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建強近照剛參加工作的那幾年，是蔡建強最願意乘坐時光穿梭機重返的歲月。那時候，是他作為住院醫生最忙碌的時光。那段日子，一家人住在筒子樓，蔡建強站在樓道裡系着圍裙炒菜，時常，剛把菜放鍋裡就被醫院的電話叫走，他忙不疊地撂下鏟子，關了火，摘了圍裙就往醫院跑……
如此敬業，即便是同行，亦不能完全理解，而蔡建強卻樂此不疲地做了30餘年。他說，醫者之心，是醫者對專業的不懈追求，又是對患者疾苦的感同身受。醫之專、醫之難、醫之疼、醫之美，構成了醫之心。
從銀針到柳葉刀
位于北京龍潭湖畔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以下簡稱腫瘤醫院），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第一家腫瘤專科醫院、亞洲地區最大的腫瘤防治研究中心。
早上8點，腫瘤醫院外科樓腹部外科一病房的患者們在病床上躺好，側起耳朵，似乎在等待着什麼。
病房門被輕輕推開，蔡建強率領的團隊，和清晨的陽光一起如約出現在他們面前。查房是醫生的必修課，幾十年來蔡建強堅持親力親為。在沒有門診和手術的日子裡，他總會親自帶隊查房。即使作為政務繁忙的副院長，他也沒有把查房工作推給别人。即使在周末，他也經常會去病房查看病人，并且要求團隊裡的醫生也要做到周末查房。
蔡建強的查房以嚴格出名，病房裡的醫生和護士，沒有不怕他查房的。因為他問得太仔細、查得太認真，發現問題後“罵”得太兇。他常說，如果一個醫生對病人不負責任，那就失去了做醫生的基本資格。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贻琦語）對于醫院也是如此。人們生病，往往願意去三甲醫院就醫，主要不是奔着醫院的硬件設備，而是奔着大樓裡的名醫而來。在腫瘤醫院，蔡建強就是衆多名醫中的一位佼佼者。
蔡建強有一雙厚實而靈巧的手，上面寫着歲月的痕迹，有清晰的老繭，也有需仔細辨認方可看出的疤痕。有些是拜常年工作所賜，有些則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1968年的冬天，6歲的蔡建強随父母下放到吉林省磐石縣的農村，這裡距離他的家鄉吉林市并不算遙遠，但是鄉村與城市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那裡的5年裡，蔡建強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每到冬天，他的膝關節就腫得厲害。而蔡建強的母親不僅患有關節炎，還有腎炎和嚴重的偏頭痛，而且經常頭痛欲裂。
15歲那年，蔡建強成了一名“小中醫”。因為媽媽的頭痛經常發作，有一位會中醫的親戚，經常來幫她針灸治療。總是麻煩大夫，媽媽心裡有一種不安。他看到這種情況，就鬥膽問大夫阿姨：“我能學針灸嗎？”盡管阿姨和媽媽都充滿了疑慮，但他還是堅定地拿起針，在自己患“關節炎”的部位開始試驗。經過一個多月，媽媽接受了兒子的請求。就這樣堅持半年多，竟把媽媽頑固的偏頭痛治好了。
“方向盤、聽診器、大馬勺。”20世紀80年代，這代表着社會上幾種讓人豔羨的工作——司機、醫生和廚師，據說這些人永遠餓不着，而且都是被人求着的。3個工作中，蔡建強可以勝任兩個——他一手拿“聽診器”，一手掂“大馬勺”。原來，在大學的5年時間，他除了醫學上日益成熟，在廚藝上也日益精湛。他利用4個假期的時間，在吉林财貿學院舉辦的假期烹調班學習廚師面點。憑借學校裡的解剖知識，蔡建強切起肉來遊刃有餘，他熟知肌纖維走向，平刀、順刀、頂刀用得很溜。
1985年，蔡建強來到腫瘤醫院。這雙揮過鐮刀、掂過大勺、揉過擀面杖、撚過針灸針的手，終于操起了柳葉刀。這之前的一切，都好像是為了讓他成為一名外科醫生而做的準備。
工作中的蔡建強與同事們西遊與東渡
中國古代的高僧玄奘和鑒真，為了求取真經、弘揚佛法，曾經西遊印度，東渡日本。在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蔡建強也曾兩次赴國外學習觀摩。為了學習外國先進的手術理念和技術，他也有過“西遊”和“東渡”的經曆。
彼時，他已經是有十年臨床經驗的外科醫生了。但是，因為海涅大學嚴格的規定，他在學習期間不能接觸病人，更不能動手做手術。在那裡，蔡建強隻能觀摩。不過這也已經讓他大開眼界。他還記得第一次看心髒移植手術的情景，“整個過程就像看天書一樣，各種管道系統雖然很複雜，但是井然有序，以前見都沒有見過。”
從德國回來後，在科室前輩的支持下，蔡建強與大家共同努力，學習和開展确保手術安全的技能，使腫瘤醫院腹部外科的腫瘤治療更加專業化，手術死亡率大大降低，手術治療腹部腫瘤技術逐漸成熟。蔡建強也逐漸樹立了自己對肝髒和消化道方面腫瘤的研究方向。
5年後，蔡建強又東渡日本，在著名的熊本大學做了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在亞洲，治療消化道腫瘤和肝髒腫瘤，日本是老大。因為水域和核輻射的問題，日本是胃癌與肝癌的高發國家，病人比較多，醫生的手術技術也比較成熟。”蔡建強說。
“醫生固然不是仙，也不是佛，但他必須得有仙和佛的心。仙和佛都是普度衆生的，這也是對醫生的要求和最高評價。”蔡建強說。在很多患者眼中，蔡建強确實就像仙和佛一樣慈悲，仿佛擁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蔡主任，在這裡我鬥膽請您允許我親切地叫您一聲‘爸爸’，是您用精湛的醫術、慈愛的仁心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家庭，是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是一位名叫小佳的女孩給蔡建強寫的信。10年前，隻有12歲的小佳突然被當地醫院診斷為患有肝癌（後經腫瘤醫院診斷為巨大肝髒腺瘤）。将女兒視為珍寶的父母立即帶着她四處求醫，輾轉省内多家醫院，然而得到的結論卻是雪上加霜。
但是，她的父母仍然沒有放棄，幾經輾轉，小佳來到了腫瘤醫院腹部外科的門診。蔡建強清晰地記得小姑娘第一次來門診的情景，“她當時很憔悴，臉色蠟黃，是典型的黃疸表現，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輕。”果不其然，小佳的巨大腺瘤位于左肝，幾乎占據了整個肝葉，有15厘米左右大小。由于腫瘤過大，壓迫了肝内的膽道，已經引起了較重的黃疸。蔡建強立即決定讓小佳住進病房，進行保肝、營養等對症治療，決定是否進行手術切除，迫在眉睫。
進行手術治療，就意味着要切除掉病竈和病竈周圍的正常肝組織，這對病人的肝功能是一種巨大的打擊。許多腫瘤巨大的患者，尤其是兒童，很有可能會因為術後的肝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因此術前的評估對于肝癌的治療至關重要。蔡建強的團隊不僅為小佳預約了腹部CT、核磁檢查，還認真地為其進行了肝儲備功能檢查。
在一沓沓檢查化驗資料前，蔡建強表情凝重，不敢有絲毫疏忽。多年的外科經曆讓蔡建強深知，對這麼小的患者進行如此大的手術，充滿了風險和挑戰。腫瘤貼近重要的血管，稍有不慎就會引起緻命的出血，這也可能是之前醫院認為難以手術的原因。蔡建強最終還是決定為小佳進行手術切除，因為這可能是小佳獲救的最後機會。
一切按部就班。在入院的第4天，小佳在全麻下接受左肝不規則切除術。肝髒不規則切除術是一種肝髒腫瘤的切除方式，采用解剖性分離的方式，切除癌症病竈及病竈周圍2厘米的正常組織，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肝髒。小佳的手術從早上8點開始，下午3點結束。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氣時，蔡建強囑咐大夫，把小佳背後的腹帶要打平整，然後把她身上的消毒液擦幹淨。原來大家都注意正面腹帶擺平了，沒有注意背面的腹帶。
“當時真是全神貫注，不敢有一點馬虎，就當時的手術條件而言，也許一不留神就會導緻整個手術的失敗，現在想想都還有些後怕。”作為助手的畢新宇醫生，對那次手術記憶猶新。
如今，10年過去了，小佳已經成了一個大姑娘，還會時常問候當年的救命恩人蔡建強及其團隊。手持手術刀的蔡建強一絲不苟在團隊與家庭之間
在腹部外科醫生們的眼裡，蔡建強頗為嚴厲，甚至不苟言笑。其實，他在生活中是個有情有義的人。每年，他都會請團隊成員和家屬一起吃飯。餐桌上，他會給每位家屬敬酒，請大家理解醫生們平日的忙碌。“這時候，所有人就像一家人一樣。”李智宇醫生說。
在羽毛球場，蔡建強還是運動健将。雖然已經50歲有餘，他與年輕小夥兒單打，可以兩個小時不下場。隻要有機會，他就會不遺餘力去救球，非常難的球也要去夠。對待打球，他也像對待工作一樣認真。因為他知道，外科醫生需要有良好的體魄才能勝任複雜的手術和應對突發事件。成功搶救一個病人有時需要十幾個小時甚至一個月。所以他帶領團隊經常在業餘時間鍛煉身體。
在蔡建強那裡，醫生們可以學到書上沒有的知識。有一次，一位患者得了腸梗阻，在别的醫院已經要做手術了，手術前來他這裡再咨詢一番。他拿起聽診器，放在患者肚子上，聽了一會兒腸鳴音，就說：“不用做手術。”他讓病人躺在床上，給病人揉了幾十分鐘的肚子，腸梗阻完全緩解，病人免于開刀之苦。像這樣，讓蔡建強給揉好的患者不計其數。年輕的醫生們都很佩服，因為這種能力不僅書上沒有教，現實當中也很少有人會了。
“每個人的發展也是團隊的發展。”張業繁醫生說，蔡建強經常鼓勵大家發表論文，監督大家學習，給每個人的發展提供機會。
“一年到頭，他在家的時間不到一半。自從當了副院長，他每個除夕都是在醫院過的。”說起蔡建強，在實驗室做研究工作的妻子包雅琳不免有些埋怨。去年，女兒從國外回來，讓他休假以便全家人一起出去旅遊。他說自己從來沒休過假，隻能利用周末時間旅遊。最終，拗不過女兒，蔡建強休息了三天，一家人出去玩兒了一趟。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包雅琳記得，去年北京最冷的那個周末，醫院的水管爆了，蔡建強連夜跑過去指揮搶修水管。“年輕的時候也這樣，哪個病人出了問題，一個電話就給叫走了。”
當生命之流走向中年的甯靜深沉，蔡建強“回歸平平常常、簡簡單單”，因為這就是真正的醫者人生。所以，與20年前的“時刻準備着”相比，“時刻在路上”更能符合中年蔡建強的心情——但“在路上”也意味着永不停歇、永無止境，也唯有如此，方能走得更遠。
（編輯·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