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背景
陳壽著《三國志》，以魏為正統，至隋唐五代時期，這一觀點雖有如習鑿齒等人的反對，但始終占據主流。伴之出現的“尊曹貶劉”的主流意識傾向也會對社會中蜀漢相關的文藝作品的出現造成一定影響，及至北宋時期依然如此。北宋時期，學者們以“功業”為标準以魏為正統，“帝魏”觀點占主流，所以《三國志》中的尊曹表現更受到關注，對魏蜀君主的評論呈現“褒曹貶劉”傾向。這是北宋居中原而與遼、夏鼎足而立的天下大勢所決定的。從宋太祖封樁以贖燕雲十六州的傳說，到宋太宗高梁河之戰，直到宋徽宗與女真結“海上之盟”，凡北宋167年間，雖有“澶淵之盟”之後“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識幹戈”的宋遼和平局面，但就北宋政權而言，收複燕雲十六州的企望從未消失。在這一總體背景下，北宋學者以“功業”作為判别正統的标準，而“魏晉禅代”，晉武帝實現三分歸于一統，依仗之重是曹魏的力量，所以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魏的成功，這一“功業”是偏居西南的蜀漢所無法比拟的，所以北宋還是以“功業”強大的曹魏為正統。而到南宋時期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靖康之變，建炎南渡，宋廷建都臨安，失去了傳統中國大一統王朝的基本盤面，在戰略上相對于金及後來的蒙元，也失去了北宋于遼的均勢。所以，南宋學者朱熹、張栻、周密等學者開始以“道德”與“名分”标準以蜀為正統，以蜀漢自況，以正統的大義号召民衆，認為劉備是漢之宗室，且仁德皆備，頗得民心，當為正統。同時南宋時期理學興起，強調道德綱常秩序，所以把篡逆的曹魏政權列為“僭僞”。所以《三國志》成為學者們非議和批評的對象，并改修《三國志》，尊蜀為正統。在這種情況下，對蜀漢集團人物形象的藝術化創作也愈發盛行，而這種創作最終溢出特定的曆史容器，成為一種到現在依然火熱的藝術狀态。
二、人物性質
藝術創作的以曆史為背景，其在反映一定現實時，也寄托了創作者（當然也有觀看者）對曆史完美狀态的美好希望。将之縮印至蜀漢一隅，我們能看到一個和諧團結的集團，在其中幾乎可以找到賢明、智慧、忠誠、勇武等所有美好的詞彙。藝術表現上整體的和諧主要以個中人物的和諧相處為基準，但兩塊完全一樣的木闆是難以縫合至一處的。所以在對蜀漢集團人物進行藝術的再創作時，創作者便會根據曆史的标簽，有意突出人物特質，使其與集團中其他人物形成和諧互補的良性互動關系。所以在重點突出劉備之賢，相對突出武侯之謀、趙雲之忠後，關羽與張飛則成了為将之勇的代表。
如《晉書》卷八十一《劉遐傳》記載，“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率壯士陷堅摧鋒，翼方比之張飛、關羽。”岑參在《東歸留題太常徐卿草堂(在蜀)》亦有“不謝古名将，吾知徐太常。年才三十馀，勇冠西南方。頃曾策匹馬，獨出持兩槍。虜騎無數來，見君不敢當。漢将小衛霍，蜀将淩關張。”的稱贊。由此可見關張二人的勇武形象是流傳很廣的。但與關羽漸漸偏向于“神勇”不同，張飛的形象則向“悍勇”或者“豪勇”的方面轉化。究其原因，是因為劉備的高貴化、武侯的聖賢化、關羽的神勇化代表了大衆的心理崇拜，而張飛形象的确立，則可以視為民衆在尋找心理上可以實際觸碰的對象。
陳壽在《三國志》中并未對張飛形貌及家世有詳細的介紹，但《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對張飛的形貌描寫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颔虎須，聲若巨雷，勢如奔馬。”這一形貌是民衆對武将形象最直觀的想象⸺上陣厮殺的武将若是貌不驚人或文弱纖細，那先天氣勢就很不足。普通市民階層在審美觀上與文人士大夫有一定的差别和不同，文人士大夫崇尚文雅秀美的外貌和斯文的談吐，而下層普通市民階層則更傾向于粗犷之美和粗俗話語。所以在正統文人陳壽眼中，張飛的長相可能确實不符合士大夫秀美的形象，因而不予記載，而黑面壯漢張飛卻正好可以迎合市民階層以俗為美的審美心理。所以豹頭環眼，燕颔虎須，也成了張飛的形象特質。
特殊的形貌加上丈八蛇矛這種特殊的武裝，共同構成了張飛武将的特質。在史籍所載的張飛“萬人敵”形象的框架下，藝人們更有進一步的藝術化處理，甚至在《三國志平話》中，藝人們賦予了張飛更為超群的武力：
張飛與呂布交戰二十合，不分勝敗。關公忿怒，縱馬輪刀，二将戰呂布。先主不忍，使雙股劍，三騎戰呂布。大敗走，西北上虎牢關。次日，呂布下關叫曰:“大眼漢出馬!”張飛大怒出馬，手持丈八神矛，睜雙圓眼，直取呂布。二馬相交，三十合不分勝敗。張飛平生好厮殺，撞着對手，又戰三十合，殺呂布絣旗掩面。張飛如神，呂布心怯，拔馬上關，堅閉不出。”
面對強勁對手，張飛怒而出馬，單戰呂布，竟殺的呂布“堅閉不出”。《三國志》記載：“飛雄壯威猛，亞于關羽”，到了元雜劇和《三國演義》中也尚需劉關張“三英戰呂布”，足見平話突破了史傳的束縛，将張飛的英勇演繹成勇冠天下的神勇形象。張飛神勇也體現在戰黃巾上。張飛一人一騎，在張表的軍中橫沖直撞，縱橫來往，無人可敵，頗有“一人足以定黃巾”的氣魄和勇猛，使張飛近乎神勇的人物形象得到深化。至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除保證張飛武力值不掉線外，對張飛如“阻水斷橋”“義釋嚴顔”等故事的描寫，進一步完善了他的藝術形象，但總的來說，還是基于其武勇的附加描寫。而對與其武力關系不大、可以彰顯張飛國士之風、儒将形象的史料，如“就宿劉巴”，則不論是在《平話》抑或是在《三國演義》中均無描寫。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張飛的正面形象在其時創作者和接受者的眼中，基本被定格為“豪勇”。而較為消極的形象，則是“豪勇”的極端表現，“暴虐”。
《三國志》記載，劉備曾告誡張飛，“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但張飛并沒有聽從，最後才有被部将刺殺之禍。而在劉備與呂布争徐州之中，《三國志》亦有“備中郎将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诳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門城内，聞将軍來東，大小踴躍，如複更生。’”由此可見，張飛的“暴虐”在史書中有某些一脈相承的特質。而在藝術表現中，這種”“暴虐”被進一步強化。如《三國志平話》中“張飛殺太守”的故事：
張飛大怒，揮拳直至段珪跟前。劉備、關公二人扯拽不住，直中唇，齒綻落，打下牙，兩個滿口流血，段珪掩口而歸……張飛道：你引我後堂中去來。婦人引張飛至後堂。張飛把婦人殺了，又把太守元峤殺了。有燈下夫人忙叫道：殺人賊！又把夫人殺訖。
《三國演義》中把劉備鞭打督郵的故事也放在了張飛身上：
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發，扯出館驿，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
總體而言，張飛的“暴虐”傾向依然還是他“豪勇”的一個方面。加上對張飛好酒的描寫，則我們可以大體勾勒出一個勇而有力，暴而少謀的形象。
三、結語
曆史人物的藝術化描寫，是創作者基于時代的特有印記，積澱凝聚了當時比較普遍的觀念意識和文化心理的創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給相應人物打上一個主“人設”的标簽。可以說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内，“豪勇”是張飛的主要特質，“長坂橋前救趙雲，吓退曹操百萬軍，姓張名飛字翼德，萬古留芳莽撞人。”是我們對他最直觀的印象。但對曆史人物的史料挖掘和合理猜想不斷，藝術創作也應當跟上這一步伐。不論是考據張飛有以漢八分所書《八濛山銘》傳世，還是就劉禅以張飛女為後進而得出張飛是個美男子的結論，這些或真或假，總歸需要史家清晰判斷，也需要文藝創作者們與時俱進地學習，進而對張飛地人物形象做進一步地藝術處理，這應是文藝工作者對待曆史的一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