來沒有或者根本拒絕聽相聲、看相聲表演的人；我們可以輕易找到從來沒有或者很少去博物館、美術館看雕塑展覽與繪畫展出的人，卻很難碰到一個從來沒有或者根本不屑欣賞北方鼓曲和南方評彈的人。
中國曲藝就是這樣與中國大衆，與每一個人的呼吸都息息相關，也與中國大衆與每一個人的脈搏律動都聲聲相應。在我們中國人的血管中有曲藝的基因流淌，在我們中國人的骨髓裡有曲藝的因子深藏。我們正是被古老的說唱藝術中所蘊含的人生哲理和道德訓誡所哺育，才長成了今天我們身軀高大、德智無虧的自己，長成了我們關于善惡、美醜、真假的基本理念，長成了我們同情弱者、愛護生命、欣賞正直、樂于助人的良好品性，長成了我們知道惜時愛物、懂得報恩、渴望付出、眷戀家園、甘願奉獻、精忠報國的美好情操……
中國曲藝的社會價值引領之功用非自今日始，而恰逢今日隆。
何也？一句話，人們厭倦說教，卻喜歡說唱。人心易于享受視聽愉悅，而難于接受高台訓誡。此乃人之本性與天性使然，本就難以改變，而人類先人有德且有知，便發明了“寓教于樂”之說。此說，濫觞于古希臘、羅馬的先賢——賀拉斯與亞裡士多德等大力闡述、弘揚之。其核心理念是“詩（藝術）應該帶給人益處與樂趣，既給生命以快感，又對生活有所幫助”。中國古代先哲亦有相關思想與言論，孔子所謂“興觀群怨”之說是也，見于《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古羅馬賀拉斯的主張“寓教于樂”也好，中國孔子的觀點“興觀群怨”也罷，兩位東西方的先哲，都在不約而同地強調藝術的美學特質與教育功能，也就是在诠釋和提倡其“社會價值引領作用”。
孔子“興觀群怨”中所謂“興”，即指抒發情志；所謂“觀”，是說體察萬物；所謂“群”，講述人際溝通；所謂“怨”，在談諷谏怨刺。總而言之，“興觀群怨”說的是人格确立、格物緻知、厚敦合群、幹預生活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态度與價值觀念。
中國曲藝人在古往今來的“興觀群怨”的社會價值引領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值得大書特書。
不同的曲藝品種分工合作，各有側重。關于抒發情志、感動人心的“興”，主要體現于“曲藝音樂”的牌子曲、彈詞、鼓曲、琴書、道情等藝術形式中；而觀察人倫、體認社會的“觀”與和衷共濟、和而不流的“群”，則更多地表現在“評書”藝術形式裡；至于嘲諷假醜惡、褒揚真善美、行使美刺之職責的“怨”，則集中凸顯于“相聲”藝術形式下。
可以自豪地宣稱，在強調諷刺功能的“怨”這一點上，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恐怕沒有任何一種藝術形式能夠比肩相聲，能夠比其在行使“怨”的職責和使命時，更具有魅力、張力和感染力。在此，僅舉一例：
1976年，剛剛粉碎“四人幫”的重大曆史時刻，相聲藝術家常寶華、常貴田曾經創作、演出了記錄曆史又針砭時弊的著名相聲《帽子工廠》，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政治大帽子”滿天飛、害得社會中人人自危的醜惡現象無情地揭露，深刻地嘲弄，并且警示後人，告誡來者。
其實，相聲的諷刺功能之強、“怨”力之大，由來有自，有目共睹。前輩相聲大師馬三立、張慶森就曾說過名段《開會迷》，諷刺帶有普遍性的文牍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作風、文山會海之社會弊端。諸如“買臉盆也開個會”、“買盒粉筆也開個會”的幽默語言，讓觀衆聽了既感到滑稽，又感到悲哀。當然，馬三立也多少因為這樣的諷刺相聲而蒙冤，在上世紀50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而馬三立先生至少有三個相聲段子讓他占據“諷刺相聲”的大舞台的中心位置，令人肅然起敬：相聲《開會迷》、相聲《十點鐘開始》（與王鳳山合說，諷刺華而不實、自吹自擂的人）、相聲《似曾相識的人》（與王鳳山合說，諷刺不作為的官員善于刁難人）。在這類諷刺相聲中，其社會價值的引領作用是通過與歌頌相反的“逆向”的諷喻方式來完成的，但其引領作用似乎比“正面”的歌頌還要堅實而有力。另外，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也有類似這般犀利的諷刺相聲存世，比如與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離婚前奏曲》，深入諷刺了建國初期幹部的腐化。
社會價值引領也可以是“雙軌制”，不是“單軌制”。
正面歌頌、贊美真善美是引領，反面批評、諷刺假醜惡也是引領。
我們從中國傳統曲藝經典作品中不難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積澱與傳統美德，并發現曲藝人在社會價值引領中的積極作用。同樣，我們也從現實生活中看到曲藝人和曲藝作品的“寓教于樂”與“興觀群怨”的引導作為與意義。
中國曲藝社會價值引領的核心内容和關鍵詞是一樣的，都是兩個字——“良心”。
自古以來，中國不是一個法律大國。我們的曆史上沒有出現過像古巴比倫國王漢谟拉比（約公元前1792年~前1750年在位）所制定的《漢谟拉比法典》那樣的法律典籍；沒有出現過像古羅馬制定的《十二銅表法》（公元前449年）那樣的“國家立法紀念碑式”的相對完備的法律文獻；也沒有出現過像法國拿破侖時期制定的“人類曆史上的典範性法典”——《拿破侖法典》（1804年，又名《法國民法典》）那樣的法律範本（包括自有平等原則、所有權原則、契約自治原則），但是，我們卻擁有一個無影無形而又有闆有眼的法庭或曰法典，它的名字隻有兩個字，叫做“良心”。
世世代代，祖祖輩輩，我們中華民族憑借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義”，也就是“良心”，來規範我們的社會行為，并且成為我們的生活準則。
深圳曲藝家協會主席吳金富創作的快闆書《良心債》，之所以能在第三屆廣東省曲藝大賽上獲得一等獎（節目獎），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傳播了中國文化的正能量的核心——“良心”。“良心”，是中國廣大民衆的核心價值觀中的核心。無獨有偶，天津鐵片大鼓名演員姚雪芬，也演唱過新題材曲目，如鐵片大鼓《良心》。張家港市曲藝家協會主席、評彈藝術家季靜娟以現代短篇彈詞《良心》參賽，獲得中國曲藝最高獎——第七屆中國曲藝牡丹獎表演獎。評書演員邵軍榮創作并演說評書《良心何在》，描述當代人身邊發生的故事。央視綜藝欄目播出同樣是現代題材的小品《天地良心》，由楊鵬、姜建周、劉美麗演出。相聲演員郭德綱、于謙在說相聲《良心》。中國曲藝網則刊登原創小品劇本《良心》……我們見到無數曲藝人在不知不覺中，仿佛憑着本能就奔着“良心”去了，他們的看家本領“靠牆”“撂地”靠的就是“良心”，而他們最想告訴人們的事情、最想抖的包袱也是“良心”，他們傳遞着“良心”的意識、感覺、信念與修為，也一路播撒着“良心”的種子在人間……
中國曲藝的社會價值引領無處不在，也全都憑借着曲藝人自己的一顆“良心”。
2013年，北京曲藝人發起、組織的“曲藝傳遞正能量，共築美麗中國夢”——首屆“藝韻北京”北京市曲藝大賽，是一種城市文明建設。同樣，2014年，中國曲藝家協會組織的“我們的價值觀——曲藝走基層全國百場巡演”活動，更是一種更大規模的中華傳統美德與價值觀的弘揚，并以“國是家”“勤為本”“儉養德”“誠立身”“孝當先”作為五個鮮明主題。同時，還有2015年中國文聯文藝培訓志願服務項目——曲藝培訓在部分省市和城鄉落實，有效到地開展工作，也是在學術和表演兩個領域、理性和感性兩個層面進行曲藝美學的普及，并為曲藝社會功能最大化而做出努力。
正是，如何讓中國曲藝的社會引領作用和功能最大化、日常化，并保持連貫性與持久性，仍然是我們今天需要認真思考與研究的課題。
(責任編輯/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