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被調到學校教學，不用坐班，業餘時間去法律顧問處兼職辦案——我去兼職完全是為了接觸社會，積累教學用的真實案例。經法律顧問處李律師的推介，我又謀到了一份在電大輔導班講課的新兼職。
講課都是傍晚——學員都是在職的，要等他們下班後趕來上課。這個時間上課有點“别扭”，正好是吃飯點兒。我經常是來不及吃飯，就得直接去東小栓胡同的輔導站講課。雖然有些辛苦，但一看坐在下面的學生，也都是一下班就從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趕來的，很多人也吃不上飯——有的還帶着幹糧邊吃邊記筆記，我就覺得他們比我還辛苦。記得有一名學員，每次聽課都是從清河坐郊區長途，再換幾回車趕過來，路上要花兩個半小時。每次來上課，即使要向單位請1個小時的假早退，仍然要遲到。和他們的辛苦比起來，我的那點辛苦真的不算什麼事。更何況他們來聽課都是要繳費的，而我來講課是有課酬拿的。這點勞務費雖不很豐厚，但在當時掙外快的門路奇缺的情況下，已經大大強過普通的工薪族了。
由于經常會誤了晚餐，我一般在講完課後最想做的事就是趕緊吃點什麼。那時，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放學的路上經常有騎車的學生願意和我一路騎行。他們往往借這短暫的幾十分鐘時間裡向我提問，或者繼續課堂上的讨論，我們好似一個課後學習小組。開始我還以為大家都是順路，後來才發現有的學員并不順路，甚至根本就是背道而馳，但他們為了能多學點或能解疑釋惑，甯可辛苦一些，多一些和老師探讨的時間。
他們的這種學習态度感動了我，所以，即使路邊有小食攤我也不顧，繼續和學生們交流，直到和學生們分手後才折返回來去吃。我知道，如果和學生們一起去吃，學生們一定會請我。那時我的收入比他們都高，吃他們的我于心不忍，萬萬不肯。如果反過來讓我次次請同行的五六位學生，說實話我又請不起。ＡＡ制那時不時興，即使現在我也不大習慣。為了不糾結，幹脆就不和他們去吃。
再說回晚餐吧。一般和學生分手後，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尋找吃宵夜的地方。往往是餓得等不及進到飯館就找一個街邊小攤解決了。那時節，個體經濟剛剛被允許，北京街頭有很多挑擔走街串巷叫賣的小食攤。
我最常光顧的當數江浙人的馄饨攤。這種食挑一頭是爐火，另一頭是水、馄饨及作料。挑擔人一邊串街一邊吆喝，專揀北京的胡同小巷或人流較多的車站、廣場、立交橋下等等場所。那時的小販們大多都遵守行業規範，自律性很強，我從來沒有擔心過他們提供食品的品質。關東糖
熱騰騰的馄饨這些食挑遇到有人要吃馄饨，便撿一方便處撂下挑子，将爐火引旺坐上水，一邊等水開，一邊飛快地包馄饨。水開時一碗馄饨剛剛好包完，馬上下鍋，旋即又去準備湯碗。馄饨在沸水裡翻滾折騰幾過，須臾已然煮好。小販将馄饨連同熱湯盛入事先倒好醬油、香菜、蔥花、紫菜的素白藍邊碗裡，一碗香噴噴的宵夜就被熱氣騰騰地端到了面前。小販順帶遞過盛白胡椒粉的小瓶子，由客人依照自己的偏好添加味道。小瓶子裡永遠裝着足夠的白胡椒粉，絕不會出現陳佩斯和朱時茂小品裡那種需要自帶相搶的尴尬。此時，路人即使不餓，聞到香氣也有人忍不住誘惑，停下腳步買一碗解饞。
大概正是這個緣故，挑子一旦落地，爐火一旦旺起來，小販就不急着走了。他們一邊吆喝等後續的食客，一邊手上不停地忙着些活計，包馄饨、清洗餐具、清理爐灰等等。那種自信裡透着“本人出品，必屬精品”的驕傲。
在那個年代，晚上下課後到街邊去吃馄饨挑兒上的宵夜，是我一天中最惬意放松的時光。至今我仍然非常懷念那碗馄饨，以及制作它們的那些走街串巷的食挑小販。
除了馄饨挑子，那時還有許多其他種類走街串巷的吃食小販。譬如，冬天裡賣豆腐的、年根時賣關東糖的；平日裡賣山楂糕、驢打滾年糕的、賣羊頭肉和羊雜的；夏天裡最多的是賣冰棍的——就是歌手韓紅她奶奶幹的營生，還有賣酸梅湯、桂花水的。也有不賣吃食的其他小販，譬如，賣小金魚的、賣魚蟲的；剃頭的、收破爛的、吹糖人、捏面人的等等。唯獨沒有要飯讨錢的。
那時節，沒有人懷疑這些小販的誠信，也沒有人置疑他們所販賣貨色的真假。他們賣的貨便宜又有送貨上門的便利，小販們的服務也大多熱情、周到。所以，他們一來就受到大院、胡同裡住戶的歡迎，尤其是小孩子，手裡攥着幾枚鋼镚雀躍着向前沖，驕傲地選購自己中意的小吃、玩意兒或小物件兒。
我一直以為，有這番光景的地界兒才稱得上是一座有活力的老城。
20世紀80年代末我出國了，在國外晃蕩七八年後返轉回北京，卻發現這些小販在街頭消失了。除了收廢品的，再不見合法的遊商了。偶有不安分的小販“抖機靈”，敢在胡同裡串或進大院，大多是不受歡迎地被懷疑成是宵小、飛賊之輩，難免受到戴着紅袖箍的“小腳偵緝隊”的盤查。
現在，偌大的一個北京城，再也沒有往日祥和甜俗的熱鬧、海納百川的包容光景了，對我而言，總有一種違和的生疏感。在高樓林立的“新北京”，我時時懷念當年那個有着信得過的小販們，在四九城亂串的老北京。
（編輯·張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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