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說書是陝北地區流傳久遠的說唱藝術形式，長期以來，這個曲種以創作表演傳統書目見長。書目篇幅小到三至五分鐘的小段，大到三至五月甚至一至兩年才能完成的長篇大書。可一個人坐在炕頭、院落、田間地畔說唱，也可群口在公園、廣場、大舞台表演，深受陝北人民喜愛。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黨中央、毛主席在陝北駐紮了十三個春秋，就在那個時期，陝北說書中就萌發了革命曆史題材作品，随即此類題材漸多。
一、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的出現
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的出現并不偶然，它是在近代以來陝北說書藝術在自然衍息過程中孕育成長起來的，是在新的社會環境下，藝術家們對陝北說書藝術傳承與發展的重大貢獻。它對陝北說書藝術的繁榮發展有着重要的推動作用和深遠意義，而且愈來愈明顯。
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藝術作品屬于最新題材創作範疇。被譽為“人民藝術家”的陝北說書大師韓起祥是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創作和表演的開拓者，也是極其重要的代表人物。
初創伊始，在沒有任何資料、先例和經驗可供參考的情況下，韓起祥克服了眼盲、文盲、樂盲的“三盲”困難，以常人難以想象的頑強毅力，以不斷探索、不屈不撓的精神，在1945年創作并上演了陝北說書藝術史上第一部革命曆史題材作品⸺《西北時事傳》。這部作品給人帶來了全新的印象和意外的驚喜，受到陝甘甯邊區領導、文學藝術界人士和廣大群衆的熱烈歡迎和充分肯定。這對于韓起祥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使他堅定了信心。為了能夠迅速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他找到邊區政府的文人志士請求他們的幫助。韓起祥在柯仲平、林山、王宗元、陳士雲、高敏夫等同志的幫助下，又陸續編寫出《胡匪的暴行》《打蟠龍》《戰鬥英雄劉四虎》《狼牙山五神兵》《宜川大勝利》等作品。随即他把這些作品說唱給延安周邊的群衆聽，耐心征求他們的意見，推敲琢磨，積累經驗，直到被專家同行公認為是成品之作才定稿。
這個時期的作品，内容都是真實的，創作的藝術技巧較為原始，叙述的過程略為拖沓，對典型人物的塑造比較直白，但在當時人看來，它的主題内容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衆的願望和利益，受到他們的熱烈歡迎和擁護。
值得一提的是，韓起祥和一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窮苦盲藝人們懷着對黨對人民的無比熱愛和堅定的革命信念，在沒有任何人委派的情況下，冒着生命危險，主動把這些作品帶到敵占區去演唱。表現最為勇敢的是一位叫高維旺的同志，他被國民黨匪兵抓住後嚴刑拷打，最後犧牲了生命。韓起祥也幾次遇險，都是在群衆的掩護下僥幸躲過。敵占區群衆目睹了他們的英勇事迹，在聽了他們講說的革命道理後紛紛覺醒，有一位老人說：“一個盲藝人都能看清的路，我們怎麼就看不清，國民政府胡說解放區這不行那不好，我看呀咱們這裡才是暗無天日呢。”這些群衆認清了反動統治者的猙獰面目和罪惡行徑，懂得了命運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時候，這種留有傳統創作手法烙印被稱作“新說書”的陝北說書藝術，起到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那就是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功能，受到了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贊揚，為奪取解放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40年代韓起祥表演陝北說書
20世紀50年代韓起祥表演陝北說書二、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藝術作品發展壯大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黨的各級輿論宣傳部門勇敢地承擔起了自己的責任和使命，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從事陝北說書的藝術工作者和藝人們，也發揚藝術為政治服務的優良傳統，積極行動起來，有針對性地進行革命曆史題材作品的創作和上演，宣傳教育廣大人民群衆，認清正确的革命方向，将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當時湧現出來的作品有韓起祥與林山、王宗元、陳士雲等同志合作的《大翻身記》《翻身記》《陳永德檢舉貪污犯》《女将楊妙蓮》《飲了一口長江水》等長、中、短篇作品。榆林的尚愛仁将著名詩人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改編成了陝北說書。接着，延安的王毓華将《李雙雙》改編成了陝北說書。這些作品上演後，均獲好評。
縱觀這一時期的作品，都是在過去此類作品基礎上進行了提煉提高，以達到雅俗共賞。在故事叙述方面，作品利用簡短捷說的書技，人物思想塑造上遵循了言而有情的筆調，在把握作品結構上更為嚴謹，對故事根源和人物思想的描述清晰透徹。歌頌真、善、美，鞭撻假、惡、醜，不僅技巧上有所進步，而且主題思想更為集中。如對《陳永德檢舉貪污犯》中陳永德敢于講實話、講原則，且不畏權勢、不怕報複的先進事迹給予熱情歌頌，對落後的思想給予有力批判，這在當時社會背景下難能可貴。作品的條理清楚，愛憎分明，使觀衆欣賞完作品後，政治方向明确，革命意志增強。對宣傳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文藝工作者和藝人們在創作這些作品的過程中還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為後來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的創作提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藝術作品趨向成熟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将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使我國的國民經濟從即将崩潰的邊緣轉向健康發展的陽光大道。
與此同時，一些貪圖享樂、不思進取、固步自封的不良思想困擾着人們，妨礙着社會經濟的發展，阻撓着社會的進步。一些人忘記初心，逃避責任，喪失追求，甘願堕落。還有一些人甚至走上貪污腐化的不歸路，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培養。這些現象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堅定的革命意志還要不要？艱苦奮鬥的傳統過不過時？探尋解答這些問題的答案，革命曆史題材作品的創演，無疑是一個具體有效的路徑。此時出現的作品有尚愛仁創作的《一盤臘肉》，浏陽河創作的《楊步浩進北京》，姚敏學創作的《半碗饸饹》，賀藝、曹伯植創造的《王大媽做鞋》以及筆者的拙作《一碗熱面》等。這些作品的主題思想明确，創作技巧新穎，表現形式簡單，在各個方面都有新的提高和突破。其中部分作品獲得中國曲藝牡丹創作獎、全國群星表演金獎等各級獎勵，受到廣大觀衆好評。這一階段創作上演的革命曆史題材作品已經趨向成熟。
首先，較好地解決了陝北說書傳承與革新如何協調的問題。之前，陝北說書界圍繞陝北說書形式戲曲化的問題，一直有争論。有人說，“‘陝北說書’一詞已成為人們頭腦中程式、繁瑣、保守、僵化的代名詞，要全面吸收歌、舞、戲和其他姊妹藝術的營養，發展壯大自己。”也有人說，“陝北說書是前輩藝術家留下的珍貴遺産，是成了形的，不得胡動亂改。”有些認識過于偏激，有失中肯。新近上演的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對争論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要發揚傳統陝北說書形式的個性，不應因追求戲劇化而損失陝北說書的藝術個性，這樣才能達到“繼承傳統與改革發展互相協調并有機結合”的目的。《楊步浩進北京》《王大媽做鞋》等作品的創作手法都是如此。
縱觀這一時期的作品，都是在過去此類作品基礎上進行了提煉提高，以達到雅俗共賞。在故事叙述方面，作品利用簡短捷說的書技，人物思想塑造上遵循了言而有情的筆調，在把握作品結構上更為嚴謹，對故事根源和人物思想的描述清晰透徹。
其次，創作技巧需要進一步提高。在傳統陝北說書創作的基礎上，實現了題材内容、表現技巧的新突破，完成了陝北說書創作、表演等方面的本體藝術改造，促使“舊瓶”與“新酒”更加融洽地合為一體，彰顯和拓寬了傳統陝北說書的技巧表現力，增強了陝北說書的活力，使傳統陝北說書的創作、表演及形式都向現代化的方向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具體說，新近上演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塑造革命領袖形象的作品。值得贊賞的是，作品都突破了以往領袖人物難以在陝北說書藝術中表現的難點，從而為陝北說書藝術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方向。如《一盤臘肉》《半碗饸饹》等作品，對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偉大品格進行了熱情頌揚。
第三，情感的深度揭示和體現使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獲得了蓬勃生機。以往此類藝術作品中描述的戰友情、軍民魚水情都比較概念化，沒有真正走進人物的内心世界。我們常說藝術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突出人物感情的抒發，趨向成熟的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把衆多筆墨都用在了刻畫人物感情和更深層面的精神領域。通過對人物内心的洞悉，真實反映人在特定情況下的親情、友情、愛情和革命者共有的無産階級感情。它賦予革命曆史題材作品人性和革命性的統一，人物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的統一。向現代人揭示和贊頌了革命先行者的生命價值、精神信仰以及他們的情感歸宿，将他們的個人之情升華為理想之情、革命之情。
四、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的未來之路
陝北說書是一門說唱藝術，它從問世到将來，都不可能脫離開說與唱的藝術本質。創作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也必須圍繞和遵循“說唱”這一定律，并應從說、表、學、演，到腔、調、彈、拉的設計上有新的見樹。必須特别注意選題内容要符合說唱藝術的規律要求，應精選那些主題含義深，人物性格新，故事結構巧，叙述角度奇的題材來寫。要找準人物思想矛盾的根源，事件沖突的交點，事态發展的高潮。
國家一級編劇、著名陝北文化學者曹伯植說：“陝北說書作品，寫悲，就要讓觀衆流下淚來，寫喜，也應讓觀衆捧腹大笑。”我們的悲劇作品要達到悲的效果，創作者就要使作品虛構的故事情節與真實的人物情感互補共存，使觀衆感到表現手法出乎意料之外，而人情世理卻又在情理之中，使人如臨其境，感同身受，眼淚從心中溢出。在創作喜劇過程中，要使錯位的邏輯思維與語言的诙諧幽默互融交織，用奇、特、雅、妙、真的技巧，演繹人物、故事，使觀衆看了忍俊不禁，開懷暢笑，并能從中得到啟迪、思考和感悟。
現代曲藝創作需要接地氣、弘揚正能量，要适應廣大老百姓的需求，創作革命曆史題材作品同樣如此。因為革命曆史題材作品贊頌的人，叙述的事，表達的中心思想等都與這些要求是一脈相通的。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說，文藝是這個時代的精神食糧。我們一定要努力找到創作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的新模式，新方法，力求新突破，要使革命曆史題材陝北說書作品成為新時代精神食糧中的“一鬥高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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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佳）
20世紀70年代韓起祥表演陝北說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