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北京的童謠或叫兒歌（兒歌是“五四”時期歌謠運動開始後才普遍運用的名稱），回憶起北京童謠的故事，還得從我出生的年代講起。我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50年代流行最廣的民謠是：“小汽車滴滴滴，裡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紅旗，吓的美帝真着急……”至今使許多成長在五六十年代的老北京人記憶猶新，據說這也是在北京流傳最廣的民謠。每當我搜集到那一本本有關北京童謠的書，總是歡喜若狂，馬上翻開讀上兩段，感覺倍兒親切。那一句句、一行行的童謠在我腦海裡回蕩……猶記當年，夏天的樹蔭下，姥姥總是隔着我的小紅兜兜，摸着我吃飽喝足的小肚，嘴裡不停地哼着：“摩挲摩挲肚兒，開小鋪兒，又賣油來又賣醋。”“水妞兒水妞兒，先出犄角後出頭……”它們可能是我小時候最常聽的童謠了。每天晚上，姥姥哄着我和弟弟一起入睡前，常哼哼着：“拉大鋸扯大鋸，姥姥家門口唱大戲。拉閨女接女婿，小外孫子也要去。不讓他去他非得去，讓他去他不去……”唱着唱着，姥姥也坐在床邊打起了瞌睡。可即便如此，姥姥依然會一邊打着瞌睡，一邊堅持唱到我們入睡為止。
說起兒時的童謠故事，讓我記憶最深的是我家胡同裡有個傻小子，生得細脖子大腦袋，外帶前奔兒頭，胡同裡的小朋友常對着他唱：“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家打傘，他有大奔兒頭。”氣得那傻小子一個勁地跳，追着我們滿胡同地跑，可是，他越惱怒越追不着，氣得幹着急！
還有些童謠是專門用來作為跳皮筋兒的伴歌，記得在北京南城流傳最廣的是“小皮球香蕉梨，馬蘭開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每當我哼起這首童謠，心中頓時湧起濃濃的溫情。
老北京童謠中有一種屬于另類，例如：“黃毛丫頭去趕集，買個蘿蔔當鴨兒梨，咬一口齁辣的，誰讓你黃毛丫頭挑大的！”還有“數一數二數老張，老張的媳婦會打槍，槍對槍，杆兒對杆兒，不多不少十六點兒。”更有“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着喊着要媳婦兒。要媳婦兒幹嗎呀？點燈說話兒，熄燈做伴兒，明兒早晨起來梳小辮兒。”“一年級的小豆包兒，一打一蹦高兒。二年級的小地主，一打一跳舞。三年級的耍大刀，四年級的上子彈。五年級的一開槍，六年級的就滾蛋。”諸如此類的童謠。它們口口相傳，源頭不知。有人說這些另類的童謠，從文化内涵上分析沒有什麼教育意義，隻是合轍押韻、朗朗上口。但我看來，這些童謠的内容多少反映着北京的地域文化、經濟狀況和曆史傳承。例如這一首童謠：“臭豆腐臭，醬豆腐香，誰買臭豆腐多給湯。”它反映的是老北京胡同中的叫賣文化。還有：“金箍棒，燒熱炕，爺爺打鼓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鐵蠶豆，大把兒抓，娶了媳婦兒忘了媽。要媽就耍叉，耍叉就分家！”前一首反映的是說大鼓書的，後一首反映的是婆媳關系、孝道文化。再往前，追憶到解放前的抗戰時期，當時老北京孩子們抽陀螺時常常唱的兩句:“抽漢奸(即陀螺)，抽漢奸，雜和面兒賣一千。”反映日寇統治時期物價飛漲，窮苦百姓借孩童之口發洩對現實不滿的情緒。
想當年，誰學到了一首别人都不會的童謠，那份驕傲勁頭兒不得了。其實，童謠的廣泛流傳跟當時人們的文化消費有關。當年，沒有遊樂園，受經濟所限，更不可能天天逛公園。孩子們沒有更多的玩具，更沒有電視、電腦……隻能在胡同裡坐着小闆凳，玩着最“原始”的遊戲，說說童謠，跳跳皮筋兒……童謠中獨有的文字優美，至今回想起來還是那麼妙趣橫生，成為胡同裡當年小夥伴聚會的談資。
不知道如今京城現存的民謠還有多少人可以記起，可喜的是，我得知北京宣師一附小将童謠挖掘整理作為民間文學，申報了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産并得到了批準，為進一步發展和提倡現在的孩子們從小創作童謠做了件好事。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今天我回憶北京的老童謠是要讓新童謠崛起，我們的文學工作者要輔導今天的孩子們多創作富有時代感、突出新意的北京新童謠！這就是我撰寫此文的目的和初衷，溫故而知新，傳承是為了發展！要随時代脈搏反映孩子們的時代心聲。讓美好的童謠伴着孩子們度過美好的童年，讓北京的孩子們在傳唱優秀的北京童謠中健康成長。
小學生在學習北京童謠
北京某幼兒園舉辦的童謠歌舞表演（編輯·宋冰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