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1988年到1990年的兩年裡，我真正做起了北漂。
靠寫作是吃不上飯的
兩年北漂生活給我最大的啟示是：靠寫作是吃不上飯的。
我之所以信心滿滿地敢從原單位辭了出來，就是因為之前已經在工餘時間讀了很多書，而且數年裡筆耕不辍，給報紙寫了很多東西，自信養活自己是沒什麼問題的。但我是個男人，畢竟是要養家的，所以我還得努力。我每天一早起床，先去早市買菜。然後回來給老婆孩子做早點。早飯後，就送兒子去幼兒園。幼兒園很近，在一個小區裡，下樓就到。所以，耽誤不了時間。回家後，就開始埋頭寫作。
動筆前，感覺題材很多，有完全虛構的，有自己生活體驗的，等到真的一下筆，就發愣了。不好寫。所謂通俗的東西，我不屑于寫；一直喜歡的所謂高雅的，又寫不好。于是感覺郁悶，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往往是一篇東西開了個頭，一兩萬字後就寫不下去了，無奈之下隻好扔一邊了。半年下來，這樣的東西攢了十幾篇。
寫得不順，就想出去走走。北京這地方于我是人生地不熟，認識的隻有孩子他姥姥家的人。平日裡隻有孩子的大姨夫曉紅還能說得到一塊兒，于是說起此事，曉紅說：“沒事就到我家來吃個飯，喝點小酒聊聊天，談談你的寫作進展。寫作我外行，也給不出什麼好建議，随便聊聊，聊開了，興許你的思路也就清楚了。”我感覺他說得有道理，于是時不常的騎個破車往他家跑。
那時曉紅剛調入郵電學院（如今的郵電大學），家就在校園裡，過去很近，20多分鐘就騎到那裡了。曉紅中午就一個人在家，我一去，他就炒幾個菜，燙一瓶黃酒，邊喝邊聊，很是愉快。他當兵是在杭州，習慣了喝黃酒，跟我這個江南人能喝到一塊兒。一次剛到他家，他說前些日子在外面吃飯，有道菜叫它似蜜，肉炒得很嫩，味道酸甜，下酒不錯，今天要準備露一手。忙活一陣後，它似蜜一上桌，味道果然不錯。
10年後，我在《北京紀事》做編輯，那時有個欄目叫《大嘴吃八方》，專門寫北京的名店名菜。一次在鴻賓樓裡吃飯，朋友要了個它似蜜，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憶，回來後寫了篇《鴻賓樓裡它似蜜》，發在了這個欄目裡。雜志印出來，我給曉紅帶了幾本，他看後眼睛也是酸酸的，說：“你還記得這段事情啊？”我說：“當然，這是要記一輩子的！”
我這日子過了也有多半輩子了，走麥城的時候很多，也遇到了幾個很仁義的人，曉紅絕對算一個。
錢沒掙着還被坑
小說寫得不順，于是就想改改戲。
那年頭第四代電影人已經碩果累累，吳天明、黃健中等人風頭正勁，謝飛執導、姜文主演的《本命年》獲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第五代的張藝謀和陳凱歌也開始嶄露頭角。電視已經普及，電視劇片源奇缺。
我在辭職前曾經打算考中國電影藝術中心的研究生，為此買了大量電影導演、編劇類的書籍自學，結果那年該中心不招生，沒辦法才改考了新聞類的研究生。盡管沒圓這個電影夢，對影視藝術的愛好倒也持續了多年。于是也想試試影視的水有多深。
既然想寫電影劇本，題材就是個問題了。
孩子的姥爺年輕時被劃成右派，發到大興的一個農場做木工活，日子艱難不說，4個孩子的成長之路也頗為坎坷。知道這段經曆後，我就想試試寫成電影劇本。
我把這個想法跟曉紅說了，他鼓勵我：“寫吧，寫好了蠻有意思的。”于是我就開始動筆。我寫完幾段，就拿給他看。每次他都是認真看後提點自己的意見。幾個月後，劇本寫好了。我要曉紅跟我共同署名，他不同意，說他隻是看了看，提提建議，根本算不上作者。然後，他又說，他一個朋友在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當編輯，本子可以拿給那人看看，想想辦法。如果不行，可以改成電視劇。
主要的交通工具約好日子後，曉紅帶我去了電視劇制作中心，找到了那個人。那人很熱心，說先看看，至于後面怎麼運作，看後再說。
回去後我就耐心等待。一個月，兩個月……杳無音信。
一年多後，曉紅家裡人告訴我，說看到那人編劇的一部電視劇開播了，不長，10多集，故事内容跟我前一年寫成的電影劇本很相近。曉紅說，要不要去找找那人？我想了想，說，“算了吧，就當練了練筆吧。”
過不多久，我以前認識的一個出版社的哥們兒跟我說，前段時間嚴打，搞出了很多案子，他一個公檢法口的朋友手裡捏着一大堆這樣的材料，問他有沒有興趣幫着編編，掙點零花錢。報酬不高，每千字50元。
我一聽，趕緊說，好啊，我有時間，可以做這個編輯。
哥們兒從抽屜裡拿出一個大信封，抽出來，是厚厚一沓子手寫的稿件：“分你一半，兩周後交稿。”
稿子内容很雜，從嫖娼賣淫、殺人越貨到吸毒販毒，說得出的各類案犯一應俱全。我邊看邊改，不到10天，稿子就全改完了，數了數，有15萬字。哇，好幾千塊錢哦！很興奮。
稿子交到哥們兒手裡後，就等消息了。
結果又是1年。出版社的哥們兒問我：“咱們那本書出了嗎？”
我一愣：“我還想問你呢。書在你們那裡出，出沒出你不知道啊？”
他說，那書後來沒在他們那裡出，換了家出版社。以後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了。
沒多久，哥們兒告訴我：書已經出了，内容就是我們編輯的那些。
唉，連個錢毛也沒見着！
房子破，生活卻不乏歡樂終于掙着錢了
接連兩次被坑，感到很沮喪。想我一個智商、情商都不差的人，何以就淪落到這等地步？于是發奮——還是寫我的小說吧。
後來的事情說明，我在小說方面沒有一點進步，還是落到那個怪圈裡，新起了個頭，寫了2萬字後又扔一邊了。
看不到一點曙光，這讓我很惶恐，在北京一年多了，一分錢也沒掙着，也太不像話了！
正在毫無希望的當口，一個朋友又給指了條道。
這個朋友挂靠在一個協會下面弄了個體育部，專門舉辦全國性的體育賽事。之前已經搞了兩次活動，很順，今年還想接着辦。她那裡缺人，我若願意可以過去。收入不高，基本工資200元，活動辦好了有獎金。具體的工作，開始主要是跑跑腿，以後再往深裡介入。
跑腿，我想我還年輕，跑得動。還有輛舊的28飛鴿，工具是有了。這還難不倒我。
第一次是跑國家體委（現在的國家體育總局），去取一份關于這次賽事的批複文件。于是蹬上自行車一通猛騎。到了那兒，主管的副主任在開會，于是等。等了一個上午文件到手了。
朋友看了文件後說，這就差不多了。“明天你拿了這份文件去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要他們開具一份賽事的廣告批複文件。”她還囑咐道，“今天的事情恐怕不會太順利，因為沒有人幫忙通好路子，一個出口不慎，找起你茬來，就難辦了。所以要小心點，盡量少說話。明天就是五一節了，5月2号要開賽，所以一定要辦下來。否則，拿不到場地廣告許可證，贊助商在電視裡看不到他的産品廣告，事情就白瞎了，到手的錢還得退回去。”
我一聽，知道事關重大，告誡自己到時候别把事情搞砸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工商總局。
廣告處的處長年齡不大，估摸着還不到30歲。他似乎看出點什麼來，不說辦，也不說不辦，隻是說這個事情他們還要研究一下。
我頓時腦袋就大了。我知道，他這一研究，我們的賽事就甭辦了。參賽的幾個城市的隊員已經到北京了，到時候不舉行比賽，連路費都得我們出了。
我于是把這個情況說了。
處長冷冷地看了我一眼：“這個事情我說了不算，得我們司長同意才行。”
我問他，“司長在嗎？”
他看一下表，說，已經4點了，不知道在不在。明天放假，今天應該下班早。
他拿了材料，要我在過道裡等着，他去找找司長看。
不多會兒工夫，他回來了，說司長已經下班走了。
我的心一下就涼了，看來這事情是要搞砸了。
我慢慢踱到外面，想這個事情還有沒有轉機。走到傳達室，我看了一眼裡面，見牆上貼着一張紙，是局長、副局長和各司司長的電話。我靈機一動，跟傳達室的人說要打個電話。接通總機後，對方問我要找誰。我就說找某某司長，還說司長估摸下班了，請把電話直接接到司長家裡。
一會兒，電話通了，那頭有人說：我是某某。
我心中一陣狂跳，趕緊說了我們的事。
司長一聽，說，我跟小某說一下，趕緊辦了吧。
放下電話，我馬上跑到廣告處。
處長用異樣的眼光看着我，問：“你認識某某司長啊？”
我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
他用電腦打了份文件，蓋了章，說：“去财務處交手續費吧。”
我愣了一下：這麼容易啊？
兩天後，韓喬生和甯辛跟着攝像到了比賽場館，比賽開始了。
上上下下的歡樂北漂不行，隻得南下
這次事情辦好了，我那朋友覺得辦得不錯，除了200元工資外，還給了300元的獎金。她聽了我說的這個過程，知道能辦下這個廣告批文實屬不易。然後，聊天時，她說她要去美國了，問我願不願意接這個攤子。接，交兩萬塊錢，拿走；如果不想接，自然會有人接。
我聽後心裡又是哇涼哇涼的。我想我就是想接，也拿不出這麼多錢啊。
我感覺自己雖說算不上玉樹臨風，但氣質還是不錯的，跑跑外場還是可以的。若是自己挑頭支一攤子，還真難說是不是行。
我對她說：容我想想。
過了兩天，在辦公室裡，這個部門的副主任跟我聊了起來。
聽他一聊，我心裡更涼了。即便是沒有去美國這一說，這個攤子也是難以為繼了。
盡管事先我那朋友跟我說過：别聽這個副主任的。但他那些話有鼻子有眼的，讓我感覺再待下去前途無望。
我于是跟朋友說，我接不了這個攤子，也不想再幹下去了。
朋友歎口氣說，隻能這樣了。
于是，我又在家裡開始寫小說。
過了不到一個月，我妹夫打來電話，說我高中的一個同學在杭州搞了個出版項目，需要招編輯；你喜歡寫作，若沒事，可以到他那裡試試。
我一想，感覺這是個機會，試試又何妨。
沒過幾天，我收拾好行李，上了北京到杭州的列車。
就這樣，我兩年的北漂生活就結束了。
（編輯·宋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