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我考入了禹城一中并參加了校文工團，到縣文化館禹城分館借閱《曲藝》雜志更成了每個月的必備功課，而從上面摘錄的曲藝作品——如快闆《油燈碗》《倒煤》《扒牆頭》，相聲《找舅舅》《畫像》《五紅圖》《扒馬褂》《妙語驚人》等——也成了學校節日聯歡會上我的保留節目。《曲藝》開擴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表演經曆，并使我萌發了以後要成為一名山東快書演員或相聲演員的想法。
中學畢業後，我回鄉參加農業生産，但我熱愛曲藝的心沒變。不論是參加村裡的文藝活動還是文化館的文藝活動，我都要從圖書室借上幾本《曲藝》帶上，從上面挑選節目排演。幾年間，我從《曲藝》上選演的有快闆書《金門宴》《劫刑車》《火藥槍》，對口快闆《學雷鋒》《巧遇好八連》《三代羊倌》，山東快書《靠》《賠茶壺》，評書《江姐上船》《肖飛買藥》，相聲《英雄小八路》《美蔣勞軍記》《1等于幾》《假竈王》《女隊長》《三八作風》和單口相聲《黃半仙》等。這些節目都受到了觀衆的好評。這一時期，我也開始用心學習《曲藝》上刊發的羅榮壽、王長友、侯寶林等相聲名家撰寫的有關相聲創演的文章，從理論上提高自己相聲的寫作方法和技巧，豐富自己的曲藝知識，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從1965年開始，我嘗試着自己創作快闆和相聲。1966年春，我創作的相聲《神槍手》，被選中參加了德州地區民兵彙演。在沿河宣傳隊期間，我創作并表演的關于根治海河的相聲《采訪記》，在德州地區文藝彙演中獲了獎，并被選編進了德州地區革委會政治部編印的《春節文藝演唱材料》。這最初的成果更提高了我對曲藝的熱情。
“文革”期間，《曲藝》停刊，使我驟然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個中苦悶難以言表。這段時間裡，我隻能翻出幾本偷偷藏起來的《曲藝》過刊，翻來覆去地看，從中尋找樂趣。
粉碎“四人幫”後，《曲藝》複刊，我的良師益友又回來了，我又開始到文化館借來閱讀并從上面選我喜歡的相聲。在業餘活動中，我先後表演了《曲藝》上刊登的《财迷丈人》《兒女贊》《假大空》《産房外》等相聲作品。
1979年，我寫的《多為農民寫點相聲》，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在《曲藝》第八期發表了。這是我第一次在《曲藝》上發表文字。周圍的鄉親們都說我寫出了他們的心裡話，他們也希望看到、聽到更多反映農村生活的好相聲。1986年，我發現有很多曲藝團隊為了經濟利益丢棄了曲藝本行改演現代歌舞，就寫了一篇《改革不要改行》的文章，投寄給《曲藝》雜志，這篇文章還真被《曲藝》發表了。當時濟南市曲藝團團長劉延廣老師見了我說：“世森，你的文章我看了，你說的對，我們曲藝團就要堅持曲藝表演，改革要在曲藝的基礎上改，不能為了一時的經濟利益把曲藝的根丢了，這也是我的心聲。”
盡管所寫的文章發表的不多，但《曲藝》雜志社的編輯老師們都複信給予了指導和鼓勵，還誠懇地給我提出修改意見，這也是對我這個業餘愛好者的支持和幫助。三十餘年來，我還積極參加《曲藝》雜志舉辦的征文、大賽活動，保持着與《曲藝》密切的聯系。我在一如既往關注作品的同時，也開始留意同期發表的曲藝動态、信息和理論文章，其中的重點我都作了摘錄并寫讀書筆記，以此來指導自己的創作和表演。正是這種堅持，開擴了我的創作思路，提升了我的表演技巧，讓我的作品能在全國、省、市多次獲獎。
1989年，“禹王亭杯”全國相聲大賽在禹城舉行。沒想到的是，《曲藝》雜志社老編輯常祥霖老師專門讓人找我。在禹城賓館，常祥霖老師親切地與我交談了兩個多小時。他首先對我多年來堅持曲藝創作給予了鼓勵，又對我投寄給曲藝的幾篇相聲作品和文章談了他的看法，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還對我新寫的一段化裝相聲《土地爺哀歎調》提出了修改意見。雖然時隔多年，但當時情景，如在昨日，那一番交談，真可謂是“片言敵萬語”。也正是在那次交談後，他介紹我認識了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姜昆先生，并為我與這位相聲名家拍照。
1992年，我創作的相聲《能這樣嗎》，參加由《曲藝》雜志社與大連市西崗區政府聯合舉辦的“西崗杯”相聲新作征文大賽，獲得了三等獎。到大連領獎期間，我有幸結識了王決、戴宏森、王丹蕾、李志、郭鴻玉等《曲藝》的老編輯，聆聽了他們關于相聲創作的講座。在休息時間與王決、戴宏森、李志、郭鴻玉四位老師散步時，他們還對我的作品修改給予了熱心的指導。并向我介紹了馬三立、侯寶林、馬季等相聲名家的表演風格和特點，談了王鳴祿、夏雨田的相聲創作。這讓我這個初窺門徑者發現了登堂入室的階梯。這次活動不但增進了我與《曲藝》雜志社編輯的友誼，更進一步激發了我相聲創作的熱情。征文結束後，我創作的相聲《能這樣嗎》在《曲藝》發表。這一相聲由我與高明華合說，在齊魯電視台“星光50”欄目錄制播放。
1996年，我創作的諷刺幹部“四風”的相聲《沒有》在《曲藝》發表。2005年，這一相聲由《曲藝》推薦入選《全國廉政叢書——曲藝卷》。當時有人擔心該作品針對性太強，沒能将之搬上舞台。沒想到的是，在2014年，為配合宣傳中央八項規定和在全國開展的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市裡組織專題巡回演出，我市藝術團排演了《沒有》這一直刺幹部“四風”的相聲，受到了領導和廣大觀衆熱烈的歡迎。演出後，群衆反映說：“這一相聲，辛辣地諷刺了黨員幹部中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反映了廣大群衆對‘四風’危害的深惡痛絕，今天領導能坐在這裡聽這樣辣味十足的相聲，還與群衆一起大笑鼓掌，說明領導在教育實踐活動中，提高了對‘四風’危害的認識。這一相聲刺到了一些人的痛處，讓他們紅紅臉、出出汗，好啊！”
2003年“非典”期間，我趕寫的對口快闆《衆志成城抗非典》在《曲藝》上發表。山東省藝術館、德州市藝術館和我們禹城市廣播電視台把這一節目錄制成光盤，下發到企業、機關、學校、農村（當時為防“非典”停辦大型集會和活動）用各種傳播媒介播放，對宣傳預防“非典”知識和鼓舞人們抗擊“非典”的鬥志起了一定的作用，還活躍了這一非常時期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
雖然沒能入師門學習，但靠聽廣播，閱讀書刊特别是閱讀《曲藝》雜志，我從一個農民成為了一名群衆文化幹部，并被吸收為中國曲藝家協會會員。我的興趣也從創作、建議逐步擴展到曲藝評論。我撰寫的評論文章《從一幅漫畫談相聲》《相聲演員肚子是雜貨鋪》、書評《四大本—相聲最好的教科書》先後在《曲藝》上發表，這更加激發了我研究相聲的情趣。
現在，我雖然是年過七旬的老翁，但仍然是《曲藝》忠實的讀者，每期必讀。我仍然願把自己寫出的作品投寄給《曲藝》，積極參加《曲藝》舉辦的各類活動。《曲藝》永遠是我最好的老師和親密的朋友。在《曲藝》創刊60周年之際，我衷心祝願《曲藝》雜志在新的曆史時期，開拓創新、越辦越好，成為曲藝工作者和曲藝愛好者永遠的良師益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提供正能量。
（責任編輯/馬瑜）
我衷心祝願《曲藝》雜志在新的曆史時期，開拓創新、越辦越好，成為曲藝工作者和曲藝愛好者永遠的良師益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提供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